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節 反省之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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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似乎大家都已同意的結論，深思起來，其實可疑。
隻要提到戰争責任，不論是大陸人、台灣人或香港人多半會走到一個結論：德國人懂得反省自責，日本人死不認錯，民族性差别甚大。
表面上在客觀地談民族性，真正蠢動的是中國人對曆史不平的憤懑，像餘燼在冷卻的壁爐裡兀自閃着火光。
我對這個簡單的對比非常懷疑。
在“日本人不知反省”這個論調裡，有多少是客觀的現象，有多少是我們主觀的認定？身為中國人，我們都知道日本政府将教科書中的“侵略”改成“進出”，并且為之義憤填膺，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家永三郎為了教科書這種改動而控告日本政府，訴訟锲而不舍進行了一二十年？我們也都知道哪一個日本官員又到靖國神社參拜去了，并且為之大大抗議，但是有多少人注意今年4月發生在日本愛媛縣的事情？ 愛媛縣政府在1981至1986年間，每年由公款支付靖國神社大祭的“玉串費”和慰靈大祭的供物費。
愛媛縣民認為這種公款支出違背了日本憲法二○·八九條“政教分離”的原則而對縣政府提出控告，要求退回公款十六萬六千日圓。
案件經過地方法院一審、高等法院二審，到最後最高法院法官以十三比二的比例判定愛援縣政府違憲，必須抽回公款。
錢的數目非常小，但是判決的意義非常大。
顯然日本人也有很多種：有人借着靖國神社的慰靈來閃避與曆史的尖銳面對，也有人不為靖國神社所代表的民族意識所惑，堅持政教的分離；然而為什麼中國人隻記得前者而忽視後者？這種有選擇性的記憶是不是反映了中國人的主觀意願？選擇出來的細節當然是片面的，它究竟證明了“日本人不知反省”或者隻是加強了我們對日本人原有的成見？ 司馬遼太郎的《台灣紀行》令人反感有一個重要原因：在他筆下，好像所有台灣人都是精通日語、懷念日據時代、喜愛日本文化的。
我們知道那隻是台灣人的一種。
司馬缺少一個文化觀察者不可或缺的警覺：他的采樣選擇是否受他主觀情感和意願的影響？他的采樣有多大多廣的代表性？ 當我們說“日本人不知反省”的時候，我們的采樣是否客觀？我們在說哪一種日本人？這一種日本人在他的整體社會中占多大比例？除了家永三郎和愛媛縣民之外，是否還有别的個人或團體不同意官方的曆史觀？他們又有多大影響？我們是否充分認識日本社會裡的多元性？ 也許日本人不知反省是一個事實；但是在我們能切實回答這些問題之前，我們不能驟下斷語。
畢竟方法如果不周全，任何結論都是可疑的，不是嗎？ “德國人懂得反省”
隻要提到戰争責任，不論是大陸人、台灣人或香港人多半會走到一個結論：德國人懂得反省自責，日本人死不認錯，民族性差别甚大。
表面上在客觀地談民族性，真正蠢動的是中國人對曆史不平的憤懑，像餘燼在冷卻的壁爐裡兀自閃着火光。
我對這個簡單的對比非常懷疑。
在“日本人不知反省”這個論調裡，有多少是客觀的現象，有多少是我們主觀的認定？身為中國人，我們都知道日本政府将教科書中的“侵略”改成“進出”，并且為之義憤填膺，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家永三郎為了教科書這種改動而控告日本政府，訴訟锲而不舍進行了一二十年？我們也都知道哪一個日本官員又到靖國神社參拜去了，并且為之大大抗議，但是有多少人注意今年4月發生在日本愛媛縣的事情？ 愛媛縣政府在1981至1986年間，每年由公款支付靖國神社大祭的“玉串費”和慰靈大祭的供物費。
愛媛縣民認為這種公款支出違背了日本憲法二○·八九條“政教分離”的原則而對縣政府提出控告，要求退回公款十六萬六千日圓。
案件經過地方法院一審、高等法院二審，到最後最高法院法官以十三比二的比例判定愛援縣政府違憲，必須抽回公款。
錢的數目非常小，但是判決的意義非常大。
顯然日本人也有很多種：有人借着靖國神社的慰靈來閃避與曆史的尖銳面對，也有人不為靖國神社所代表的民族意識所惑，堅持政教的分離；然而為什麼中國人隻記得前者而忽視後者？這種有選擇性的記憶是不是反映了中國人的主觀意願？選擇出來的細節當然是片面的，它究竟證明了“日本人不知反省”或者隻是加強了我們對日本人原有的成見？ 司馬遼太郎的《台灣紀行》令人反感有一個重要原因：在他筆下，好像所有台灣人都是精通日語、懷念日據時代、喜愛日本文化的。
我們知道那隻是台灣人的一種。
司馬缺少一個文化觀察者不可或缺的警覺：他的采樣選擇是否受他主觀情感和意願的影響？他的采樣有多大多廣的代表性？ 當我們說“日本人不知反省”的時候，我們的采樣是否客觀？我們在說哪一種日本人？這一種日本人在他的整體社會中占多大比例？除了家永三郎和愛媛縣民之外，是否還有别的個人或團體不同意官方的曆史觀？他們又有多大影響？我們是否充分認識日本社會裡的多元性？ 也許日本人不知反省是一個事實；但是在我們能切實回答這些問題之前，我們不能驟下斷語。
畢竟方法如果不周全，任何結論都是可疑的，不是嗎？ “德國人懂得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