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節 南部來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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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4年，“文化大革命”已近尾聲，但高層鬥争更趨激烈。
我呢，騎着一輛單車，逛到光複校區去看花開正盛的一叢九重葛，揣摩“紅杏枝頭春意鬧”的滋味。
逃課時，到榕園的老樹下躺着想心事。
晚上趕到全美戲院看場老電影，戲散後沿着民族路的夜市場推着車回家。
周末和工學院的男孩子們去虎頭碑、烏山頭、關子嶺郊遊，寒暑假參加救國團組織的各種育樂活動。
國民黨滴水不漏地掌握着大學校園；它希望我知道的事情我就知道，它不希望我知道的事情我就什麼都不知道。
成大是台南唯一的大學，我也就不可能從其他的校園聽到任何耳語。
在校内參加社團倒是被鼓勵的。
我和土木系的賴世聲組織英語會話組，每星期請一些美軍太太來校園裡和學生以英語交談。
我們騎車到老遠的大同路底去揿人家的門鈴。
次數多了，我也厭了，便借故不去。
有一天，賴世聲就跑到育樂街住處闆着臉孔教訓我：“你的責任感呢？這一點都承受不了，将來能為國家做什麼大事？” 他稚氣卻認真的臉孔至今在我腦海中。
那是台灣的70年代；我們都是十八歲，我們都讀蔣夢麟的《西潮》、羅家倫的《新人生觀》、蔣廷黻的《青年的力量》、胡适之的《丁在君這個人》。
……青年們，你們的苦悶，豈不是因為你們感覺自己的力量不夠？你們的企圖很多，你們要為自己找光明的前途，同時你們要為民族國家打開一條向上的路……我勸你們先從培養自己的力量下手。
——蔣廷黻《青年的力量》 我們不知道除了蔣夢麟等人之外還有我們讀不到的陳獨秀、翟秋白、李大钊，甚至魯迅和沈從文，但是我們那麼深信不疑：今天在大學裡所有的知識累積和人格鍛煉都是一種準備，讓我們有一天能頂天立地地為民族付出，為國家奉獻。
立在20世紀末回顧70年代的校園，才發現我們這一代如何深受“五四”青年的直接影響，而70年代的理想主義又如何直接塑造了90年代的台灣社會。
這一個世紀的足迹竟然如此清晰地一脈相傳。
我勉為其難地又跨上單車，一步一步踩到大同路底。
台南美國新聞處招考十名英語特優的大學生，由處長親自指導讀書讨論會。
賴和我都考上了。
上課第一天，世聲竟然以質問的口吻問處長：“你開這個讨論會有什麼意圖？” 美國人愣住了，我更是驚詫。
台南美新處在半年前，1970年1月，被炸，謝聰敏、魏廷朝、李敖以涉嫌罪名被捕，我一無所知。
美新處這個機構在國際政治上的意義，台灣與美國的關系，帝國主義與依賴理論，我毫無概念，當然無從理解賴對處長的敵意和疑慮。
他畢竟是“中華民國”‘參謀總長”的兒子，他畢竟是台北人。
留學生為什麼一出國就“變”？因為在一個言論受到操縱控制的社會裡，選民的知識就像飼料管中灌輸下來的豬食，是強喂的，而且隻有那麼一種。
——《野火集》，1985年 二十年後，麻省理工學院的土木博士賴世聲成為台北市“捷運局長”。
媒體說他是受益于父蔭才得到高職，我知道他不是；他從十八歲就開始為國家鍛煉自己。
