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節 我很小，可是我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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嚼不到口香糖，不交女朋友就是。
再說，毒販殺無赦，确是德政。
龍應台不願放棄個人自由與尊嚴，情懷浪漫得可以。
在這方面，我和她“同病相憐”，都是被美國教育慣壞了。
1991年我應聘新加坡大學，未到半年，就萌去志。
想來我和龍女士這種動物，心态頗像赫胥黎小說《美麗的新世界》中的“野人”。
在赫氏的反烏托邦中，不但饑餓、疾病這種種人類有史以來的大敵一一成了曆史名詞，連氣候的轉變，也受到科技控制。
人的脾氣與情欲，也可由藥物調制。
這端的是美麗的新世界，但浪漫成性的野人卻無法忍受。
免于饑餓和疾病的代價是喪失意志的自由。
他最後表态說，二者之間他甯可選擇饑餓、疾病和情欲折磨的痛苦，隻要他有機會清清醒醒作選擇的話。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按（中國典故大辭典》的解釋，“是指水過于清澈，毫無雜質，以至連魚賴以生活的物質都沒有了，魚就不能生活。
……人對于别人如果事不論巨細，一味細察苛求，就沒有人和他相處往來。
” 如果把魚譬作書生、丈人，那麼賴以生存的物質，得有一些成分是雜質。
一個告誡連篇的社會，隻有思無邪輩能生存。
不過，新加坡以商立國，有嗜癡（雜質）之癖的魚，既然不是社會中堅分子，多一條少一條也不會動搖國本。
龍應台族類可休矣。
（原載台北《中國時報》） 容易受傷的新加坡人？ 台灣作家龍應台著文批評新加坡的價值觀，不能代表亞洲，引起新加坡人強烈反應，紛投函報章反駁，并反譏台灣的亂象。
是龍應台太偏激，或新加坡人護國心切？ 10月中新加坡《聯合早報》轉載了旅居德國的台灣作家龍應台的一篇短文——《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掀起軒然大波，一些新加坡人紛紛投函當地報章批評龍應台，這些文章中完全沒有支持她的論點。
龍的文章似乎觸到新加坡人敏感的神經，引起強烈的反應。
龍應台在文章中引述新加坡外交部長賈占瑪到德國出席歐洲和東南亞外長會議的演講，并指出，最近新加坡政府頻頻與西方對話，口氣俨然以亞洲的代言人自居，開門就是“我們亞洲人的價值怎麼怎麼樣……”，好像新加坡代表了亞洲，新加坡的文化價值就是整個亞洲的文化價值。
文中又表示，即使給她再高的經濟成長，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她也不願放棄她一點點個人的自由與尊嚴。
在新加坡人反駁的文章中，有人表示活得和睦幸福，不必龍來指指點點。
也有人認為龍已全盤接受西方價值觀，自然對亞洲的事物有不順眼。
更有人覺得龍的論調太偏激，根本是瞧不起新加坡人。
一位作者梅子的文章《我很慶幸自己是新加坡人》更是針鋒相對，指出台灣的亂象，如國會的肢體沖突，是否就是“講究個人尊嚴與自由”。
到底新加坡能不能代表亞洲？這是龍文受争議的其中一點，也是令新加坡人情憤不平的，《聯合早報》記者林義明認為新加坡人是亞洲人，亞洲人表達亞洲人的心聲，沒有人可以反對，更何況這聲音是來自一個有三大亞洲文化（中華文化、馬來回教文化和印度文化）背景的國家……女作家蓉子也對《亞洲周刊》說：“新加坡政府領袖都是有見識及有成就的人，他們向西方國家傳達一些亞洲人的信息，有什麼不對？” 詩人陳松沾認為龍應台沒考慮有關國家的民情，龍強調個人的自由與尊嚴，卻沒去了解它們的實用價值。
作家黃盛發也說，個人的自由不能置于國家利益之上，商人張瑾雲則為新加坡的嚴峻法律辯護。
