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節 我的十年回首
關燈
小
中
大
環，成為民主時代最受歡迎的英雄。
政治人物以民意為武器打擊對手，社運人士以民意為後盾推銷理念，報紙老闆以民意為理由廢掉副刊。
在民意的統治下，不同意見的聲音自動消音；這是個民主時代，民意至上的時代。
太奇妙了。
在強人政權下，反對蔣家王朝、推動閩南語、鼓吹女權運動、贊成同性戀等等都是被壓抑的聲音。
民主之後，這些被長期壓抑的聲音一一躍為主調，很好，可是在同時，不合乎主調的聲音卻變成了新的被壓抑者。
民意張開一張“政治正确”的大傘，沒有多少人敢大聲地贊美蔣家父子，敢大聲地支持兩岸統一，敢大聲地批判閩南文化的新沙文主義之可能，敢大聲地批評女權運動或大聲地宣布自己不喜歡同性戀。
讓我暫用“自由”和“保守”這兩個并不精确的字眼。
如果說十年前是保守派當道的日子，自由派受到打壓，那麼十年後便是自由派掌權，而保守的言論受到抑制。
我們從“什麼都不可以”的時代走進“什麼都可以”的時代，而反對“什麼都可以”的卻不可以。
換了一批人，換了一套思想作為主流，可是壓抑異議的機制依舊。
隻是這一回，壓力不來自一個強權政府，而來自一個強權的“民意”。
不，這不是我在80年代所想象的公平開放、理性辯論的民主環境。
而民意的強權并不比政府的強權不危險。
首先是民意本身的可疑及不可信賴。
很大一部分的所謂民意由媒體形成。
威權政府曾經是媒體的共同敵人，這個敵人沒有了，媒體在自由中很吊詭地成為自己的敵人：報紙老闆以一己的政治立場控制言論，政治人物利用媒體操縱輿論，電視唯利是圖不設下限地自我庸俗化，媒體記者因素質不夠而提供半真半假的信息，因判斷力不足而做出誇大或偏頗的評論。
民意的形成過程中有太多太多操縱做假的空間，此其一。
而民意即使是真實的，卻絕對未必是對的，此其二。
曆史上的例子不勝枚舉。
希特勒是靠着民意上台的，美國南方當年歧視黑人的法令是基于民意而寫成的，義和團殘殺外國教士時，旁觀的常有喝彩的鄉民。
民意如果不接受批判又沒有自我反省的節制，可以形成可怕的暴力，帶來全體的災難。
對民意的批判從哪裡來？如果民意指的是大多數人的意見，那麼批判當然得來自少數人。
民主的基本原則固然是“服從多數”，可是有一個不可或缺的下半句：“尊重少數”。
在迷信民意、民粹主義越來越盛行的十年中，“服從多數”成為信條，“尊重少數”卻被輕易遺忘。
威權政府和暴力是明顯而易見的，“多數”的暴力卻往往隐于無形，因為可能批判它的人，本身或許就屬于那多數而不察覺自己的霸道和粗暴；但是多數如果踐踏“尊重少數”的原則，它就是另一個形式的暴力集團，徹底違背了民主的基本精神。
此其三。
我可從來沒有想到，在80年代鼓吹民意至上的人到了90年代竟會談起民意的危險來；時代真的變了，問題也換了一套。
如果反對者從前的責任是挑戰強權，熱辣辣地批判，他現在的責任可能是做那客觀而理性的“少數”，不嘩衆取寵，不被主流收編，對盲從性極高的“大多數”提供一個冷冷的聲音。
我的同代人不知以為然否？ 和許許多多改革者、革命家一樣，我曾經天真地以為專制政權被摧毀之後，自由就有了保障。
十年回首，才知道那不過是個謙卑的開始。
當人民自己掌握了權力而他對權力的相對責任了解不夠時，他對自由的威脅和專制政權一樣大。
但是如果十年民主後的台灣顯得混亂，我們的結論不該是民主制度不好，而是我們的民主體質不夠成熟，不夠健全。
太着急，大概也不必吧？想想，法國大革命發生在兩百年前，而我們，畢竟也才隻是十年罷了。
