第5節 南部來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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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總是騎車到民族路與西門路的交口圓環去找“老闆娘”為我們裁衣服。
老闆娘是個瘦小的寡婦，帶着一個五歲大小的孩子，位在一間陰暗狹窄的房間裡。
房間的一半是擡高的木闆，被褥和衣物整齊地疊在角落；另一半則是水泥地面，擺着縫衣機和布料。
我們帶來自己的布料，翻看老闆娘的幾本日本時裝雜志，告訴她我們要的樣式。
不管什麼時候去，老闆娘一定在，低頭縫着裙邊或釘上扣子。
一點點陽光從門口射進來，照着她看起來發育不全的柔弱的身體。
五歲的孩子倚在她腳邊玩一個她縫制的破布球。
牆上一幀男人的照片，顔色已黃。
我穿着老闆娘手縫的洋裝，去和礦冶系的男朋友約會。
約會做什麼？也不過牽着手到東甯路安靜的巷子裡來回地散步，散步到夜深。
黑暗的巷子裡如果有栀子花的香氣飄來，就使人覺得夠幸福了。
分手之後，我有了一個台大物理系的朋友，一個不曾離開過台北、不曾看過活豬走路的台北人。
他來台南看我，覺得台南有一種令人着迷的“特殊的氣質”，和我一樣。
我們一天一信地熱烈之後，輪到我去台北看他。
一到台北，奇怪，什麼都走樣了。
為什麼我不留中分的長長的直發？為什麼我不穿緊身的套頭衫？為什麼我不懂BobDylan？南北文化震撼使我們的戀愛隻維持了三個月。
我沒熟悉過搖滾樂，倒是老往勝利路上的“樂友”小店跑。
成大古典音樂社的成員自己經營一個唱片行，專賣西洋古典音樂，也在大榕樹下辦過幾次古典音樂欣賞。
靜極思動的時候，我就和登山社去爬山：大武山、南湖大山、秀姑巒、大霸尖、玉山。
山的感覺太好，它和流行時髦扯不上任何關系，隻是一派混沌自然。
我愛山的實在和單純。
實在和單純，不見得都好。
我的單純使我對國家霸權毫無懷疑。
1972年，成大學生由于組織了讀書會研究馬克思著作而被逮捕，許多學生被判二十年以上的徒刑。
我們什麼都不知道，繼續單純地讀書，單純地戀愛，單純地以為有朝一日我們有為青年要報效國家，而國家隻有一個定義，就是國民黨。
我們的單純其實是掌權者經營制造的無知。
走在世紀末的軌迹上，我已經失去為理想搖旗呐喊，為主義流血流淚的能力；我恐懼枭雄因此也戒慎英雄。
對人的社會，我隻剩下一個最低的要求：平庸的政治經理沒什麼不好，隻要他遵守并且維護自由的遊戲規則。
——《看世紀末向你走來》，1994年 1991年，成大校長室打來越洋電話告訴我，我被票選為當年成大傑出校友，邀請我回台南領獎。
放下電話，我恍惚起來。
台南，那是我少年啟蒙的地方，那是我初戀的地方，那是我人格定型使我之所以為我的地方，久違了。
可是，我有一筆未了的債：我當年的無知對那些飽受迫害的人而言是多麼不可原諒的罪責。
《新新聞》不久前才報道，還有一個礦冶系的許武華從1972年被囚禁到現在。
我拿起電話，請求《新新聞》的朋友再次查清許武華是否仍在獄中，同時給成大校長去信：隻要仍有一個學生在獄，我就無法接受這份榮譽。