她對《亞洲周刊》說：“新加坡是移民社會，上一代人民的文化素養不高，過渡時期當然需要嚴厲的立法，使人們就範。
” 新加坡人一般生活得安定與舒服，言論是否自由似乎與其他國家的看法不一，而對自由的定義與範圍也引來争議。
龍應台表示，她在台灣生長，非常清楚政府如何能透過媒體、教育、公共政策等種種管道去塑造社會的所謂“個性”，但是比這些來自政府的操縱更基本，更原始的，她覺得是人的自私。
龍認為，言論限制是一個透明的網，一般人不去碰它就感覺不到“不自由”。
但總會有一些人“長了反骨”去碰那張網而被“電到”，對這些人視若無睹是沒有正義感，而把言論自由這種東西貼上“西方”标簽，然後加以反對，她認為是義和團的作風。
龍應台以尖銳的筆針砭時政著名，她的雜文集《野火集》，其中一文《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就批評中國人不講公德心，在80年代震動台灣，如今她這把野火竟燒到獅城：1991年龍曾去過新加坡，對強勢政府下文化人的苦悶印象很深。
她相信，新加坡不是沒有異議，隻是這些聲音新加坡人一般聽不見。
在這場争論中，确有持不同意見的，但這些聲音不多。
現任東南亞研究院研究員的王賢勤表示，龍的論點及要求并無不對，因為亞洲範圍很大。
他又說，龍雖住在歐洲，但卻具亞洲人思想。
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學者徐本欽也以持平及客觀的看法表示，亞洲價值觀并不單一，印度、巴基斯坦等國的價值現就與新加坡很不相同。
徐又進一步指出，某一些領導人的看法，并不一定代表新加坡人的看法與觀點。
例如，禁止人民吃口香糖，并不是新加坡人都認可、支持。
前新加坡首席部長馬紹爾就公然表态，反對政府過度幹預人民的自由與權利。
而生孩子的問題，也引起一些人的不滿，認為政府幹預他們的切身問題。
新加坡人不是沒有不同的聲音，但顯然他們凝聚一個更強的共識，去追尋東西方社會越來越缺乏的社會穩定與生活品質，但也勢須在社會的主旋律中去包容不同角落中所響起的雜音。
（原載香港《亞洲周刊》1994年11月号） 為何隻有一種聲音？ 台灣作家龍應台的《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在新加坡《聯合早報）轉載後，引起讀者熱烈批評，針對她這篇文章所引起的反應，龍最近接受《亞洲周刊》專訪，以下是訪問摘要： 你對《聯合早報》轉載你這篇文章有何看法？ 我很高興，顯然編輯認為這篇文章可以引起一些反省和讨論，但他們還是應該事先取得我同意。
它所引起的反應，在我意料之中，但令人失望。
近十篇反應中，不是熱血的辯護就是怒目攻擊，反省與就事論事的讨論沒有一篇，我不僅要問，為什麼隻有一種聲音？新加坡人自己也該覺得奇怪吧！ 你對馮煥好等人的來函内容有何反應或反駁？ 有些作者由我的文章引申為台灣對新加坡的不滿。
對不起，我不代表台灣人，隻代表自己，在台灣，有許多人欣賞新加坡的價值觀，譬如《天下》雜志，同時也有許多人持相反看法，譬如我。
兩種看法都屬于一個多元的社會，誰也不代表誰。
有些作者讀了我的文章之後，起而攻擊台灣社會：國會打架、未婚媽媽……這是基本邏輯的錯誤。
我批評新加坡，和台灣扯上什麼關系？台灣有台灣的問題，我對台灣的批評要比對新加坡嚴厲得多，但并不是這篇文章要談的事。
我不苟同一些人認為新加坡人可以代表“亞洲人”。
如果日本首相大刺刺地與西方對話，且口口聲聲“我們亞洲人如何如何……”，我的反應會更強烈。
如果中國大陸的總理以亞洲人的代表自居，他也少不了“大漢沙文主義”的嫌疑。
不以一己的價值觀代表他人，是對異己文化的尊重，我們同時也要對抗西方人對亞洲的刻闆概念化，當新加坡人說“我們亞洲人如何如何”時，他其實強化了歐洲人的傳統偏見：“歐洲人”尊重自由，“亞洲人”強調集體。
