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節 我的十年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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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正月,歐洲大寒,凍死了許多流浪漢。
在俄羅斯邊界和阿富汗,仗繼續打着。
不知其數的人死于溝壑,暴屍荒野。
我們這些存活的人等着看1997年的徐徐開展。
這一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将踏着鋼鐵的步伐進入香港,結束一百五十多年的西方帝國主義的統治,開啟另一頁不可預測的曆史。
這一年,是台灣解嚴的十周年紀念。
紀念?也許,但若說慶祝,許多人或許要反問:慶祝什麼?與十年民主如影随形的是官商勾結、黑道橫行、權力鬥争。
對台灣這個社會,十年回首,我們究竟進步了多少?從威權政治走進民主,我們又學到了什麼?當舊的價值一一解體時,我們是否還有某一個共同的信仰?我很想問問我的同代人。
台灣的社會是否較十年前“進步”,恐怕沒有人敢貿然回答,因為,嘿,什麼叫“進步”?人民的政治權力顯然多了,但是行政的品質是否較從前為高?治安是否較從前為好?生态環境是否較從前健全?遭受外侮的恐懼是否較從前為低?答案恐怕都是:不見得。
然而對這個問題感覺困惑的當然不隻台灣人。
1989年冷戰結束之後,歐洲人以為日子将從此美好,卻發現,在冷戰中至少部落間的仇恨之火也被凍結,在自由的時代中卻一一引燃爆發。
一個西歐人固然不敢輕率說出“進步”二字;一個東歐人,面對冒着煙的斷垣殘壁和有了自由卻又買不起汽油的生活,隻能歎一口氣吧。
人類的進步,不論是科技發明或思想制度的創新,極少沒有副作用的,而副作用的危害往往抵消了或甚至超過了“進步”的正面功用。
20世紀的我們所目睹的許多災難都和“進步”有關:醫學發達導緻壽命延長、人口膨脹及饑馑問題;對俄羅斯和前南斯拉夫而言,冷戰後的自由使他們陷入大混亂,因為人們無力承擔自由所相對要求的責任。
僅隻翻閱20世紀,我就難以相信曆史是一條“進步”不斷的直線發展。
從80年代的直接參與到90年代的距離觀察,我在台灣這個民主實驗室中看出了一些東西,可是這些東西,沒有一件不是前人已經體驗過的。
自己蛻了一層皮才認識的“真理”,其實隻是曆史的老生常談;然而親身“悟”出來的道理當然不是曆史可以傳授的,譬如一個孩子必得手指被火燙過、痛過,才确切明白火和燙的真實意義。
有了90年代,才發覺80年代是多麼單純的敵我分明的時代。
敵,就是那個專制政權;我,就是所有反對強權、追求自由的人。
壓抑已久的社會也有一個共同的默契:我們要民主;但是當民主真正到來時,我們似乎都傻了眼。
在新的組合裡,原來專制陣營中出現了高喊民主自由的人;原來反對陣營中,一旦掌有權力,就出現了行事獨裁的人。
原來千夫所指、萬民唾棄的國民黨“老賊”突然顯得高風亮節,因為民選出來的新一代“國會議員”貪婪無厭、粗鄙不堪。
究竟誰是我,誰是敵呢? 傻眼的同時,我們理解了原來當時隻有一個敵人,就是統治政權;民主之後,敵人就在“我”的身邊,好大一串:财團形成利益團體收買政客,政客為了鞏固選票結合黑道,黑道為了充實地盤賄賂地方官吏,地方官吏利用職權勾結派系……,一切,都在民主的旗幟下進行;而由于民主的結構,這一切都經過了“我”的默許與合作,我,就是自己的敵人。
三分之一的民意代表有犯罪前科,老百姓應該義憤填膺嗎?什麼義憤,什麼填膺?他們全是“我”老百姓一人一票選舉出來的。
義憤填膺就是自打耳光。