回音來了，最後一名讀書會受刑人亦已自由，台灣的政治犯已成曆史。
我回到台南，向林瑞明借了輛單車，迎着風去找那叢“紅杏枝頭春意鬧”的九重葛。
九重葛沒有了。
“深知身在情長在，怅望江頭江水聲”；唉，六朝金粉都可以煙消雲散，何況一株九重葛！即使九重葛仍在，我又何從追索那逝去的年華？我回頭往榕園駛去，至少那幾株老樹還在，還在。
共同記憶的拼圖 台北人和世界各國的都會人一樣患有自戀症和自大狂。
用台北人的眼光來畫一幅台灣地圖，恐怕有百分之九十的範圍都是台北市，剩下的快掉進海裡的一點點尾巴就統統稱為“南部”，好像新竹和嘉義是一回事，好像台東和台南是同一塊。
在文化上，台北人的聲音最大，地盤最廣，發言權最多。
說是讓我們一起來玩湊“共同記憶”這個拼圖吧，怎麼台北那一塊越拼越大，布袋、雲林、台東、屏東，都快不見了。
再這麼拼下去，21世紀的人會以為台北就是台灣呢。
去年在瑞典認識了專門研究台北的台北人舒國治。
他向我發表幾天相處下來對我的觀感：“你怎麼那麼——那麼——”他抓抓頭，顯然在尋找一個不太傷人的字眼，“怎麼那麼——天真？” 我不懂他的意思，隻好不動聲色；但是當我把“烏來”說成“烏山頭”時，楊澤毫不掩飾地哈哈大笑：“你這個南部來的！”他在嘉義長大，知道烏山頭在哪裡。
我突然就明白了：“天真”這兩個字，大概就是二十五年前錢寶在黑咖啡館外想說未說的兩個宇。
是素樸，是孤獨，是不合流俗，也有點愚笨和遲鈍。
我隻是沒有想到，在浪迹天涯二十年之後，我竟然仍是一個“南部來的女孩”。
鹹鹹的海風所給予我的，留在我頭發裡。
……現代化尚未引進……國民義務教育逐漸普遍，越來越多的家庭讓孩子上中學。
漁業在衰退中，因為污染問題嚴重。
村民在讨論海灘是否可改成海水浴場吸引遊客。
漸漸地，鲲鯓漁村要進入現代了…… ——《鲲鯓》 1996年8月25日
老闆娘是個瘦小的寡婦，帶着一個五歲大小的孩子，位在一間陰暗狹窄的房間裡。
房間的一半是擡高的木闆，被褥和衣物整齊地疊在角落；另一半則是水泥地面，擺着縫衣機和布料。
我們帶來自己的布料，翻看老闆娘的幾本日本時裝雜志，告訴她我們要的樣式。
不管什麼時候去，老闆娘一定在，低頭縫着裙邊或釘上扣子。
一點點陽光從門口射進來，照着她看起來發育不全的柔弱的身體。
五歲的孩子倚在她腳邊玩一個她縫制的破布球。
牆上一幀男人的照片，顔色已黃。
我穿着老闆娘手縫的洋裝，去和礦冶系的男朋友約會。
約會做什麼？也不過牽着手到東甯路安靜的巷子裡來回地散步，散步到夜深。
黑暗的巷子裡如果有栀子花的香氣飄來，就使人覺得夠幸福了。
分手之後，我有了一個台大物理系的朋友，一個不曾離開過台北、不曾看過活豬走路的台北人。
他來台南看我，覺得台南有一種令人着迷的“特殊的氣質”，和我一樣。
我們一天一信地熱烈之後，輪到我去台北看他。
一到台北，奇怪，什麼都走樣了。
為什麼我不留中分的長長的直發？為什麼我不穿緊身的套頭衫？為什麼我不懂BobDylan？南北文化震撼使我們的戀愛隻維持了三個月。
我沒熟悉過搖滾樂，倒是老往勝利路上的“樂友”小店跑。
成大古典音樂社的成員自己經營一個唱片行，專賣西洋古典音樂，也在大榕樹下辦過幾次古典音樂欣賞。
靜極思動的時候，我就和登山社去爬山：大武山、南湖大山、秀姑巒、大霸尖、玉山。
