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節 我很小，可是我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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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意見。
例如，我在本欄發表的文章，便常常批評政府的教育與文化政策，讀者們看了有贊成的，也有不贊成的，政府也不會因而對我有什麼過不去。
在咖啡店内，研讨會上，大學校園和普通人相聚的場所裡，也常常聽到公開的批評。
最近的例子是擁車證、消費稅、物價高、房屋昂貴等課題，可見我們也并非是同一鼻孔出氣的。
給我們一個自省機會 平心靜氣地說，龍女士的兩篇文章，倒能刺激我們，使我們有一個自省的機會。
我國的經濟建設成果，是許多國家所贊賞的，也是我們引以為榮的，但我們千萬不能自滿自負，以為我們已達到了十全十美的地步。
我們在社會、教育、文化、人文、道德各方面，還有許多應該改善之處，對于我們這些不夠理想的地方，我們應力求改進，以達到更完善的地步。
至于龍女士所提出的自由問題，我以為我國現在安定繁榮，人民教育水平高，思想比較成熟，判斷力也比較強，能有更大的言論自由，也何嘗不是一件好事？我們，不論是政府或人民，也不需要太敏感，能夠讓大家有更廣闊的言論空間，不是更能提高我們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水準？不過，我還是要總結一句，不論是本國或外國的言論，我們歡迎客觀的、誠意的、有建設性的批評，謾罵煽動性的文字，不是我們所能接受的。
“龍卷風”過後的省思 ——劉培芳 龍應台的文章《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發表的時候，我不在新加坡。
回國後，還沒來得及翻閱舊報，就覺得奇怪，到底發生什麼大事，搞得龍應台變成新加坡芸芸衆生的公敵？我去翻看舊報，于是恍然大悟：原來如此。
老實說，新加坡人是無須為這麼一篇文章大發雷霆的。
我看了《還好》一文後，除了感到龍應台執筆時有點急躁和沖動之外，倒覺得她是看出了新加坡的一些問題。
而她接着發表的另一篇文章《我很小，可是我不怕？》，也提出了一系列可引人作深層文化反思的問題，雖然我未必同意龍應台在文中的所有觀點。
對龍應台有點了解、或是有讀過她的社會評論文章的人，應該都會知道她一貫的行文作風。
當年她的《野火集》之所以震撼整個台灣，正是由于她那支針砭時弊的筆，夠尖、夠辣、夠狠。
我還記得80年代中期的一次世界華文書展在新加坡舉行時，《野火集》在書展上被搶購一空的情況。
許多讀者買不到書，還叮囑書商為他們訂購或到台灣采辦。
當時新加坡文化圈以贊歎和賞識心情，來看待這位女作家在台灣所引起的一陣旋風。
不料十年後的今天，這旋風變成一陣“龍卷風”，吹到新加坡。
龍應台是因為讀到我國外交部長賈古瑪在德國出席歐洲和東南亞外長會議的演講，對這位新加坡政府領袖和西方人對話時，“口氣俨然以亞洲代言人自居”感到非常不舒服，因而有感而發，認為新加坡并不代表亞洲，她更由此列出許多她個人不能苟同的新加坡價值觀，批判一番之餘，十分慶幸自己不是新加坡人。
這篇文章原刊登在台灣的《中國時報》，也許龍應台沒料到《聯合早報》随後會轉載，更沒料到她會如此觸怒新加坡人，引起他們紛紛投函報章反駁。
為文、參與辯論的不僅是新加坡國民，還包括了來自中國大陸和香港的移民和馬來西亞人。
他們大多為新加坡的價值觀、良好社會體制和國家的傑出成就而辯護。
一位旅居本地的中國人還開宗明義聲言：“我想成為新加坡人！” 這陣“龍卷風”刮得好猛，争論之激烈，甚至使它成為最新一期《亞洲周刊》的“亞洲焦點”。
我不想在這裡争論新加坡能否代表亞洲，也不想對龍應台的論點及讀者的因應逐點逐項加以讨論。
我隻想從這次的事件是否能觸引我們做何種反思這個角度，和大家一同探讨。
龍卷風卷起，弄得人人躁動不安。
