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節 我很小，可是我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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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那樣的文章他們通常不會刊出來，但會在内部流傳，或者私下拿一份影印給你，然後贊美說：“這篇文章寫得真好！”編輯們對于真正能說中新加坡人心事的批評其實是挺尊敬的。
所以，我相信龍女士文章激起新加坡讀者幾乎一緻憤怒的反應，是真實的。
如果比較了解新加坡政治和文化操作方式，便會知道，與其說龍女士的文章激起新加坡人強烈的反應，還不如說她的文章又一次成功地被新加坡報紙拿來當成絕佳的反面教材，作為凝聚新加坡人一體感的素材。
在某種意義上，不能小看新加坡政府的能耐。
你說他們怕批評，可是每年美國國務院有關新加坡的人權狀況報告，他們卻敢全文地刊在報紙上，然後逐條指出其中的錯誤，其法律上的專業程度常讓對方啞口無言。
他們敢這麼做，是因為心裡很明白，這種人權報告對新加坡内部毫無殺傷力，其外行程度反而成為可資嘲弄的對象，有助于鞏固新加坡政府治理國家的威信。
至于面對西方媒體的挑戰，那更是小case，李光耀先生可以輕易挑出其中基本背景資料的錯誤，有時候還笑人家連字都拼錯。
‘最近西方媒體一寫到新加坡，态度謹慎多了，上次一份刊物提到李顯龍升官跟他老爸有關系，随後立刻修正，作出道歉，承認自己“毫無根據”。
如果西方媒體都能以同等的謙虛态度對待其他的非西方國家，這個世界會公平很多。
在這一點上，李光耀很值得尊敬，他有很大的貢獻。
新加坡人不批評新加坡嗎？當然批評！而且罵起來一樣很兇。
你到咖啡店聽聽那裡的政見，的士（計程車）司機對RoadTax大吐苦水，醫療費用太高啦！公務員想下海做生意啦！政治方面，朱為強抱怨當國會議員好像在服兵役，劉程強重振南大精神，成為當年華校生反對精神的現代象征，至于講一口漂亮牛津英語的蕭添壽煽動群衆的激情演出深深留在人們的腦海中。
他稱病流亡美國，政府卻在美國雇了私家偵探拍了他和女友在大街溜達的照片。
前總統蒂凡那酗酒、非禮少女的醜聞曝光，電視播報員正經八百地叙述這段黃色經曆。
佐菲利違反交通規則被法庭罰款，有人抱着腰笑到肚子痛……。
這一切都很精采，不是嗎？ 在新加坡從事反對運動很不簡單，勇氣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條件，最重要的是反對者的品行幾乎要完美無缺，否則沒兩下子，你偷偷交女朋友的事，漏了十塊錢的稅，或電話費沒交，或什麼時候不小心把别人的捐款放在自己的口袋裡，或者用公家的郵票寄私人信件，這些會被詳詳細細地揭出來，讓你支支吾吾，臉紅了，那時光是面對四方投來的奇異眼光就夠受了，還講什麼政治大道理！你也可以揭露對方的黑幕，但必須要有百分之百的證據，否則一場毀謗官司下來，可以讓你賣掉房子也賠不完。
老天！這時候你才意識到原來你是在跟聖人作對，除非你是另一位聖人，否則足以心虛得晚上睡不着覺的。
新加坡的成功不是理所當然的，它是一群優秀無私的領導人才，加上人民的勤奮努力得來的。
兩百七十萬的人口，三大種族，各有其種族、文化、風俗的認同。
基本的國家認同嚴重分歧。
事實上，過去根本沒有這個國家，哪來的一緻的國家認同？最早林有福政府貪污腐化，再多執政幾年，新加坡就徹底完蛋了。
人民行動黨上台，頂住了局面，但内在的分裂動力仍然很強大，1964年的種族暴動令人膽戰心驚，新加坡政府發覺自己竟然指揮不動馬來警察，他們另有效忠對象。