“捷運”沉疴難起，賴世聲黯然下台。
媒體說他涉嫌貪渎，在瑞士有巨款。
打死我也不相信。
孔子說，觀人要觀他的眸子，我想，看人要看他的少年時。
我們騎車經過大學路、勝利路，駛過合歡和風凰木的影子，心裡的念頭像迎面的清風一樣幹淨。
主持私人書院的王鎮華如此，編輯《天下》雜志的殷允芃如此，研究賴和的林瑞明亦如是。
成功大學的孤立，使它保守内向，但也由于它的孤立，它的素樸本質就不受流行時尚的影響，有點“相忘于江湖”的純粹。
自己和台北人有所不同，我還是慢慢發覺的。
大一那年第一次上台北。
哥哥的同學一個叫錢寶的說是要讓我認識台北文化，把我帶到一個黑漆漆的咖啡館裡，裡頭全是見不到人的高椅背。
我昏天黑地地摸索進去，隻覺得不停地踩到錯縱的人腿，差點絆倒。
我怎麼表現不記得了，隻記得出了咖啡館又站在陽光下時，即将全家移民美國的錢寶用一種既是同情又是惋惜的眼光看着我，說：“唉，你們台南的女孩子怎麼那麼——” 他沒把話說完，但我模糊地意識到台北的女孩子大概是不一樣的；至少不會在黑咖啡館裡絆人家的腿。
暑期到台北參加一個什麼研習會，和一個台北人同寝室。
早上起床後，我在十五分鐘之内漱洗完畢，她卻在鏡前足足坐上一個小時。
保養品化妝品的瓶瓶罐罐擺滿小桌，她一道一道手續進行護膚，一會兒是水，一會兒是霜，一會兒是膏。
然後要卷睫毛、畫眼線、塗眼膏……我看傻了。
台南一定也有注重修飾的女孩子，台北一定也有漱洗隻要十五分鐘的女孩子，但那是我第一次看見這樣的人，而且是個台北人。
當她将一張畫好的臉孔轉向我時，我幾乎以為我們是兩個國家的人。
在晚上的舞會裡，我的室友穿着緊身的套頭衫、窄小的迷你裙，配上高筒的靴子；舞動時中分的直發飛揚起來，哎，真是漂亮極了。
我坐在角落裡，心想，在她的眼中，我該是怎麼落後的南部人啊。
我當然也穿牛仔褲的，但與名牌無關。
我們三兩個好朋
我呢，騎着一輛單車，逛到光複校區去看花開正盛的一叢九重葛，揣摩“紅杏枝頭春意鬧”的滋味。
逃課時，到榕園的老樹下躺着想心事。
晚上趕到全美戲院看場老電影，戲散後沿着民族路的夜市場推着車回家。
周末和工學院的男孩子們去虎頭碑、烏山頭、關子嶺郊遊，寒暑假參加救國團組織的各種育樂活動。
國民黨滴水不漏地掌握着大學校園；它希望我知道的事情我就知道，它不希望我知道的事情我就什麼都不知道。
成大是台南唯一的大學，我也就不可能從其他的校園聽到任何耳語。
在校内參加社團倒是被鼓勵的。
我和土木系的賴世聲組織英語會話組，每星期請一些美軍太太來校園裡和學生以英語交談。
我們騎車到老遠的大同路底去揿人家的門鈴。
次數多了，我也厭了，便借故不去。
有一天，賴世聲就跑到育樂街住處闆着臉孔教訓我：“你的責任感呢？這一點都承受不了，将來能為國家做什麼大事？” 他稚氣卻認真的臉孔至今在我腦海中。
那是台灣的70年代；我們都是十八歲，我們都讀蔣夢麟的《西潮》、羅家倫的《新人生觀》、蔣廷黻的《青年的力量》、胡适之的《丁在君這個人》。
……青年們，你們的苦悶，豈不是因為你們感覺自己的力量不夠？你們的企圖很多，你們要為自己找光明的前途，同時你們要為民族國家打開一條向上的路……我勸你們先從培養自己的力量下手。