風過後，大地恢複平靜，我們是否就把這事置諸腦後呢？ 自然現象中的龍卷風，可能引起海嘯，可以造成天災人禍；而我覺得，這次龍應台卷起的風浪，對我們來說應該是件好事。
它警醒我們，别人可以對我們有不同意見，可以用不同角度來看我們的問題。
我們應該為新加坡這些年來的建國成就感到自豪，卻不表示我們就可以掩着耳朵不聽别人的批評。
獨立三十年，當我們的國家取得繁榮、穩定和發展之後，我們應該逐漸走向成熟，我們應該可以培養出足夠的氣度、寬闊的胸襟，容納不同的看法和言論。
如果别人的批評不符事實，或歪曲真相，我們應該嚴厲駁斥；但假如有關批評是誠懇的，是出自善意的關懷，哪怕是筆調再辛辣、再煽情，哪怕是聲音再尖銳、再刺耳，我們都應把它們視為一種有助于我們改進、有利于我們成長的激素。
誰又能忍受别人往自己的傷口上撒鹽？但如果那不是鹽，而是刺激我們大腦神經去思考的動力，我們應該可以從正面的、積極的角度去對待它。
社會批評有時是越尖銳越好的，擊中要害的論點，最激發反思。
四平八穩、面面俱圓的文章，教人看不到立場，也缺乏個性。
龍應台覺得奇怪：“為什麼沒有不同的聲音？”她還問：“不同的聲音出不來？”龍應台在1991年來過新加坡，參加過國際華文文藝營的讨論，雖然她對新加坡各層面的問題沒有很深入的了解，但作為一名社會批評家，她有她一定的觀察。
“為什麼沒有不同的聲音？”我們自己是否也常常反思這問題？ 雖然新加坡比許多發展中的新興國家幸運，但在建國發展過程中，我們所走過的道路也不算太平坦。
興邦建國之初，為了穩定和發展，我們需要有統一的聲音，好團結及鞏固國民的力量。
如今，我們是否已到了可以來個包括不同音階、不同音色的大合唱時代呢？ 隻要開腔發音之前有個定音，隻要我們擁有一個主旋律，那麼，包合不同音階、音色及音域的合唱曲，會不會更優美、更好聽呢？這是“龍卷風”吹過後，我一直在思索的問題。
我們應學習接受批評 ——蔡再豐 如果一個人願以真誠、善良作為出發點，則他的批評與建議，是值得冷靜去思考與探讨的。
即使他的批評與建議有偏差或錯漏，我們也應該以諒解與感謝的心情，來冷靜的分析和讨論，甚至撥出時間來研究、溝通、印證。
這樣，才會進步，才會得益。
新加坡不是沒有真正誠實的知識分子，肯冷靜、尖銳地探讨龍應台女士所提出的問題。
其實，幾篇發表在《交流》版的文章，也不能代表衆多新加坡人的心聲，所以，也就不該有“護國之聲”這碼事了。
我同意，正如龍女士所說的：在華文的大世界裡，我們是平等的，既然是平等的，我們便可以有自由的機會，平等地說話。
學術探讨，“真理”争論，不應偏私，更不該做人身攻擊，或說出“賭氣”等沒有修養的言詞。
國家主權、文化沖突、東方，思想、西方自由、歐洲人觀點、亞洲人價值觀……這些都是生活在角度不同的人所産生的不同角度的看法，或者，都各有道理，都沒有錯。
也沒有必要争論以何種标準作為定論。
我要說的是：（個人的看法）新加坡真正誠實的知識分子比較保守，比較懂得明哲保身。
他們願意把更多時間花在謀生，花在教育子女身上，花在建設美好的家園。
新加坡也并不缺乏優越的華文知識分子，在短暫的歲月裡新加坡能有今日的輝煌成就，也多靠這些華文知識分子堅強的努力、默默的耕耘、不斷的創造、無比的鬥志。
我個人也深覺，目前我們并不需要“外人”來“宣慰”和“照顧”，畢竟，我們的艱苦已一一熬過去了。
不過，我個人倒盼望有更多的“華族”藝術、戲曲、音樂、舞蹈、武術等來本地活動。
稱頌、贊美，對人說奉承好聽的話，是很容易給人接受的。
批評、忠谏，即使是善意的指責，也會給聽的人感到厭惡而發出抗議，這是人性的弱點、人的通病，是應該改變的。
亞洲或歐洲，非洲或美洲，地區不同，氣候不同，文化不同，生活習慣便不同，管治方法便不同。
智者和聰明者，是向别人學習，取長補短，求自己進步，而不是去攻擊别人，傷害别人或企圖征服别人。
活在各個不同地區的人，需要的是什麼？争取的是什麼？追求的又是什麼？這也有不同點。
當然，自由是最可貴和最多人追求的，但是還有富裕、财寶，還有親情…… 統治者用什麼法則治理廣大的群衆？什麼法則更适合？什麼是對與錯？曆史會給予證明。
