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節 有什麼副刊，就有什麼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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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德國最重要的日報，《法蘭克福彙報》的銷數隻有四十萬份，在一個八千萬人口的國家裡，這四十萬讀者多數是大學程度以上的中産階級，平均年齡四十六歲，很明顯的是社會中掌有知識、決策權和影響力的讀者群。
這個讀者群的知識有一定的累積，他的品位有一定的形成過程，他的年齡和閱曆有一定的成熟度，他比較不是一個追逐流行尋找刺激的讀者，說他保守可以，說他有深度也可以。
“事實上，”英根代說，“正因為這個世界變得太厲害、太花哨、太淩亂，無處不變，我們堅持不變，反而成為一種中流砥柱，文化的旗幟。
我們副刊從來沒有考慮過降低品質或怎麼迎合大衆口味。
我們有一定的讀者，而這些讀者對副刊要求很高。
我們隻有高标準，沒有低标準。
” 1989年柏林圍牆垮掉之後，《彙報》副刊率先讨論社會主義的前途問題，發表了一系列德國頂尖知識分子對這個問題的辯論與探讨，充分發揮公共論壇的功能，為社會提供前瞻的可能。
四十萬的“量”相當低，但它的“質”相當高，對社會的支配力及影響力因而極大。
《彙報》副刊能夠以毫不羞赧、毫不抱歉的菁英高姿态存在，一方面固然是由于雄厚專精的編輯結構得以創造深刻嚴肅的文化副刊，一方面更因為這個社會裡有四十萬人——四十萬有知識權、影響力的人——支持一個深刻嚴肅的文化副刊。
兩者缺一不可。
再追問下去：為什麼這個社會可以擁有一份獨立于财閥、報閥、政客、政黨的報紙？為什麼一個報紙願意投下如此巨大的資金在副刊上——十五個駐外特派記者專職報道文化消息？為什麼一個副刊對社會有如此大的影響？為什麼副刊如此受到尊重？為什麼這個社會永遠有四十萬人，’不管時代怎麼變遷，不管後浪怎麼推翻前浪，永遠有四十萬人願意每天全神貫注地讀書評、藝評、影評、文化評論、文藝創作——四千字的小說連載、四分之一版面的詩和詩評？ ——5—— 台灣報紙的副刊一個接一個消失。
還沒有消失的，承擔着市場壓力，而市場意指對最平庸、最流行的所謂大衆品位看齊。
大陸的副刊在轉型經濟中面臨同樣的問題。
關心副刊的文化人面有憂色：副刊沒落了。
副刊“沒落”了嗎？那表示副刊曾經“輝煌”過；可是我們仍舊記得副刊當年“輝煌”的重要原因：在沒有真正新聞自由的時代裡，社會的焦灼以文學的面貌出現，寄身于副刊，使副刊超載地承擔了本不屬于它的種種任務，凝聚了整個社會的關注。
當那個時代過去，副刊卸下了過往政治所強加于它的種種異彩，回到它的本位，甯靜平淡下來，不再呼風喚雨，這，能叫“沒落”嗎？ 我倒覺得是新階段的啟始。
沒有大風大雨大災大難的社會本來就是一個“分衆”社會，我過我的橋、你走你的路。
一個副刊能使全國矚目街談巷議的時代已過，它就隻能尋找一個局部的分衆作為它的讀者——四十萬、二十萬、五萬，而不是輝煌的英雄時代的一百萬！但别忘記，這是常态。
副刊在新階段中面臨的其實是重新自我定位的問題：它所呼喚的是什麼階層什麼年齡什麼品位和知識的讀者群，從而決定副刊的面貌。
在一個多元的社會裡，應該會有各種風貌的副刊：雅的俗的、軟的硬的、俏皮的嚴肅的。
唯一不可能的是一個“雅俗共賞”的副刊。
雅與俗各有理直氣壯的生存權利，但若是為了獲得最大量的讀者而将雅俗摻雜，隻能使一個副刊非驢非馬，個性盡失，要吓走不是雅就是俗的讀者。
可是無論是舊階段或新階段，副刊總是一個社會的文化指标。
社會有多麼成熟深刻，副刊就有多麼成熟深刻。
如果我們的副刊因為堅持一種較深沉的人文素養，堅持對人生世事做較為複雜的思考、嚴肅的探索，而失去讀者，而無法生存，那意味着我們還沒有那“四十萬”個中流砥柱，社會的文化體質還沒有成熟到我們期望的程度。
于是，唯一能做的隻是等待？隻靠等待的社會必是一個停滞不前的社會。
