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節 反省之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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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不是一個客觀的事實呢？我覺得不那麼簡單。
對第一次大戰的戰敗，德國人的反應是屈辱與不平。
後來希特勒的崛起與戰敗德國人希望重新振興國威的心理很有關聯。
二次大戰後，所謂反省也要等到60年代末學生運動開始向傳統挑戰之後才能展開。
也就是說，日耳曼人對戰争的反省與其說是民族性所塑的必然态度，不如說是曆史條件的促成。
原子彈落在長崎和廣島，就是一個曆史條件。
由于原子彈所造成的人類曆史上前所未見的浩劫，遂使原本是侵略者的日本人同時成為受創深重的被害者。
要一個單純的兇手忏悔容易，要—個兇手兼被害人忏悔，就困難了，因為他覺得“我固然負了别人，别人也負了我”；曆史的罪與責他不能輕易厘清。
德國人的反省本身也是一個層次複雜的東西。
當一個德國人對自己的過去毫不留情地大加鞭撻時，他可能是一個最具自我批判性、最清醒的（春秋）史家，但是他也可能是一個戴着面具的文化沙文主義者；當他說德國人的罪行舉世無雙時，他沒說出口的話是：德國人的文明高度是舉世無雙的。
他的反省看起來謙卑，其實是傲慢。
曆史條件更少不了政治現實。
德國人忏悔對象是猶太人——戰後團結起來聲大勢大的猶太人。
同樣被屠殺幾近滅種的吉蔔賽人卻鮮有人提及。
誰都知道“六百萬”這個數目，可是誰知道吉蔔賽人被害數目？吉蔔賽人沒有組織、沒有勢力、沒有聲音。
反省，顯然不是一個單純的道德問題，它可能更是種種政治勢力較量的産物。
在這個層面上，中國人自己有太多現成的例子。
台灣的二二八事件為什麼得到平反？50年代白色恐怖的犧牲者為什麼還得不到補償？因為前者配合台灣目前的政治現實，而後者還沾不上政治利益。
所以，當我們看見李登輝率領官員在二二八紀念碑前鞠躬緻敬時，我們能下什麼結論——台灣人能反省？台灣人不能反省？ 恐怕什麼結論都不能下。
在反省和不反省的背後隐藏着一層又一層的文化、曆史、政治的條件牽制。
在看清這層層的牽制之前，我不敢下中國人能反省或不能反省的結論。
表面上，我們看見德國總理在猶太人的墓前獻花下跪，也看見日本政府對戰争索賠和慰安婦的控訴躲躲閃閃；相比較，中國人更是憤憤不平。
我倒是覺得，在憤怒之前，我們或許應該将憤怒的對象真正理解清楚：它的躲閃，作為一種文化行為，應該如何诠釋？作為一種曆史現象，其成因為何？我們自己的行為是否為成因之一？ “德國人能反省，日本人不能反省”？可能不那麼簡單。
1997年
對第一次大戰的戰敗，德國人的反應是屈辱與不平。
後來希特勒的崛起與戰敗德國人希望重新振興國威的心理很有關聯。
二次大戰後，所謂反省也要等到60年代末學生運動開始向傳統挑戰之後才能展開。
也就是說，日耳曼人對戰争的反省與其說是民族性所塑的必然态度，不如說是曆史條件的促成。
原子彈落在長崎和廣島，就是一個曆史條件。
由于原子彈所造成的人類曆史上前所未見的浩劫，遂使原本是侵略者的日本人同時成為受創深重的被害者。
要一個單純的兇手忏悔容易，要—個兇手兼被害人忏悔，就困難了，因為他覺得“我固然負了别人，别人也負了我”；曆史的罪與責他不能輕易厘清。
德國人的反省本身也是一個層次複雜的東西。
當一個德國人對自己的過去毫不留情地大加鞭撻時，他可能是一個最具自我批判性、最清醒的（春秋）史家，但是他也可能是一個戴着面具的文化沙文主義者；當他說德國人的罪行舉世無雙時，他沒說出口的話是：德國人的文明高度是舉世無雙的。
他的反省看起來謙卑，其實是傲慢。
曆史條件更少不了政治現實。
德國人忏悔對象是猶太人——戰後團結起來聲大勢大的猶太人。
同樣被屠殺幾近滅種的吉蔔賽人卻鮮有人提及。
誰都知道“六百萬”這個數目，可是誰知道吉蔔賽人被害數目？吉蔔賽人沒有組織、沒有勢力、沒有聲音。
反省，顯然不是一個單純的道德問題，它可能更是種種政治勢力較量的産物。
在這個層面上，中國人自己有太多現成的例子。
台灣的二二八事件為什麼得到平反？50年代白色恐怖的犧牲者為什麼還得不到補償？因為前者配合台灣目前的政治現實，而後者還沾不上政治利益。
所以，當我們看見李登輝率領官員在二二八紀念碑前鞠躬緻敬時，我們能下什麼結論——台灣人能反省？台灣人不能反省？ 恐怕什麼結論都不能下。
在反省和不反省的背後隐藏着一層又一層的文化、曆史、政治的條件牽制。
在看清這層層的牽制之前，我不敢下中國人能反省或不能反省的結論。
表面上，我們看見德國總理在猶太人的墓前獻花下跪，也看見日本政府對戰争索賠和慰安婦的控訴躲躲閃閃；相比較，中國人更是憤憤不平。
我倒是覺得，在憤怒之前，我們或許應該将憤怒的對象真正理解清楚：它的躲閃，作為一種文化行為，應該如何诠釋？作為一種曆史現象，其成因為何？我們自己的行為是否為成因之一？ “德國人能反省，日本人不能反省”？可能不那麼簡單。
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