山的感覺太好，它和流行時髦扯不上任何關系，隻是一派混沌自然。
我愛山的實在和單純。
實在和單純，不見得都好。
我的單純使我對國家霸權毫無懷疑。
1972年，成大學生由于組織了讀書會研究馬克思著作而被逮捕，許多學生被判二十年以上的徒刑。
我們什麼都不知道，繼續單純地讀書，單純地戀愛，單純地以為有朝一日我們有為青年要報效國家，而國家隻有一個定義，就是國民黨。
我們的單純其實是掌權者經營制造的無知。
走在世紀末的軌迹上，我已經失去為理想搖旗呐喊，為主義流血流淚的能力；我恐懼枭雄因此也戒慎英雄。
對人的社會，我隻剩下一個最低的要求：平庸的政治經理沒什麼不好，隻要他遵守并且維護自由的遊戲規則。
——《看世紀末向你走來》，1994年 1991年，成大校長室打來越洋電話告訴我，我被票選為當年成大傑出校友，邀請我回台南領獎。
放下電話，我恍惚起來。
台南，那是我少年啟蒙的地方，那是我初戀的地方，那是我人格定型使我之所以為我的地方，久違了。
可是，我有一筆未了的債：我當年的無知對那些飽受迫害的人而言是多麼不可原諒的罪責。
《新新聞》不久前才報道，還有一個礦冶系的許武華從1972年被囚禁到現在。
我拿起電話，請求《新新聞》的朋友再次查清許武華是否仍在獄中，同時給成大校長去信：隻要仍有一個學生在獄，我就無法接受這份榮譽。
回音來了，最後一名讀書會受刑人亦已自由，台灣的政治犯已成曆史。
我回到台南，向林瑞明借了輛單車，迎着風去找那叢“紅杏枝頭春意鬧”的九重葛。
九重葛沒有了。
“深知身在情長在，怅望江頭江水聲”；唉，六朝金粉都可以煙消雲散，何況一株九重葛！即使九重葛仍在，我又何從追索那逝去的年華？我回頭往榕園駛去，至少那幾株老樹還在，還在。
共同記憶的拼圖 台北人和世界各國的都會人一樣患有自戀症和自大狂。
用台北人的眼光來畫一幅台灣地圖，恐怕有百分之九十的範圍都是台北市，剩下的快掉進海裡的一點點尾巴就統統稱為“南部”，好像新竹和嘉義是一回事，好像台東和台南是同一塊。
在文化上，台北人的聲音最大，地盤最廣，發言權最多。
說是讓我們一起來玩湊“共同記憶”這個拼圖吧，怎麼台北那一塊越拼越大，布袋、雲林、台東、屏東，都快不見了。
再這麼拼下去，21世紀的人會以為台北就是台灣呢。
去年在瑞典認識了專門研究台北的台北人舒國治。
他向我發表幾天相處下來對我的觀感：“你怎麼那麼——那麼——”他抓抓頭，顯然在尋找一個不太傷人的字眼，“怎麼那麼——天真？” 我不懂他的意思，隻好不動聲色；但是當我把“烏來”說成“烏山頭”時，楊澤毫不掩飾地哈哈大笑：“你這個南部來的！”他在嘉義長大，知道烏山頭在哪裡。
我突然就明白了：“天真”這兩個字，大概就是二十五年前錢寶在黑咖啡館外想說未說的兩個宇。
是素樸，是孤獨，是不合流俗，也有點愚笨和遲鈍。
我隻是沒有想到，在浪迹天涯二十年之後，我竟然仍是一個“南部來的女孩”。
鹹鹹的海風所給予我的，留在我頭發裡。
……現代化尚未引進……國民義務教育逐漸普遍，越來越多的家庭讓孩子上中學。
漁業在衰退中，因為污染問題嚴重。
村民在讨論海灘是否可改成海水浴場吸引遊客。
漸漸地，鲲鯓漁村要進入現代了…… ——《鲲鯓》 1996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