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節 南部來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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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風細雨中，想到這一代知識青年的使命，一股孤獨之感湧上心頭，久久不去。
台南的夥伴們都好嗎？我們一個個走上自己選擇的路，希望最後大家都能碰頭，為真理而再度結合在一起。
——成功大學西格瑪社通訊，1974年 我們是誰？ 90年代的台灣人，在掙脫殖民和半殖民的種種束縛之後，開始認真地思索“我們是誰”這個根本問題。
可是曆史有那麼多重的迷霧，政治有那麼多層的陷阱，誰也把握不住所謂真相。
幸好一個族群有他們共同的記憶；共同的記憶像一泓湖水，撥開水面上的落葉，就可以看見自己的臉孔。
兩年前，台北的菁英們在《人間》副刊上談台灣的70年代。
楊澤說，那是“蓄長發、穿牛仔褲、綠色美軍外套的年代。
那也是年輕人追求自由、開始在外頭租房子同居、年輕人普遍聽美國民歌、搖滾樂的年代”。
舒國治這個70年代的大學生可以在中午打四圈麻将，晚上趕到美國學校去看一場布紐爾的電影，然後逛街逛到淩晨。
陳傳興早上一醒來就按下收音機聽美軍電台。
蕭蔓到晴光市場買進口的Lee脾牛仔褲，“那時候，誰敢要我穿一條台灣自己做的雜牌牛仔褲，得先殺了我。
”她戴着耳機聽美國搖滾樂，一天喝兩大瓶可口可樂。
都是與我年齡相仿的人，可是不對呀，我的70年代完全不是這樣的，他們在說什麼呀？ 撥開共同記憶的蕪枝雜葉，在漣漪微皺的湖面上，我想，我看見南北不同的記憶版本。
966年8月 1966年8月。
中國大陸的紅衛兵在街上打砸抄燒，高喊“紅色恐怖萬歲”。
十四五歲的中學生包圍着機關大樓，準備把政府要員拖出來毆打。
1966年8月，十四歲的我從多山的苑裡來到濱海的茄萣。
不到兩萬人口的茄萣隻有一條長長的街，沒有路燈。
夏夜，人們卷起褲腳坐在屋前闆凳上乘涼；沒有車輛，笑聲和語音清澈地響在街頭。
我和兄弟們推着單車上街，騎騎走走。
海風襲來，挾着濃重的鹹腥昧，空地上晾着幹魚和鲨魚翅。
車輪在昏暗裡撞上了一團軟軟的東西，使我跳下來。
是一隻肥大的黑毛母豬閑适地躺在路中心。
幾隻豬仔倚在它懷裡吮着奶，稍大的幾隻在一旁撞來撞去，晃着細細的尾巴。
三三兩兩的土黃狗也在散步，時不時低吠幾聲。
害怕再撞上喂奶的豬，我們推着車走，到了海灘。
漁船歇在沙灘上，漁網攤開來晾着。
月亮自雲後出來，突然照亮了粼粼的海水。
我今年十四歲，我明天要參加台南市的插班考試。
在同一個時候，一個年輕的美國人類學者來到離茄萣不遠的漁村鲲鯓，住進了民宅，開始作她長達一年半的田野調查。
她記錄了我的生活環境。
居民以捕魚為業，但大部分家庭也經營各種副業。
漁家捕魚所得大約每月六百元新台币（四十元新台币等于一美元）。
但漁民亦養豬或種植番薯，以補貼家用。
年輕人多不願繼承父業，而甯可到台南工廠做工。
蛤成熟時，大批婦女及兒童被雇用剝蛤殼。
剝好一磅重的蛤可得工資五毛錢。
動作快的婦人一天可賺十元，對家計補貼極大。
——《鲲鯓》，NormaDiamond，1969年 我考上了台南市立中學。
