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節 南部來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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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遜著，1996年
在柏林，二十歲不到的西德青年杜恩加入了一個救援東德逃亡者的地下組織，潛入東柏林。
他和同夥在一棟房子的地下室裡挖地道。
快挖通的時候，公安來了。
那是1967年9月，杜恩在東柏林的監獄裡坐了一年半的牢。
十五年之後，他是德利銀行派駐台北的分行代表。
1967年9月，我穿着白衣黑裙，坐在台南女中的禮堂裡，兩手平放膝上，聽女校長諄諄告誡要如何做一個端莊娴靜、彬彬有禮的“淑女”。
我其實已經是一個“淑女”。
我不交男朋友，男孩子表達愛慕的信寄到學校裡會被老師拆開、大聲朗讀、公開羞辱。
我最驚心動魄的“愛情”是在十六歲那年接受了一個十七歲的茄萣少年送來的一隻黑貓，貓脖子上有一張小卡片：“讓這隻貓替我陪着你。
”到今天我仍認為那是我所受過的最美麗的禮物。
十七歲的少年後來也離開了茄萣，成為台北大醫院的精神科大夫。
我循規蹈矩，頭發不敢長過耳垂。
一個天生卷發的女生被老師譏笑為“愛漂亮”，她第二天剃了個大光頭來上課。
我沒有她的勇敢。
我不偷偷抽煙，表示叛逆，因為我嫌煙味難聞。
我不懂什麼叫搖滾樂，因為，嗯，四健會隻教了我跳土風舞。
我不嚼口香糖、不喝可口可樂、不穿有跟的鞋子緊身的衣服，不認識一個去過美國的人或者一個在美國有朋友的人；我說話不夾帶剛剛學來的英語、不聳肩表示“無所謂”，不揚眉毛表示“不敢苟同”，不聽到音樂而搖擺身體……當然，不怎麼會跳舞。
兒童少有玩具，即使有，多半是自己做的。
譬如風筝極普遍，但我沒見過買的風筝：都是自己用舊報紙和細竹枝糊成的。
我也不曾見女孩子玩娃娃，雖然我們美國孩子玩的娃娃都是台灣制的。
以樹枝或細棍打腳是最常見的對孩子的懲罰。
打臉或頭則是嚴重的。
另一個懲罰方式是恐吓要把孩子送給别人收養。
自從我在村子裡出現之後，鮑始的父母罵小孩時會說：“把你送到美國去！”顯然是個非常可怕的懲罰，因為小孩反應很激烈。
———《鲲鯓》 但是，我總會做什麼吧？是的，我和同學談方旗和餘光中的現代詩、林懷民的小說、新潮文庫的翻譯書。
我們讀羅素、卡夫卡、王尚義。
我們編《南女青年》，在上面寫一些半生不熟的、假兮兮的談齊克果和存在主義的文章。
下課時，我躺在校園裡的椰子樹下看天空裡白雲的浮動。
放學後，我們到延平郡王祠去散步，看看鄭成功手植的那株老梅樹。
真正要回家時，我就到中正路上去搭車。
總要穿過孔子廟，總要從“全台首學”的橫匾下經過，也總要對廟門内那幾株覆蓋亭亭的大樹看上幾眼。
在中正路的五福特産行門口等車。
路的中線有欄杆擋着，不讓行人穿越馬路。
我無意識地望着流過的車水馬龍，突然吃了一驚，趕忙将發現告訴身邊的朋友：“你看奇妙不奇妙，從我們眼前過去的車子全部都是一個方向。
”我指向右邊。
朋友看看車，看看我，半晌，說，“如果我們換到對面去站，所有那邊的車子也是一個方向。
”她也伸出右手。
過了好一會兒，她實在忍不住，問道：“你，今天才發現？” 在五福特産行裡我平生第一次見到一個黑人。
他坐在門邊端看一個中國布偶。