這種諷刺,哪裡是當年關注民主運動的我們所能預見的呢?可是嚴肅的曆史劇演變為荒唐鬧劇是有前例的。
1912年1月1日民國成立,孫中山意氣風發:“……中國專制政治之毒,至二百餘年來而滋甚,一旦以國民之力踣而去之,起事不過數旬,光複
在俄羅斯邊界和阿富汗,仗繼續打着。
不知其數的人死于溝壑,暴屍荒野。
我們這些存活的人等着看1997年的徐徐開展。
這一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将踏着鋼鐵的步伐進入香港,結束一百五十多年的西方帝國主義的統治,開啟另一頁不可預測的曆史。
這一年,是台灣解嚴的十周年紀念。
紀念?也許,但若說慶祝,許多人或許要反問:慶祝什麼?與十年民主如影随形的是官商勾結、黑道橫行、權力鬥争。
對台灣這個社會,十年回首,我們究竟進步了多少?從威權政治走進民主,我們又學到了什麼?當舊的價值一一解體時,我們是否還有某一個共同的信仰?我很想問問我的同代人。
台灣的社會是否較十年前“進步”,恐怕沒有人敢貿然回答,因為,嘿,什麼叫“進步”?人民的政治權力顯然多了,但是行政的品質是否較從前為高?治安是否較從前為好?生态環境是否較從前健全?遭受外侮的恐懼是否較從前為低?答案恐怕都是:不見得。
然而對這個問題感覺困惑的當然不隻台灣人。
1989年冷戰結束之後,歐洲人以為日子将從此美好,卻發現,在冷戰中至少部落間的仇恨之火也被凍結,在自由的時代中卻一一引燃爆發。
一個西歐人固然不敢輕率說出“進步”二字;一個東歐人,面對冒着煙的斷垣殘壁和有了自由卻又買不起汽油的生活,隻能歎一口氣吧。
人類的進步,不論是科技發明或思想制度的創新,極少沒有副作用的,而副作用的危害往往抵消了或甚至超過了“進步”的正面功用。
20世紀的我們所目睹的許多災難都和“進步”有關:醫學發達導緻壽命延長、人口膨脹及饑馑問題;對俄羅斯和前南斯拉夫而言,冷戰後的自由使他們陷入大混亂,因為人們無力承擔自由所相對要求的責任。
僅隻翻閱20世紀,我就難以相信曆史是一條“進步”不斷的直線發展。
從80年代的直接參與到90年代的距離觀察,我在台灣這個民主實驗室中看出了一些東西,可是這些東西,沒有一件不是前人已經體驗過的。
自己蛻了一層皮才認識的“真理”,其實隻是曆史的老生常談;然而親身“悟”出來的道理當然不是曆史可以傳授的,譬如一個孩子必得手指被火燙過、痛過,才确切明白火和燙的真實意義。
有了90年代,才發覺80年代是多麼單純的敵我分明的時代。
敵,就是那個專制政權;我,就是所有反對強權、追求自由的人。
壓抑已久的社會也有一個共同的默契:我們要民主;但是當民主真正到來時,我們似乎都傻了眼。
在新的組合裡,原來專制陣營中出現了高喊民主自由的人;原來反對陣營中,一旦掌有權力,就出現了行事獨裁的人。
原來千夫所指、萬民唾棄的國民黨“老賊”突然顯得高風亮節,因為民選出來的新一代“國會議員”貪婪無厭、粗鄙不堪。
究竟誰是我,誰是敵呢? 傻眼的同時,我們理解了原來當時隻有一個敵人,就是統治政權;民主之後,敵人就在“我”的身邊,好大一串:财團形成利益團體收買政客,政客為了鞏固選票結合黑道,黑道為了充實地盤賄賂地方官吏,地方官吏利用職權勾結派系……,一切,都在民主的旗幟下進行;而由于民主的結構,這一切都經過了“我”的默許與合作,我,就是自己的敵人。
三分之一的民意代表有犯罪前科,老百姓應該義憤填膺嗎?什麼義憤,什麼填膺?他們全是“我”老百姓一人一票選舉出來的。
義憤填膺就是自打耳光。
這種諷刺,哪裡是當年關注民主運動的我們所能預見的呢?可是嚴肅的曆史劇演變為荒唐鬧劇是有前例的。
1912年1月1日民國成立,孫中山意氣風發:“……中國專制政治之毒,至二百餘年來而滋甚,一旦以國民之力踣而去之,起事不過數旬,光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