歐洲人很願意忽視亞洲人彼此之間的差異，因為那些差異會破壞他對亞洲人的整體刻闆概念。
當歐洲人體認到日本人與中國人，新加坡人與印度人之間存在着重大的文化差異時，我們才能說，東西的了解向前跨了一步（假定亞洲人也體認到挪威人與葡萄牙人有多麼不同）。
至于自由不自由這個問題，因為太複雜，不是我那篇短文想讨論的題目。
我隻是提出個人的立場：新加坡這種自由不投我所好。
隻是當新加坡人振振有辭說：“我有閱讀、寫作、發言和出版的自由……”時，我不得不問：“是不是所有的新加坡人都和他一樣有那樣的自由——包括與政府或與社會主流持相反意見的人？”如果他們沒有，你是否太自私了？ 為什麼你認為新加坡部長不應以亞洲人的代表自居，跟歐洲人比較文化價值觀？ 我覺得新加坡部長可以“新加坡人”的身分很理直氣壯地教訓歐洲人，讓歐洲人聽到直接的、不客氣的批評是件很健康的事情。
我隻是反對他将亞洲人一元化、集體化，同時在這裡提醒他，南歐人比起北歐人，更高度重視家庭、族群與集體。
歐洲人也不能一概而論。
新加坡試圖和強勢西方文化作平等交流，值得鼓掌支持，可是前瞻少不了自省，開拓者更不可缺兼容并蓄的大胸懷。
民族情緒，愛國激情，沒什麼用的！ 中國大陸不少領導人常稱贊新加坡的成就，并當作是學習榜樣，你有何看法？ 不隻大陸，台灣也有政治人物稱贊新加坡為好榜樣。
大陸的我管不着，台灣的就使我戒慎恐懼，如履薄冰。
台灣是從極權政體下走出來的，犧牲多少人才有今天這一點自由保障，政客希望造成的邏輯很簡單——“自由造成動亂，安定需要集權”，人們一旦接受這個簡化的邏輯，政客就有權力的基礎。
在我看來，任何簡化了的“真理”都是危險的。
美國籍的一位學者原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執教，他最近撰文批評新加坡的司法制度不夠超然，引來警方人員調查。
可能被控以藐視法庭罪名。
你對這件事又有何看法？ 你想如果我今天住在新加坡，登門按鈴的将是誰？ （原載香港《亞洲周刊》1994年11月号）
嚼不到口香糖，不交女朋友就是。
再說，毒販殺無赦，确是德政。
龍應台不願放棄個人自由與尊嚴，情懷浪漫得可以。
在這方面，我和她“同病相憐”，都是被美國教育慣壞了。
1991年我應聘新加坡大學，未到半年，就萌去志。
想來我和龍女士這種動物，心态頗像赫胥黎小說《美麗的新世界》中的“野人”。
在赫氏的反烏托邦中，不但饑餓、疾病這種種人類有史以來的大敵一一成了曆史名詞，連氣候的轉變，也受到科技控制。
人的脾氣與情欲，也可由藥物調制。
這端的是美麗的新世界，但浪漫成性的野人卻無法忍受。
免于饑餓和疾病的代價是喪失意志的自由。
他最後表态說，二者之間他甯可選擇饑餓、疾病和情欲折磨的痛苦，隻要他有機會清清醒醒作選擇的話。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按（中國典故大辭典》的解釋，“是指水過于清澈，毫無雜質，以至連魚賴以生活的物質都沒有了，魚就不能生活。
……人對于别人如果事不論巨細，一味細察苛求，就沒有人和他相處往來。
” 如果把魚譬作書生、丈人，那麼賴以生存的物質，得有一些成分是雜質。
一個告誡連篇的社會，隻有思無邪輩能生存。
不過，新加坡以商立國，有嗜癡（雜質）之癖的魚，既然不是社會中堅分子，多一條少一條也不會動搖國本。
龍應台族類可休矣。
（原載台北《中國時報》） 容易受傷的新加坡人？ 台灣作家龍應台著文批評新加坡的價值觀，不能代表亞洲，引起新加坡人強烈反應，紛投函報章反駁，并反譏台灣的亂象。
是龍應台太偏激，或新加坡人護國心切？ 10月中新加坡《聯合早報》轉載了旅居德國的台灣作家龍應台的一篇短文——《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掀起軒然大波，一些新加坡人紛紛投函當地報章批評龍應台，這些文章中完全沒有支持她的論點。