引我注意的是他頭上的帽子，挺奇怪的帽子，由一圈一圈鬈曲如羊毛的黑絨線織成，緊緊箍着他的頭，我悄悄在他背後用手碰了下那頂帽子，吓，那竟是黑人的頭發！ 回家的時間越來越晚，聯考的時間越來越近。
我除了讀書之外，還是讀書；三民主義和地理曆史讀得我受不了的時候，就讀《卡拉馬佐夫兄弟們》和赫塞的《流浪者之歌》。
什麼書都讀不下去的時候，就寫日記。
1968年，當布拉格的年輕人被蘇聯的坦克車驅趕的時候，我趴在床上寫字：“……這種蒼白的生活令我窒息。
十七歲的日子不應該是這樣的吧？整個靈魂是空的，輕得教人難以承受……” 當然，我不清楚布拉格在哪裡，沒聽說過“布拉格的春天”，不知道有蘇聯坦克，更沒夢想過昆德拉。
我隻是披衣而起，從後門走到茄萣海灘，坐在黑暗的沙灘上抱着腿掉眼淚。
970年夏 台南，明鄭時的首都，在20世紀初逐漸失去其政治地位，但一直是成長型都市；包括近郊之漁村及農村，共有三十萬人口。
沿海一帶因土質過鹹，除番薯外無法耕植，故形成漁塘作業。
台南氣候屬亞熱帶，冬季氣溫在華氏五十四至七十七度間，夏季平均溫度為華氏八十二度。
夏季并不酷熱，因有海風、台風及夏雨所緻。
——《鲲鯓》 1970年的夏天，我以為我要到台北去了，因為多數的大學都在台北。
聯考一放榜，我竟是成功大學的學生。
聯考志願表上依序填的是台大、師大、政大和成大的外文系，所以成大是第四志願。
我的英文考了九十多分，數學卻隻有十分，第四志願也算公平吧。
我離開了茄萣，在台南賃屋而居。
1970年，保釣運動開始，台獨聯盟在紐約成立總部。
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
1972年，“中華民國”與日本斷交，台大哲學系事件、成大讀書會事件發生，1973年，越戰使美國越陷越深，已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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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同夥在一棟房子的地下室裡挖地道。
快挖通的時候，公安來了。
那是1967年9月，杜恩在東柏林的監獄裡坐了一年半的牢。
十五年之後，他是德利銀行派駐台北的分行代表。
1967年9月，我穿着白衣黑裙，坐在台南女中的禮堂裡，兩手平放膝上，聽女校長諄諄告誡要如何做一個端莊娴靜、彬彬有禮的“淑女”。
我其實已經是一個“淑女”。
我不交男朋友，男孩子表達愛慕的信寄到學校裡會被老師拆開、大聲朗讀、公開羞辱。
我最驚心動魄的“愛情”是在十六歲那年接受了一個十七歲的茄萣少年送來的一隻黑貓，貓脖子上有一張小卡片：“讓這隻貓替我陪着你。
”到今天我仍認為那是我所受過的最美麗的禮物。
十七歲的少年後來也離開了茄萣，成為台北大醫院的精神科大夫。
我循規蹈矩，頭發不敢長過耳垂。
一個天生卷發的女生被老師譏笑為“愛漂亮”，她第二天剃了個大光頭來上課。
我沒有她的勇敢。
我不偷偷抽煙，表示叛逆，因為我嫌煙味難聞。
我不懂什麼叫搖滾樂，因為，嗯，四健會隻教了我跳土風舞。
我不嚼口香糖、不喝可口可樂、不穿有跟的鞋子緊身的衣服，不認識一個去過美國的人或者一個在美國有朋友的人；我說話不夾帶剛剛學來的英語、不聳肩表示“無所謂”，不揚眉毛表示“不敢苟同”，不聽到音樂而搖擺身體……當然，不怎麼會跳舞。
兒童少有玩具，即使有，多半是自己做的。
譬如風筝極普遍，但我沒見過買的風筝：都是自己用舊報紙和細竹枝糊成的。