副刊不隻是一面反映文化的鏡子，更可以是；應該是文化的标杆，一大步跨在社會的前面。
倒過來說，副刊有多麼成熟深刻，社會就有多麼成熟深刻。
一個社會要從原有的軌迹上沖刺躍進，得依靠傑出腦力的激蕩，刺激社會前進。
副刊，可以是一個腦力激蕩的磁場，進發一個民族文化的最大潛能。
做不做而已。
這個讀者群的知識有一定的累積，他的品位有一定的形成過程，他的年齡和閱曆有一定的成熟度，他比較不是一個追逐流行尋找刺激的讀者，說他保守可以，說他有深度也可以。
“事實上，”英根代說，“正因為這個世界變得太厲害、太花哨、太淩亂，無處不變，我們堅持不變，反而成為一種中流砥柱，文化的旗幟。
我們副刊從來沒有考慮過降低品質或怎麼迎合大衆口味。
我們有一定的讀者，而這些讀者對副刊要求很高。
我們隻有高标準，沒有低标準。
” 1989年柏林圍牆垮掉之後，《彙報》副刊率先讨論社會主義的前途問題，發表了一系列德國頂尖知識分子對這個問題的辯論與探讨，充分發揮公共論壇的功能，為社會提供前瞻的可能。
四十萬的“量”相當低，但它的“質”相當高，對社會的支配力及影響力因而極大。
《彙報》副刊能夠以毫不羞赧、毫不抱歉的菁英高姿态存在，一方面固然是由于雄厚專精的編輯結構得以創造深刻嚴肅的文化副刊，一方面更因為這個社會裡有四十萬人——四十萬有知識權、影響力的人——支持一個深刻嚴肅的文化副刊。
兩者缺一不可。
再追問下去：為什麼這個社會可以擁有一份獨立于财閥、報閥、政客、政黨的報紙？為什麼一個報紙願意投下如此巨大的資金在副刊上——十五個駐外特派記者專職報道文化消息？為什麼一個副刊對社會有如此大的影響？為什麼副刊如此受到尊重？為什麼這個社會永遠有四十萬人，’不管時代怎麼變遷，不管後浪怎麼推翻前浪，永遠有四十萬人願意每天全神貫注地讀書評、藝評、影評、文化評論、文藝創作——四千字的小說連載、四分之一版面的詩和詩評？ ——5—— 台灣報紙的副刊一個接一個消失。
還沒有消失的，承擔着市場壓力，而市場意指對最平庸、最流行的所謂大衆品位看齊。
大陸的副刊在轉型經濟中面臨同樣的問題。
關心副刊的文化人面有憂色：副刊沒落了。
副刊“沒落”了嗎？那表示副刊曾經“輝煌”過；可是我們仍舊記得副刊當年“輝煌”的重要原因：在沒有真正新聞自由的時代裡，社會的焦灼以文學的面貌出現，寄身于副刊，使副刊超載地承擔了本不屬于它的種種任務，凝聚了整個社會的關注。
當那個時代過去，副刊卸下了過往政治所強加于它的種種異彩，回到它的本位，甯靜平淡下來，不再呼風喚雨，這，能叫“沒落”嗎？ 我倒覺得是新階段的啟始。
沒有大風大雨大災大難的社會本來就是一個“分衆”社會，我過我的橋、你走你的路。
一個副刊能使全國矚目街談巷議的時代已過，它就隻能尋找一個局部的分衆作為它的讀者——四十萬、二十萬、五萬，而不是輝煌的英雄時代的一百萬！但别忘記，這是常态。
副刊在新階段中面臨的其實是重新自我定位的問題：它所呼喚的是什麼階層什麼年齡什麼品位和知識的讀者群，從而決定副刊的面貌。
在一個多元的社會裡，應該會有各種風貌的副刊：雅的俗的、軟的硬的、俏皮的嚴肅的。
唯一不可能的是一個“雅俗共賞”的副刊。
雅與俗各有理直氣壯的生存權利，但若是為了獲得最大量的讀者而将雅俗摻雜，隻能使一個副刊非驢非馬，個性盡失，要吓走不是雅就是俗的讀者。
可是無論是舊階段或新階段，副刊總是一個社會的文化指标。
社會有多麼成熟深刻，副刊就有多麼成熟深刻。
如果我們的副刊因為堅持一種較深沉的人文素養，堅持對人生世事做較為複雜的思考、嚴肅的探索，而失去讀者，而無法生存，那意味着我們還沒有那“四十萬”個中流砥柱，社會的文化體質還沒有成熟到我們期望的程度。
于是，唯一能做的隻是等待？隻靠等待的社會必是一個停滞不前的社會。
副刊不隻是一面反映文化的鏡子，更可以是；應該是文化的标杆，一大步跨在社會的前面。
倒過來說，副刊有多麼成熟深刻，社會就有多麼成熟深刻。
一個社會要從原有的軌迹上沖刺躍進，得依靠傑出腦力的激蕩，刺激社會前進。
副刊，可以是一個腦力激蕩的磁場，進發一個民族文化的最大潛能。
做不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