鄰居們說，那是台南市最好的初中。
“但是，”嘴裡閃着金牙的“闊嘴”的老婆說，“何必讓女孩子讀書？再讀将來也要嫁人，還不如到工廠做工，賺錢好買嫁妝。
”闊嘴嬸的女兒在台南紡織廠幹活，每賺一筆錢就打一個黃金手镯；星期天在家的時候，她将手镯全部戴上，一圈又一圈的，丁當作響。
闊嘴嬸自己則蹲在地上剝蛤，即使戴着橡皮手套，她的手上仍是血痕累累的。
我開始了通學生涯。
天還蒙蒙未亮，已經背着沉沉的書包立在派出所對面等候台南客運。
茄萣是起點站，所以往往還有坐位。
一車子的中學生，也不知吃了早飯沒有，都在埋頭看書。
車裡的燈昏暗不明，車身震動不停，學生個個戴着近視眼鏡。
到了白沙，學生開始擠着站着，但是連站着的學生也在看書——一手緊抓着頭上的扶手，一手緊掐着書，多半是英文課本，在背生字。
車子經過二層行溪畔的灣裡。
溪岸上總有什麼東西在悶燒，一卷一卷的黑煙白煙挾着刺鼻的辛味。
不知道是誰在燒，不知道是燒什麼，也不知道是什麼氣味，也沒人問。
我們都習慣了。
如果搭高雄客運線，我們會經過湖内、太爺、車路、仁德。
哪一個村子不發出一種奇怪的辛辣的化學臭味？我們從口袋裡掏出手帕，遮住鼻孔，車子一會兒就駛過去了。
經過郊區，我聞到刺鼻的化學品燃燒的味道。
走近海灘，看見工廠的廢料大股大股地流進海裡，把海水染成一種奇異的顔色；灣裡的小商人焚燒電纜，使灣裡生出許多缺少腦子的嬰兒……你又為什麼不生氣呢？ ——《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1984年11月 過了灣裡，視野就開闊起來。
天也亮了，我把書本合起，歡喜地看窗外的水塘風光。
水塘一望無際，波光映着天色。
不時會瞥見一尾肥魚躍出水面，又“潑刺”一聲摔進水裡。
清晨的水面上還飄着一絲薄薄的白霧，有一隻鹭鸶飛起。
水塘主要養殖鲢魚和草魚。
草魚不能在塘内繁殖，故
台南的夥伴們都好嗎？我們一個個走上自己選擇的路，希望最後大家都能碰頭，為真理而再度結合在一起。
——成功大學西格瑪社通訊，1974年 我們是誰？ 90年代的台灣人，在掙脫殖民和半殖民的種種束縛之後，開始認真地思索“我們是誰”這個根本問題。
可是曆史有那麼多重的迷霧，政治有那麼多層的陷阱，誰也把握不住所謂真相。
幸好一個族群有他們共同的記憶；共同的記憶像一泓湖水，撥開水面上的落葉，就可以看見自己的臉孔。
兩年前，台北的菁英們在《人間》副刊上談台灣的70年代。
楊澤說，那是“蓄長發、穿牛仔褲、綠色美軍外套的年代。
那也是年輕人追求自由、開始在外頭租房子同居、年輕人普遍聽美國民歌、搖滾樂的年代”。
舒國治這個70年代的大學生可以在中午打四圈麻将，晚上趕到美國學校去看一場布紐爾的電影，然後逛街逛到淩晨。
陳傳興早上一醒來就按下收音機聽美軍電台。
蕭蔓到晴光市場買進口的Lee脾牛仔褲，“那時候，誰敢要我穿一條台灣自己做的雜牌牛仔褲，得先殺了我。
”她戴着耳機聽美國搖滾樂，一天喝兩大瓶可口可樂。
都是與我年齡相仿的人，可是不對呀，我的70年代完全不是這樣的，他們在說什麼呀？ 撥開共同記憶的蕪枝雜葉，在漣漪微皺的湖面上，我想，我看見南北不同的記憶版本。
966年8月 1966年8月。
中國大陸的紅衛兵在街上打砸抄燒，高喊“紅色恐怖萬歲”。
十四五歲的中學生包圍着機關大樓，準備把政府要員拖出來毆打。