我也不曾見女孩子玩娃娃，雖然我們美國孩子玩的娃娃都是台灣制的。
以樹枝或細棍打腳是最常見的對孩子的懲罰。
打臉或頭則是嚴重的。
另一個懲罰方式是恐吓要把孩子送給别人收養。
自從我在村子裡出現之後，鮑始的父母罵小孩時會說：“把你送到美國去！”顯然是個非常可怕的懲罰，因為小孩反應很激烈。
———《鲲鯓》 但是，我總會做什麼吧？是的，我和同學談方旗和餘光中的現代詩、林懷民的小說、新潮文庫的翻譯書。
我們讀羅素、卡夫卡、王尚義。
我們編《南女青年》，在上面寫一些半生不熟的、假兮兮的談齊克果和存在主義的文章。
下課時，我躺在校園裡的椰子樹下看天空裡白雲的浮動。
放學後，我們到延平郡王祠去散步，看看鄭成功手植的那株老梅樹。
真正要回家時，我就到中正路上去搭車。
總要穿過孔子廟，總要從“全台首學”的橫匾下經過，也總要對廟門内那幾株覆蓋亭亭的大樹看上幾眼。
在中正路的五福特産行門口等車。
路的中線有欄杆擋着，不讓行人穿越馬路。
我無意識地望着流過的車水馬龍，突然吃了一驚，趕忙将發現告訴身邊的朋友：“你看奇妙不奇妙，從我們眼前過去的車子全部都是一個方向。
”我指向右邊。
朋友看看車，看看我，半晌，說，“如果我們換到對面去站，所有那邊的車子也是一個方向。
”她也伸出右手。
過了好一會兒，她實在忍不住，問道：“你，今天才發現？” 在五福特産行裡我平生第一次見到一個黑人。
他坐在門邊端看一個中國布偶。
引我注意的是他頭上的帽子，挺奇怪的帽子，由一圈一圈鬈曲如羊毛的黑絨線織成，緊緊箍着他的頭，我悄悄在他背後用手碰了下那頂帽子，吓，那竟是黑人的頭發！ 回家的時間越來越晚，聯考的時間越來越近。
我除了讀書之外，還是讀書；三民主義和地理曆史讀得我受不了的時候，就讀《卡拉馬佐夫兄弟們》和赫塞的《流浪者之歌》。
什麼書都讀不下去的時候，就寫日記。
1968年，當布拉格的年輕人被蘇聯的坦克車驅趕的時候，我趴在床上寫字：“……這種蒼白的生活令我窒息。
十七歲的日子不應該是這樣的吧？整個靈魂是空的，輕得教人難以承受……” 當然，我不清楚布拉格在哪裡，沒聽說過“布拉格的春天”，不知道有蘇聯坦克，更沒夢想過昆德拉。
我隻是披衣而起，從後門走到茄萣海灘，坐在黑暗的沙灘上抱着腿掉眼淚。
970年夏 台南，明鄭時的首都，在20世紀初逐漸失去其政治地位，但一直是成長型都市；包括近郊之漁村及農村，共有三十萬人口。
沿海一帶因土質過鹹，除番薯外無法耕植，故形成漁塘作業。
台南氣候屬亞熱帶，冬季氣溫在華氏五十四至七十七度間，夏季平均溫度為華氏八十二度。
夏季并不酷熱，因有海風、台風及夏雨所緻。
——《鲲鯓》 1970年的夏天，我以為我要到台北去了，因為多數的大學都在台北。
聯考一放榜，我竟是成功大學的學生。
聯考志願表上依序填的是台大、師大、政大和成大的外文系，所以成大是第四志願。
我的英文考了九十多分，數學卻隻有十分，第四志願也算公平吧。
我離開了茄萣，在台南賃屋而居。
1970年，保釣運動開始，台獨聯盟在紐約成立總部。
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
1972年，“中華民國”與日本斷交，台大哲學系事件、成大讀書會事件發生，1973年，越戰使美國越陷越深，已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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