龍的文章似乎觸到新加坡人敏感的神經，引起強烈的反應。
龍應台在文章中引述新加坡外交部長賈占瑪到德國出席歐洲和東南亞外長會議的演講，并指出，最近新加坡政府頻頻與西方對話，口氣俨然以亞洲的代言人自居，開門就是“我們亞洲人的價值怎麼怎麼樣……”，好像新加坡代表了亞洲，新加坡的文化價值就是整個亞洲的文化價值。
文中又表示，即使給她再高的經濟成長，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她也不願放棄她一點點個人的自由與尊嚴。
在新加坡人反駁的文章中，有人表示活得和睦幸福，不必龍來指指點點。
也有人認為龍已全盤接受西方價值觀，自然對亞洲的事物有不順眼。
更有人覺得龍的論調太偏激，根本是瞧不起新加坡人。
一位作者梅子的文章《我很慶幸自己是新加坡人》更是針鋒相對，指出台灣的亂象，如國會的肢體沖突，是否就是“講究個人尊嚴與自由”。
到底新加坡能不能代表亞洲？這是龍文受争議的其中一點，也是令新加坡人情憤不平的，《聯合早報》記者林義明認為新加坡人是亞洲人，亞洲人表達亞洲人的心聲，沒有人可以反對，更何況這聲音是來自一個有三大亞洲文化（中華文化、馬來回教文化和印度文化）背景的國家……女作家蓉子也對《亞洲周刊》說：“新加坡政府領袖都是有見識及有成就的人，他們向西方國家傳達一些亞洲人的信息，有什麼不對？” 詩人陳松沾認為龍應台沒考慮有關國家的民情，龍強調個人的自由與尊嚴，卻沒去了解它們的實用價值。
作家黃盛發也說，個人的自由不能置于國家利益之上，商人張瑾雲則為新加坡的嚴峻法律辯護。
她對《亞洲周刊》說：“新加坡是移民社會，上一代人民的文化素養不高，過渡時期當然需要嚴厲的立法，使人們就範。
” 新加坡人一般生活得安定與舒服，言論是否自由似乎與其他國家的看法不一，而對自由的定義與範圍也引來争議。
龍應台表示，她在台灣生長，非常清楚政府如何能透過媒體、教育、公共政策等種種管道去塑造社會的所謂“個性”，但是比這些來自政府的操縱更基本，更原始的，她覺得是人的自私。
龍認為，言論限制是一個透明的網，一般人不去碰它就感覺不到“不自由”。
但總會有一些人“長了反骨”去碰那張網而被“電到”，對這些人視若無睹是沒有正義感，而把言論自由這種東西貼上“西方”标簽，然後加以反對，她認為是義和團的作風。
龍應台以尖銳的筆針砭時政著名，她的雜文集《野火集》，其中一文《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就批評中國人不講公德心，在80年代震動台灣，如今她這把野火竟燒到獅城：1991年龍曾去過新加坡，對強勢政府下文化人的苦悶印象很深。
她相信，新加坡不是沒有異議，隻是這些聲音新加坡人一般聽不見。
在這場争論中，确有持不同意見的，但這些聲音不多。
現任東南亞研究院研究員的王賢勤表示，龍的論點及要求并無不對，因為亞洲範圍很大。
他又說，龍雖住在歐洲，但卻具亞洲人思想。
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學者徐本欽也以持平及客觀的看法表示，亞洲價值觀并不單一，印度、巴基斯坦等國的價值現就與新加坡很不相同。
徐又進一步指出，某一些領導人的看法，并不一定代表新加坡人的看法與觀點。
例如，禁止人民吃口香糖，并不是新加坡人都認可、支持。
前新加坡首席部長馬紹爾就公然表态，反對政府過度幹預人民的自由與權利。
而生孩子的問題，也引起一些人的不滿，認為政府幹預他們的切身問題。
新加坡人不是沒有不同的聲音，但顯然他們凝聚一個更強的共識，去追尋東西方社會越來越缺乏的社會穩定與生活品質，但也勢須在社會的主旋律中去包容不同角落中所響起的雜音。