——蔣廷黻《青年的力量》 我們不知道除了蔣夢麟等人之外還有我們讀不到的陳獨秀、翟秋白、李大钊，甚至魯迅和沈從文，但是我們那麼深信不疑：今天在大學裡所有的知識累積和人格鍛煉都是一種準備，讓我們有一天能頂天立地地為民族付出，為國家奉獻。
立在20世紀末回顧70年代的校園，才發現我們這一代如何深受“五四”青年的直接影響，而70年代的理想主義又如何直接塑造了90年代的台灣社會。
這一個世紀的足迹竟然如此清晰地一脈相傳。
我勉為其難地又跨上單車，一步一步踩到大同路底。
台南美國新聞處招考十名英語特優的大學生，由處長親自指導讀書讨論會。
賴和我都考上了。
上課第一天，世聲竟然以質問的口吻問處長：“你開這個讨論會有什麼意圖？” 美國人愣住了，我更是驚詫。
台南美新處在半年前，1970年1月，被炸，謝聰敏、魏廷朝、李敖以涉嫌罪名被捕，我一無所知。
美新處這個機構在國際政治上的意義，台灣與美國的關系，帝國主義與依賴理論，我毫無概念，當然無從理解賴對處長的敵意和疑慮。
他畢竟是“中華民國”‘參謀總長”的兒子，他畢竟是台北人。
留學生為什麼一出國就“變”？因為在一個言論受到操縱控制的社會裡，選民的知識就像飼料管中灌輸下來的豬食，是強喂的，而且隻有那麼一種。
——《野火集》，1985年 二十年後，麻省理工學院的土木博士賴世聲成為台北市“捷運局長”。
媒體說他是受益于父蔭才得到高職，我知道他不是；他從十八歲就開始為國家鍛煉自己。
“捷運”沉疴難起，賴世聲黯然下台。
媒體說他涉嫌貪渎，在瑞士有巨款。
打死我也不相信。
孔子說，觀人要觀他的眸子，我想，看人要看他的少年時。
我們騎車經過大學路、勝利路，駛過合歡和風凰木的影子，心裡的念頭像迎面的清風一樣幹淨。
主持私人書院的王鎮華如此，編輯《天下》雜志的殷允芃如此，研究賴和的林瑞明亦如是。
成功大學的孤立，使它保守内向，但也由于它的孤立，它的素樸本質就不受流行時尚的影響，有點“相忘于江湖”的純粹。
自己和台北人有所不同，我還是慢慢發覺的。
大一那年第一次上台北。
哥哥的同學一個叫錢寶的說是要讓我認識台北文化，把我帶到一個黑漆漆的咖啡館裡，裡頭全是見不到人的高椅背。
我昏天黑地地摸索進去，隻覺得不停地踩到錯縱的人腿，差點絆倒。
我怎麼表現不記得了，隻記得出了咖啡館又站在陽光下時，即将全家移民美國的錢寶用一種既是同情又是惋惜的眼光看着我，說：“唉，你們台南的女孩子怎麼那麼——” 他沒把話說完，但我模糊地意識到台北的女孩子大概是不一樣的；至少不會在黑咖啡館裡絆人家的腿。
暑期到台北參加一個什麼研習會，和一個台北人同寝室。
早上起床後，我在十五分鐘之内漱洗完畢，她卻在鏡前足足坐上一個小時。
保養品化妝品的瓶瓶罐罐擺滿小桌，她一道一道手續進行護膚，一會兒是水，一會兒是霜，一會兒是膏。
然後要卷睫毛、畫眼線、塗眼膏……我看傻了。
台南一定也有注重修飾的女孩子，台北一定也有漱洗隻要十五分鐘的女孩子，但那是我第一次看見這樣的人，而且是個台北人。
當她将一張畫好的臉孔轉向我時，我幾乎以為我們是兩個國家的人。
在晚上的舞會裡，我的室友穿着緊身的套頭衫、窄小的迷你裙，配上高筒的靴子；舞動時中分的直發飛揚起來，哎，真是漂亮極了。
我坐在角落裡，心想，在她的眼中，我該是怎麼落後的南部人啊。
我當然也穿牛仔褲的，但與名牌無關。
我們三兩個好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