但是一步一個腳印，不愧對曆史。
1997年1月1日
政治人物以民意為武器打擊對手，社運人士以民意為後盾推銷理念，報紙老闆以民意為理由廢掉副刊。
在民意的統治下，不同意見的聲音自動消音；這是個民主時代，民意至上的時代。
太奇妙了。
在強人政權下，反對蔣家王朝、推動閩南語、鼓吹女權運動、贊成同性戀等等都是被壓抑的聲音。
民主之後，這些被長期壓抑的聲音一一躍為主調，很好，可是在同時，不合乎主調的聲音卻變成了新的被壓抑者。
民意張開一張“政治正确”的大傘，沒有多少人敢大聲地贊美蔣家父子，敢大聲地支持兩岸統一，敢大聲地批判閩南文化的新沙文主義之可能，敢大聲地批評女權運動或大聲地宣布自己不喜歡同性戀。
讓我暫用“自由”和“保守”這兩個并不精确的字眼。
如果說十年前是保守派當道的日子，自由派受到打壓，那麼十年後便是自由派掌權，而保守的言論受到抑制。
我們從“什麼都不可以”的時代走進“什麼都可以”的時代，而反對“什麼都可以”的卻不可以。
換了一批人，換了一套思想作為主流，可是壓抑異議的機制依舊。
隻是這一回，壓力不來自一個強權政府，而來自一個強權的“民意”。
不，這不是我在80年代所想象的公平開放、理性辯論的民主環境。
而民意的強權并不比政府的強權不危險。
首先是民意本身的可疑及不可信賴。
很大一部分的所謂民意由媒體形成。
威權政府曾經是媒體的共同敵人，這個敵人沒有了，媒體在自由中很吊詭地成為自己的敵人：報紙老闆以一己的政治立場控制言論，政治人物利用媒體操縱輿論，電視唯利是圖不設下限地自我庸俗化，媒體記者因素質不夠而提供半真半假的信息，因判斷力不足而做出誇大或偏頗的評論。
民意的形成過程中有太多太多操縱做假的空間，此其一。
而民意即使是真實的，卻絕對未必是對的，此其二。
曆史上的例子不勝枚舉。
希特勒是靠着民意上台的，美國南方當年歧視黑人的法令是基于民意而寫成的，義和團殘殺外國教士時，旁觀的常有喝彩的鄉民。
民意如果不接受批判又沒有自我反省的節制，可以形成可怕的暴力，帶來全體的災難。
對民意的批判從哪裡來？如果民意指的是大多數人的意見，那麼批判當然得來自少數人。
民主的基本原則固然是“服從多數”，可是有一個不可或缺的下半句：“尊重少數”。
在迷信民意、民粹主義越來越盛行的十年中，“服從多數”成為信條，“尊重少數”卻被輕易遺忘。
威權政府和暴力是明顯而易見的，“多數”的暴力卻往往隐于無形，因為可能批判它的人，本身或許就屬于那多數而不察覺自己的霸道和粗暴；但是多數如果踐踏“尊重少數”的原則，它就是另一個形式的暴力集團，徹底違背了民主的基本精神。
此其三。
我可從來沒有想到，在80年代鼓吹民意至上的人到了90年代竟會談起民意的危險來；時代真的變了，問題也換了一套。
如果反對者從前的責任是挑戰強權，熱辣辣地批判，他現在的責任可能是做那客觀而理性的“少數”，不嘩衆取寵，不被主流收編，對盲從性極高的“大多數”提供一個冷冷的聲音。
我的同代人不知以為然否？ 和許許多多改革者、革命家一樣，我曾經天真地以為專制政權被摧毀之後，自由就有了保障。
十年回首，才知道那不過是個謙卑的開始。
當人民自己掌握了權力而他對權力的相對責任了解不夠時，他對自由的威脅和專制政權一樣大。
但是如果十年民主後的台灣顯得混亂，我們的結論不該是民主制度不好，而是我們的民主體質不夠成熟，不夠健全。
太着急，大概也不必吧？想想，法國大革命發生在兩百年前，而我們，畢竟也才隻是十年罷了。
但是一步一個腳印，不愧對曆史。
1997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