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節 有什麼副刊，就有什麼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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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版面外再加上《人文科學》版，以兩三個全頁讨論哲學、宗教、美學、文化方面較複雜的問題。
從輕薄短小的角度去看，長大厚重的《彙報》副刊簡直就是一份随着日報每天刊出的高級人文雜志。
它沒有自由投稿，不是一般讀者甚至作者可以進入的園地。
寫稿人有三種：副刊編輯、副刊駐外文化記者以及邀稿的名家。
它高高在上，毫不羞赧；毫不抱歉地擺着菁英姿态。
它在德國掌有決策權的中産階級讀者心目中的地位，像百年老店閃亮的銅脾，充滿權威。
我每有一篇文章在《彙報》刊出，德國鄰居們會紛紛來電話恭喜，好像得了什麼文學獎似的。
我卻覺得《彙報》副刊有太多的日耳曼人的深刻，太少英國人的幽默；讀副刊得正襟危坐在書房裡，全神貫注地“做功課”，而不是邊喝咖啡邊吃煎蛋還穿着睡衣漫不經心地“看報紙”。
作為《彙報》副刊的作者之後就發現：嚴肅深刻的文章可以給《彙報》，輕松的、挑釁的、另類的，就必須給别家報紙。
《彙報》副刊風格有點兒像德國哲學，讓人深到靈魂裡去而絕對笑不出來。
但我滿腹疑問：這樣菁英取向的副刊怎麼生存？為什麼副刊讀者不因影視媒體的泛濫、電腦網絡的暴起而減少？為什麼大衆的流行品位不威脅精緻品位的市場？ 首先要發掘的其實是：什麼樣的文化機構能生産出如此豐厚紮實的副刊來？ ——3—— 副刊，占《法蘭克福彙報》整整一層樓，有三十三位編輯、九位秘書、十五位副刊派出的專任駐外記者。
在三十三位編輯中，十五位是博士。
每一個編輯其實都是作家兼執行編輯，獨當一面。
與中文報紙副刊非常不同的是，每一個編輯都以寫作為主；管建築美學的編輯也許是建築博士，專為副刊寫建築評論；管視覺藝術的編輯也許是藝術史專家，就得常寫藝評。
駐巴黎或南美洲的文化記者也許應編輯之請寫些當地的建築與藝術評論；有特别需要，編輯會請報社外的專家執筆。
也就是說，三十三位編輯各有各的領域，在他的版面中，他能完全作主，既是組稿的主編，也是執筆的“撰述委員”或“資深作者”。
負責文學的有四個編輯。
就個人的背景和專長，自然地形成四個領域，譬如英語和西班牙語世界的文學就由三十六歲的保羅·英根代負責，因為他剛巧是英國和西班牙文學的博士，本身也寫文學批評和散文，在1997年還得了德國出版人協會給的年度最佳評論獎。
我的文章以英文寫成，他就變成了我的編輯。
在他的個人辦公室裡，我們一邊讨論我未來的寫作計劃，一邊等墨西哥來的電話；他同時在向一個墨西哥作家邀稿。
英根代一個人就可以全權決定一篇文章用或不用，不需和任何别的編輯讨論。
“其他三個文學編輯也有這樣的權力，”保羅說，“基本上，大家對文學的鑒賞有一定的共識，也信任彼此的品位，所以從來沒發生過矛盾。
有時候當我對一個作品不太肯定，需要别人意見的時候，我就會請他們也看一遍，為了客觀。
沒有總編輯，沒有主編，三十三個編輯——“撰述委員”、“執行編輯”——是三十三個山大王，各自獨立作業（當然有一位負責行政統合的所謂主管）。
但是副刊的真正獨立性還在于它與正刊的關系；它與正刊的關系就是：沒有關系。
頭版社論有一個立場，副刊的評論很可能剛好是個相反的立場，而正刊沒有權力要求副刊“配合”。
這份獨立性來自哪裡？首先，《法蘭克福彙報》沒有一個報老闆，它屬于《法蘭克福彙報》基金會，除了報紙本身的利益之外沒有别的利益。
掌有權力的是五個所謂“發行人”，各負責政治、經濟、文化等五個領域，而五個人權職平等，因此負責正刊的“發行人”不能領導負責文化副刊的“發行人”。
五個“發行人”是五個山大王，各自為政。
更關鍵的是，這五個人不是财閥，不是黨官，不是政客；他們是資深新聞記者或作家，享終身職。
五人中有一人退休時，其他四人在全國新聞及文化界中尋訪最傑出的人才，四個人都同意了才能通過。
這個職位像一個最高成就獎，對德國的新聞記者和文化評論作家是一份極高的榮譽與威望。