1966年8月，十四歲的我從多山的苑裡來到濱海的茄萣。
不到兩萬人口的茄萣隻有一條長長的街，沒有路燈。
夏夜，人們卷起褲腳坐在屋前闆凳上乘涼；沒有車輛，笑聲和語音清澈地響在街頭。
我和兄弟們推着單車上街，騎騎走走。
海風襲來，挾着濃重的鹹腥昧，空地上晾着幹魚和鲨魚翅。
車輪在昏暗裡撞上了一團軟軟的東西，使我跳下來。
是一隻肥大的黑毛母豬閑适地躺在路中心。
幾隻豬仔倚在它懷裡吮着奶，稍大的幾隻在一旁撞來撞去，晃着細細的尾巴。
三三兩兩的土黃狗也在散步，時不時低吠幾聲。
害怕再撞上喂奶的豬，我們推着車走，到了海灘。
漁船歇在沙灘上，漁網攤開來晾着。
月亮自雲後出來，突然照亮了粼粼的海水。
我今年十四歲，我明天要參加台南市的插班考試。
在同一個時候，一個年輕的美國人類學者來到離茄萣不遠的漁村鲲鯓，住進了民宅，開始作她長達一年半的田野調查。
她記錄了我的生活環境。
居民以捕魚為業，但大部分家庭也經營各種副業。
漁家捕魚所得大約每月六百元新台币（四十元新台币等于一美元）。
但漁民亦養豬或種植番薯，以補貼家用。
年輕人多不願繼承父業，而甯可到台南工廠做工。
蛤成熟時，大批婦女及兒童被雇用剝蛤殼。
剝好一磅重的蛤可得工資五毛錢。
動作快的婦人一天可賺十元，對家計補貼極大。
——《鲲鯓》，NormaDiamond，1969年 我考上了台南市立中學。
鄰居們說，那是台南市最好的初中。
“但是，”嘴裡閃着金牙的“闊嘴”的老婆說，“何必讓女孩子讀書？再讀将來也要嫁人，還不如到工廠做工，賺錢好買嫁妝。
”闊嘴嬸的女兒在台南紡織廠幹活，每賺一筆錢就打一個黃金手镯；星期天在家的時候，她将手镯全部戴上，一圈又一圈的，丁當作響。
闊嘴嬸自己則蹲在地上剝蛤，即使戴着橡皮手套，她的手上仍是血痕累累的。
我開始了通學生涯。
天還蒙蒙未亮，已經背着沉沉的書包立在派出所對面等候台南客運。
茄萣是起點站，所以往往還有坐位。
一車子的中學生，也不知吃了早飯沒有，都在埋頭看書。
車裡的燈昏暗不明，車身震動不停，學生個個戴着近視眼鏡。
到了白沙，學生開始擠着站着，但是連站着的學生也在看書——一手緊抓着頭上的扶手，一手緊掐着書，多半是英文課本，在背生字。
車子經過二層行溪畔的灣裡。
溪岸上總有什麼東西在悶燒，一卷一卷的黑煙白煙挾着刺鼻的辛味。
不知道是誰在燒，不知道是燒什麼，也不知道是什麼氣味，也沒人問。
我們都習慣了。
如果搭高雄客運線，我們會經過湖内、太爺、車路、仁德。
哪一個村子不發出一種奇怪的辛辣的化學臭味？我們從口袋裡掏出手帕，遮住鼻孔，車子一會兒就駛過去了。
經過郊區，我聞到刺鼻的化學品燃燒的味道。
走近海灘，看見工廠的廢料大股大股地流進海裡，把海水染成一種奇異的顔色；灣裡的小商人焚燒電纜，使灣裡生出許多缺少腦子的嬰兒……你又為什麼不生氣呢？ ——《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1984年11月 過了灣裡，視野就開闊起來。
天也亮了，我把書本合起，歡喜地看窗外的水塘風光。
水塘一望無際，波光映着天色。
不時會瞥見一尾肥魚躍出水面，又“潑刺”一聲摔進水裡。
清晨的水面上還飄着一絲薄薄的白霧，有一隻鹭鸶飛起。
水塘主要養殖鲢魚和草魚。
草魚不能在塘内繁殖，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