在這種情況下，缺乏一個強而有力的政府，做出一些限制，這個國家還能存在嗎？ 是的，他們有理由這麼傲，但犯了一個錯誤，就是以切斷華人語文文化的根來建立一個新國家的新意識。
這整整傷害了一代人的感情，到今天傷痕還是這麼深，以緻還有這麼多人仍懷着受委屈的恨意。
這是新加坡社會真正的傷痕，也就是各族曾被迫放棄自己一部分的靈魂，以共創新國家的新意識，這種以政治力量強制達成的轉變帶來莫大的心靈掙紮和痛苦。
這是新加坡政府過去最可議之處，因為一旦砍掉文化的根，這個社會便失去了它的精神靈魂，那時烏節路的百貨公司、淡濱尼的新型組屋、萊佛士酒店的重修，甚至聖陶沙島上的山下奉文投降的蠟像館都隻是空空洞洞的軀殼而已。
沒有文化的連系，你如何跟下一代說明什麼叫做日軍的“大檢證”，他們攤開雙手，說這事跟他們又有什麼關系？60年代建設“勇猛剛強的社會”滿懷壯志的口号還有誰記得？一個無法透過語文文化連系認識自己過去的新加坡新生代，如何規劃未來抱負？如果新生代對未來沒有抱負理想，新加坡的希望在哪裡？ 事實上，李光耀先生現在已很清楚問題所在，對以前過激的作法也有悔意。
現在政府正以最大的努力彌補過去的錯誤，各族人民都被鼓勵尋回自己文化的根，大大方方跟自己的文化母國來往，也隻有這麼做，新加坡社會的靈魂才有真實的内涵，否則根本上是空的。
這一部分是新加坡真正的生死掙紮，西方媒體從來沒有真正懂得過，也未曾費心思地去領會過。
他們對新加坡的批評往往是管制過嚴，缺乏這個自由那個自由，諷刺的是，批評的内容往往是新加坡政府使大部分人受益，使這個新生國家免于分崩離析的有效手段。
批評的内容恰巧是這個國家能獲緻穩定繁榮的方式，也是選民投票請行動黨繼續執政的原因，所以新加坡政府當然樂得拿出來公開一條條地批駁，暴露對方的外行以提高本身負責任的威信。
李光耀說，如果把兩百萬美國人擺在新加坡，像在美國一樣地行事，那肯定撐不過六個月，他們裡外都會打起來。
西方媒體一方面低估了新加坡社會頑強的鬥志，另一方面又高估了新加坡。
這個國家曆史太短，明年才滿三十年，有它根本的脆弱性，還需要一定時間培養一體感。
如果這一刻把西方的民主制度套上去，一年内這個國家就足以被撕得粉碎。
這一部分應該體會到人家的難處，不要老把本身發展上百年的成熟體制當成理所當然之事。
至于生活層面是不是管得太嚴？新加坡社會本身會做出調整，吳作棟時代的社會生活和李光耀的已經很不一樣了。
目前的制度仍然具有十分健全的反饋作用；調整也相當靈活。
當然，報章還是會繼續搜集國外批評新加坡的文章，看到有滲透力的東西當成内部流傳的參考文件，至于那些明顯激怒新加坡人的東西則盡快刊出來，作為絕佳的反面材料，那正是激勵新加坡國民意識不可或缺的手段。
（原載台北《中國時報》） 水至清則無魚 ——看龍應台在新加坡點火 ——劉紹銘 舊聞新鈔：“10月中新加坡《聯合早報》轉載了旅居德國的台灣作家龍應台的一篇短文——（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
掀起軒然大波。
一些新加坡人紛紛投函當地報章批評龍應台，這些文章中完全沒有支持她的論點。
龍的文章似乎觸到新加坡人敏感神經，引起強烈的反應。
”（《亞洲周刊》，11月6日） 當年曾以《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一文驚動台灣朝野的“女鬥士”，這回又在新加坡點起“野火”。
原來《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的矛頭，指着到訪德國的新加坡外交部長賈古瑪，說他發言時不應處處以亞洲代言人自居。
為什麼她慶幸自己不是新加坡人？因為，“即使給她再高的經濟成長、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她也不願放棄她一點點個人的自由與尊嚴”。