于是報紙的領導層全是資深報業專業人才，沒有外行領導内行的可能，也較少受個人立場、财團利益及政治勢力左右的危險。
副刊的獨立性其實隻是整份報紙的獨立性的一部分。
——4
從輕薄短小的角度去看，長大厚重的《彙報》副刊簡直就是一份随着日報每天刊出的高級人文雜志。
它沒有自由投稿，不是一般讀者甚至作者可以進入的園地。
寫稿人有三種：副刊編輯、副刊駐外文化記者以及邀稿的名家。
它高高在上，毫不羞赧；毫不抱歉地擺着菁英姿态。
它在德國掌有決策權的中産階級讀者心目中的地位，像百年老店閃亮的銅脾，充滿權威。
我每有一篇文章在《彙報》刊出，德國鄰居們會紛紛來電話恭喜，好像得了什麼文學獎似的。
我卻覺得《彙報》副刊有太多的日耳曼人的深刻，太少英國人的幽默；讀副刊得正襟危坐在書房裡，全神貫注地“做功課”，而不是邊喝咖啡邊吃煎蛋還穿着睡衣漫不經心地“看報紙”。
作為《彙報》副刊的作者之後就發現：嚴肅深刻的文章可以給《彙報》，輕松的、挑釁的、另類的，就必須給别家報紙。
《彙報》副刊風格有點兒像德國哲學，讓人深到靈魂裡去而絕對笑不出來。
但我滿腹疑問：這樣菁英取向的副刊怎麼生存？為什麼副刊讀者不因影視媒體的泛濫、電腦網絡的暴起而減少？為什麼大衆的流行品位不威脅精緻品位的市場？ 首先要發掘的其實是：什麼樣的文化機構能生産出如此豐厚紮實的副刊來？ ——3—— 副刊，占《法蘭克福彙報》整整一層樓，有三十三位編輯、九位秘書、十五位副刊派出的專任駐外記者。
在三十三位編輯中，十五位是博士。
每一個編輯其實都是作家兼執行編輯，獨當一面。
與中文報紙副刊非常不同的是，每一個編輯都以寫作為主；管建築美學的編輯也許是建築博士，專為副刊寫建築評論；管視覺藝術的編輯也許是藝術史專家，就得常寫藝評。
駐巴黎或南美洲的文化記者也許應編輯之請寫些當地的建築與藝術評論；有特别需要，編輯會請報社外的專家執筆。
也就是說，三十三位編輯各有各的領域，在他的版面中，他能完全作主，既是組稿的主編，也是執筆的“撰述委員”或“資深作者”。
負責文學的有四個編輯。
就個人的背景和專長，自然地形成四個領域，譬如英語和西班牙語世界的文學就由三十六歲的保羅·英根代負責，因為他剛巧是英國和西班牙文學的博士，本身也寫文學批評和散文，在1997年還得了德國出版人協會給的年度最佳評論獎。
我的文章以英文寫成，他就變成了我的編輯。
在他的個人辦公室裡，我們一邊讨論我未來的寫作計劃，一邊等墨西哥來的電話；他同時在向一個墨西哥作家邀稿。
英根代一個人就可以全權決定一篇文章用或不用，不需和任何别的編輯讨論。
“其他三個文學編輯也有這樣的權力，”保羅說，“基本上，大家對文學的鑒賞有一定的共識，也信任彼此的品位，所以從來沒發生過矛盾。
有時候當我對一個作品不太肯定，需要别人意見的時候，我就會請他們也看一遍，為了客觀。
沒有總編輯，沒有主編，三十三個編輯——“撰述委員”、“執行編輯”——是三十三個山大王，各自獨立作業（當然有一位負責行政統合的所謂主管）。
但是副刊的真正獨立性還在于它與正刊的關系；它與正刊的關系就是：沒有關系。
頭版社論有一個立場，副刊的評論很可能剛好是個相反的立場，而正刊沒有權力要求副刊“配合”。
這份獨立性來自哪裡？首先，《法蘭克福彙報》沒有一個報老闆，它屬于《法蘭克福彙報》基金會，除了報紙本身的利益之外沒有别的利益。
掌有權力的是五個所謂“發行人”，各負責政治、經濟、文化等五個領域，而五個人權職平等，因此負責正刊的“發行人”不能領導負責文化副刊的“發行人”。
五個“發行人”是五個山大王，各自為政。
更關鍵的是，這五個人不是财閥，不是黨官，不是政客；他們是資深新聞記者或作家，享終身職。
五人中有一人退休時，其他四人在全國新聞及文化界中尋訪最傑出的人才，四個人都同意了才能通過。
這個職位像一個最高成就獎，對德國的新聞記者和文化評論作家是一份極高的榮譽與威望。
于是報紙的領導層全是資深報業專業人才，沒有外行領導内行的可能，也較少受個人立場、财團利益及政治勢力左右的危險。
副刊的獨立性其實隻是整份報紙的獨立性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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