（原載香港《亞洲周刊》1994年11月号） 為何隻有一種聲音？ 台灣作家龍應台的《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在新加坡《聯合早報）轉載後，引起讀者熱烈批評，針對她這篇文章所引起的反應，龍最近接受《亞洲周刊》專訪，以下是訪問摘要： 你對《聯合早報》轉載你這篇文章有何看法？ 我很高興，顯然編輯認為這篇文章可以引起一些反省和讨論，但他們還是應該事先取得我同意。
它所引起的反應，在我意料之中，但令人失望。
近十篇反應中，不是熱血的辯護就是怒目攻擊，反省與就事論事的讨論沒有一篇，我不僅要問，為什麼隻有一種聲音？新加坡人自己也該覺得奇怪吧！ 你對馮煥好等人的來函内容有何反應或反駁？ 有些作者由我的文章引申為台灣對新加坡的不滿。
對不起，我不代表台灣人，隻代表自己，在台灣，有許多人欣賞新加坡的價值觀，譬如《天下》雜志，同時也有許多人持相反看法，譬如我。
兩種看法都屬于一個多元的社會，誰也不代表誰。
有些作者讀了我的文章之後，起而攻擊台灣社會：國會打架、未婚媽媽……這是基本邏輯的錯誤。
我批評新加坡，和台灣扯上什麼關系？台灣有台灣的問題，我對台灣的批評要比對新加坡嚴厲得多，但并不是這篇文章要談的事。
我不苟同一些人認為新加坡人可以代表“亞洲人”。
如果日本首相大刺刺地與西方對話，且口口聲聲“我們亞洲人如何如何……”，我的反應會更強烈。
如果中國大陸的總理以亞洲人的代表自居，他也少不了“大漢沙文主義”的嫌疑。
不以一己的價值觀代表他人，是對異己文化的尊重，我們同時也要對抗西方人對亞洲的刻闆概念化，當新加坡人說“我們亞洲人如何如何”時，他其實強化了歐洲人的傳統偏見：“歐洲人”尊重自由，“亞洲人”強調集體。
歐洲人很願意忽視亞洲人彼此之間的差異，因為那些差異會破壞他對亞洲人的整體刻闆概念。
當歐洲人體認到日本人與中國人，新加坡人與印度人之間存在着重大的文化差異時，我們才能說，東西的了解向前跨了一步（假定亞洲人也體認到挪威人與葡萄牙人有多麼不同）。
至于自由不自由這個問題，因為太複雜，不是我那篇短文想讨論的題目。
我隻是提出個人的立場：新加坡這種自由不投我所好。
隻是當新加坡人振振有辭說：“我有閱讀、寫作、發言和出版的自由……”時，我不得不問：“是不是所有的新加坡人都和他一樣有那樣的自由——包括與政府或與社會主流持相反意見的人？”如果他們沒有，你是否太自私了？ 為什麼你認為新加坡部長不應以亞洲人的代表自居，跟歐洲人比較文化價值觀？ 我覺得新加坡部長可以“新加坡人”的身分很理直氣壯地教訓歐洲人，讓歐洲人聽到直接的、不客氣的批評是件很健康的事情。
我隻是反對他将亞洲人一元化、集體化，同時在這裡提醒他，南歐人比起北歐人，更高度重視家庭、族群與集體。
歐洲人也不能一概而論。
新加坡試圖和強勢西方文化作平等交流，值得鼓掌支持，可是前瞻少不了自省，開拓者更不可缺兼容并蓄的大胸懷。
民族情緒，愛國激情，沒什麼用的！ 中國大陸不少領導人常稱贊新加坡的成就，并當作是學習榜樣，你有何看法？ 不隻大陸，台灣也有政治人物稱贊新加坡為好榜樣。
大陸的我管不着，台灣的就使我戒慎恐懼，如履薄冰。
台灣是從極權政體下走出來的，犧牲多少人才有今天這一點自由保障，政客希望造成的邏輯很簡單——“自由造成動亂，安定需要集權”，人們一旦接受這個簡化的邏輯，政客就有權力的基礎。
在我看來，任何簡化了的“真理”都是危險的。
美國籍的一位學者原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執教，他最近撰文批評新加坡的司法制度不夠超然，引來警方人員調查。
可能被控以藐視法庭罪名。
你對這件事又有何看法？ 你想如果我今天住在新加坡，登門按鈴的将是誰？ （原載香港《亞洲周刊》1994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