愛國的新加坡公民看了龍文後，大動肝火，意中事耳。
這塊原是英國殖民的土地，三十多年來因華人栉風沐雨的經營，今天赢得亞洲公園之譽，殊非僥幸。
身為黃種人，龍博士在人家意氣風發之時卻潑冷水，實在煞風景。
同期的《亞洲周刊》有龍應台專訪，她答客問中，有這麼關鍵性的幾句：“新加坡試圖和強勢西方文化作平等交流，值得鼓掌支持，可是前瞻少不了自省，開拓者更不可缺兼容并蓄的大胸懷。
民族情緒，愛國激情，沒什麼用的！” 看來龍應台質疑的，不是賈古瑪說的話，而是他擺出的泛地區主義的姿态。
她認為他可以新加坡人的身分，“理直氣壯地教訓歐洲人”，但不應以亞洲代言人自居。
所謂泛地區主義，是以地域和膚色把人類行為模式、價值系統和道德觀念“一把抓”，套圈圈。
把地球各族類，以洲名框之，當然籠統得以偏概全。
單說歐洲人吧，東、南、西、北歐諸國，其曆史背景、文化傳統和宗教信仰，均不可同日而語，但這種界定，積習難改，雖然不科學，非洲人、亞洲人、美洲人、澳洲人等泛地域的稱謂，看樣子會因利乘便地沿用下去。
經濟大國的日本，或者不與亞洲認同，但在外人看來，還是亞洲國家的一員。
龍應台若因賈古瑪以亞洲代言人自居而非議其身，實有點矯枉過正，但她言論的重點，似不在正名，而是價值系統的取舍。
新加坡國泰民安、豐衣足食，近來更積極部署，放開基金管理，以期在1997年後一舉取代香港，成為國際金融貿易中心。
如果人生目标，隻為增加銀行存款數字，那麼獅城前景，金光萬丈。
好個女鬥士，她偏不吃這一套。
再引前言，即便給她“再高的經濟成長，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她“也不願放棄”她“一點點個人的自由與尊嚴”。
這無可避免地涉及快樂和幸福的定義。
獅城内閣資政李光耀，說話一向不含糊。
他曆來的信念是，為了保證新加坡社會的安定繁榮，群體的利益，絕對應該放在個人的權利上。
本此，不但販毒吸毒殺無赦，就連會女朋友前辟除口臭的恩物口香糖，也成禁品。
青少年擾亂治安或損毀公器，打屁股。
這種措施，是否過分了點？是非标準是相對的。
如果要我在“文革”時的中國與今天的新加坡作一取舍，當然毫無考慮地選擇後者。
獅城的政治氣候，禁絕惡聲，立言是無希望了，立命倒夠
所以，我相信龍女士文章激起新加坡讀者幾乎一緻憤怒的反應，是真實的。
如果比較了解新加坡政治和文化操作方式，便會知道，與其說龍女士的文章激起新加坡人強烈的反應，還不如說她的文章又一次成功地被新加坡報紙拿來當成絕佳的反面教材，作為凝聚新加坡人一體感的素材。
在某種意義上，不能小看新加坡政府的能耐。
你說他們怕批評，可是每年美國國務院有關新加坡的人權狀況報告，他們卻敢全文地刊在報紙上，然後逐條指出其中的錯誤，其法律上的專業程度常讓對方啞口無言。
他們敢這麼做，是因為心裡很明白，這種人權報告對新加坡内部毫無殺傷力，其外行程度反而成為可資嘲弄的對象，有助于鞏固新加坡政府治理國家的威信。
至于面對西方媒體的挑戰，那更是小case，李光耀先生可以輕易挑出其中基本背景資料的錯誤，有時候還笑人家連字都拼錯。
‘最近西方媒體一寫到新加坡，态度謹慎多了，上次一份刊物提到李顯龍升官跟他老爸有關系，随後立刻修正，作出道歉，承認自己“毫無根據”。
如果西方媒體都能以同等的謙虛态度對待其他的非西方國家，這個世界會公平很多。
在這一點上，李光耀很值得尊敬，他有很大的貢獻。
新加坡人不批評新加坡嗎？當然批評！而且罵起來一樣很兇。
你到咖啡店聽聽那裡的政見，的士（計程車）司機對RoadTax大吐苦水，醫療費用太高啦！公務員想下海做生意啦！政治方面，朱為強抱怨當國會議員好像在服兵役，劉程強重振南大精神，成為當年華校生反對精神的現代象征，至于講一口漂亮牛津英語的蕭添壽煽動群衆的激情演出深深留在人們的腦海中。
他稱病流亡美國，政府卻在美國雇了私家偵探拍了他和女友在大街溜達的照片。
前總統蒂凡那酗酒、非禮少女的醜聞曝光，電視播報員正經八百地叙述這段黃色經曆。
佐菲利違反交通規則被法庭罰款，有人抱着腰笑到肚子痛……。
這一切都很精采，不是嗎？ 在新加坡從事反對運動很不簡單，勇氣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條件，最重要的是反對者的品行幾乎要完美無缺，否則沒兩下子，你偷偷交女朋友的事，漏了十塊錢的稅，或電話費沒交，或什麼時候不小心把别人的捐款放在自己的口袋裡，或者用公家的郵票寄私人信件，這些會被詳詳細細地揭出來，讓你支支吾吾，臉紅了，那時光是面對四方投來的奇異眼光就夠受了，還講什麼政治大道理！你也可以揭露對方的黑幕，但必須要有百分之百的證據，否則一場毀謗官司下來，可以讓你賣掉房子也賠不完。
老天！這時候你才意識到原來你是在跟聖人作對，除非你是另一位聖人，否則足以心虛得晚上睡不着覺的。
新加坡的成功不是理所當然的，它是一群優秀無私的領導人才，加上人民的勤奮努力得來的。
兩百七十萬的人口，三大種族，各有其種族、文化、風俗的認同。
基本的國家認同嚴重分歧。
事實上，過去根本沒有這個國家，哪來的一緻的國家認同？最早林有福政府貪污腐化，再多執政幾年，新加坡就徹底完蛋了。
人民行動黨上台，頂住了局面，但内在的分裂動力仍然很強大，1964年的種族暴動令人膽戰心驚，新加坡政府發覺自己竟然指揮不動馬來警察，他們另有效忠對象。
在這種情況下，缺乏一個強而有力的政府，做出一些限制，這個國家還能存在嗎？ 是的，他們有理由這麼傲，但犯了一個錯誤，就是以切斷華人語文文化的根來建立一個新國家的新意識。
這整整傷害了一代人的感情，到今天傷痕還是這麼深，以緻還有這麼多人仍懷着受委屈的恨意。
這是新加坡社會真正的傷痕，也就是各族曾被迫放棄自己一部分的靈魂，以共創新國家的新意識，這種以政治力量強制達成的轉變帶來莫大的心靈掙紮和痛苦。
這是新加坡政府過去最可議之處，因為一旦砍掉文化的根，這個社會便失去了它的精神靈魂，那時烏節路的百貨公司、淡濱尼的新型組屋、萊佛士酒店的重修，甚至聖陶沙島上的山下奉文投降的蠟像館都隻是空空洞洞的軀殼而已。
沒有文化的連系，你如何跟下一代說明什麼叫做日軍的“大檢證”，他們攤開雙手，說這事跟他們又有什麼關系？60年代建設“勇猛剛強的社會”滿懷壯志的口号還有誰記得？一個無法透過語文文化連系認識自己過去的新加坡新生代，如何規劃未來抱負？如果新生代對未來沒有抱負理想，新加坡的希望在哪裡？ 事實上，李光耀先生現在已很清楚問題所在，對以前過激的作法也有悔意。
現在政府正以最大的努力彌補過去的錯誤，各族人民都被鼓勵尋回自己文化的根，大大方方跟自己的文化母國來往，也隻有這麼做，新加坡社會的靈魂才有真實的内涵，否則根本上是空的。
這一部分是新加坡真正的生死掙紮，西方媒體從來沒有真正懂得過，也未曾費心思地去領會過。
他們對新加坡的批評往往是管制過嚴，缺乏這個自由那個自由，諷刺的是，批評的内容往往是新加坡政府使大部分人受益，使這個新生國家免于分崩離析的有效手段。
批評的内容恰巧是這個國家能獲緻穩定繁榮的方式，也是選民投票請行動黨繼續執政的原因，所以新加坡政府當然樂得拿出來公開一條條地批駁，暴露對方的外行以提高本身負責任的威信。
李光耀說，如果把兩百萬美國人擺在新加坡，像在美國一樣地行事，那肯定撐不過六個月，他們裡外都會打起來。
西方媒體一方面低估了新加坡社會頑強的鬥志，另一方面又高估了新加坡。
這個國家曆史太短，明年才滿三十年，有它根本的脆弱性，還需要一定時間培養一體感。
如果這一刻把西方的民主制度套上去，一年内這個國家就足以被撕得粉碎。
這一部分應該體會到人家的難處，不要老把本身發展上百年的成熟體制當成理所當然之事。
至于生活層面是不是管得太嚴？新加坡社會本身會做出調整，吳作棟時代的社會生活和李光耀的已經很不一樣了。
目前的制度仍然具有十分健全的反饋作用；調整也相當靈活。
當然，報章還是會繼續搜集國外批評新加坡的文章，看到有滲透力的東西當成内部流傳的參考文件，至于那些明顯激怒新加坡人的東西則盡快刊出來，作為絕佳的反面材料，那正是激勵新加坡國民意識不可或缺的手段。
（原載台北《中國時報》） 水至清則無魚 ——看龍應台在新加坡點火 ——劉紹銘 舊聞新鈔：“10月中新加坡《聯合早報》轉載了旅居德國的台灣作家龍應台的一篇短文——（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
掀起軒然大波。
一些新加坡人紛紛投函當地報章批評龍應台，這些文章中完全沒有支持她的論點。
龍的文章似乎觸到新加坡人敏感神經，引起強烈的反應。
”（《亞洲周刊》，11月6日） 當年曾以《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一文驚動台灣朝野的“女鬥士”，這回又在新加坡點起“野火”。
原來《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的矛頭，指着到訪德國的新加坡外交部長賈古瑪，說他發言時不應處處以亞洲代言人自居。
為什麼她慶幸自己不是新加坡人？因為，“即使給她再高的經濟成長、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她也不願放棄她一點點個人的自由與尊嚴”。
愛國的新加坡公民看了龍文後，大動肝火，意中事耳。
這塊原是英國殖民的土地，三十多年來因華人栉風沐雨的經營，今天赢得亞洲公園之譽，殊非僥幸。
身為黃種人，龍博士在人家意氣風發之時卻潑冷水，實在煞風景。
同期的《亞洲周刊》有龍應台專訪，她答客問中，有這麼關鍵性的幾句：“新加坡試圖和強勢西方文化作平等交流，值得鼓掌支持，可是前瞻少不了自省，開拓者更不可缺兼容并蓄的大胸懷。
民族情緒，愛國激情，沒什麼用的！” 看來龍應台質疑的，不是賈古瑪說的話，而是他擺出的泛地區主義的姿态。
她認為他可以新加坡人的身分，“理直氣壯地教訓歐洲人”，但不應以亞洲代言人自居。
所謂泛地區主義，是以地域和膚色把人類行為模式、價值系統和道德觀念“一把抓”，套圈圈。
把地球各族類，以洲名框之，當然籠統得以偏概全。
單說歐洲人吧，東、南、西、北歐諸國，其曆史背景、文化傳統和宗教信仰，均不可同日而語，但這種界定，積習難改，雖然不科學，非洲人、亞洲人、美洲人、澳洲人等泛地域的稱謂，看樣子會因利乘便地沿用下去。
經濟大國的日本，或者不與亞洲認同，但在外人看來，還是亞洲國家的一員。
龍應台若因賈古瑪以亞洲代言人自居而非議其身，實有點矯枉過正，但她言論的重點，似不在正名，而是價值系統的取舍。
新加坡國泰民安、豐衣足食，近來更積極部署，放開基金管理，以期在1997年後一舉取代香港，成為國際金融貿易中心。
如果人生目标，隻為增加銀行存款數字，那麼獅城前景，金光萬丈。
好個女鬥士，她偏不吃這一套。
再引前言，即便給她“再高的經濟成長，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她“也不願放棄”她“一點點個人的自由與尊嚴”。
這無可避免地涉及快樂和幸福的定義。
獅城内閣資政李光耀，說話一向不含糊。
他曆來的信念是，為了保證新加坡社會的安定繁榮，群體的利益，絕對應該放在個人的權利上。
本此，不但販毒吸毒殺無赦，就連會女朋友前辟除口臭的恩物口香糖，也成禁品。
青少年擾亂治安或損毀公器，打屁股。
這種措施，是否過分了點？是非标準是相對的。
如果要我在“文革”時的中國與今天的新加坡作一取舍，當然毫無考慮地選擇後者。
獅城的政治氣候，禁絕惡聲，立言是無希望了，立命倒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