中國“百花齊放”與“大躍進”的口号已成為過去，“文化大革命”的災難也如明日黃花。
目前在西方國家流行的性與貪污的醜聞，還有毒品泛濫的災害，非洲國家的饑餓與戰禍，還有印尼森林大火無法撲滅的悲哀……身為知識分子，值得關心的東西太多了，值得寫的東西太多了。
政府是政府，人民是人民，兩碼事，這是真理。
龍應台女士畢竟是一個敢發言、敢批評的人。
是的，文化批評像作文，不隻要問誰寫得好，還有，誰“寫得真”、“寫得善”！ 新加坡人的心事 ——徐宗懋 龍應台女士的短文《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轉載在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引起讀者的強烈責難，龍女士很奇怪為什麼讀者的基調相當一緻。
她覺得這種現象有兩種解釋：一是新加坡人确實比較滿意于現狀，樂意接受由權威政府領導的生活方式；或者，在權威的籠罩下，不同基調的聲音不敢冒出。
其實，新加坡報刊不論英文或華文，常會将國外刊物對新加坡的批評轉載，并接着刊登國内讀者來信的反駁。
編輯負責人心裡很清楚，在一個做出批評通常需要小心翼翼的國度，他們敢刊出這些國外批評文章，是因為他們知道這些東西激起新加坡人的憤怒遠超過共鳴。
如果有一篇國外批評真正能點中許多新加坡人内心的深處，能激起廣泛的共鳴，甚至産生某種颠覆效
例如，我在本欄發表的文章，便常常批評政府的教育與文化政策，讀者們看了有贊成的，也有不贊成的，政府也不會因而對我有什麼過不去。
在咖啡店内，研讨會上，大學校園和普通人相聚的場所裡，也常常聽到公開的批評。
最近的例子是擁車證、消費稅、物價高、房屋昂貴等課題，可見我們也并非是同一鼻孔出氣的。
給我們一個自省機會 平心靜氣地說，龍女士的兩篇文章，倒能刺激我們，使我們有一個自省的機會。
我國的經濟建設成果，是許多國家所贊賞的，也是我們引以為榮的，但我們千萬不能自滿自負，以為我們已達到了十全十美的地步。
我們在社會、教育、文化、人文、道德各方面，還有許多應該改善之處，對于我們這些不夠理想的地方，我們應力求改進，以達到更完善的地步。
至于龍女士所提出的自由問題，我以為我國現在安定繁榮，人民教育水平高，思想比較成熟，判斷力也比較強，能有更大的言論自由，也何嘗不是一件好事？我們，不論是政府或人民，也不需要太敏感，能夠讓大家有更廣闊的言論空間，不是更能提高我們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水準？不過，我還是要總結一句，不論是本國或外國的言論，我們歡迎客觀的、誠意的、有建設性的批評，謾罵煽動性的文字，不是我們所能接受的。
“龍卷風”過後的省思 ——劉培芳 龍應台的文章《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發表的時候，我不在新加坡。
回國後，還沒來得及翻閱舊報，就覺得奇怪，到底發生什麼大事，搞得龍應台變成新加坡芸芸衆生的公敵？我去翻看舊報，于是恍然大悟：原來如此。
老實說，新加坡人是無須為這麼一篇文章大發雷霆的。
我看了《還好》一文後，除了感到龍應台執筆時有點急躁和沖動之外，倒覺得她是看出了新加坡的一些問題。
而她接着發表的另一篇文章《我很小，可是我不怕？》，也提出了一系列可引人作深層文化反思的問題，雖然我未必同意龍應台在文中的所有觀點。
對龍應台有點了解、或是有讀過她的社會評論文章的人，應該都會知道她一貫的行文作風。
當年她的《野火集》之所以震撼整個台灣，正是由于她那支針砭時弊的筆，夠尖、夠辣、夠狠。
我還記得80年代中期的一次世界華文書展在新加坡舉行時，《野火集》在書展上被搶購一空的情況。
許多讀者買不到書，還叮囑書商為他們訂購或到台灣采辦。
當時新加坡文化圈以贊歎和賞識心情，來看待這位女作家在台灣所引起的一陣旋風。
不料十年後的今天，這旋風變成一陣“龍卷風”，吹到新加坡。
龍應台是因為讀到我國外交部長賈古瑪在德國出席歐洲和東南亞外長會議的演講，對這位新加坡政府領袖和西方人對話時，“口氣俨然以亞洲代言人自居”感到非常不舒服，因而有感而發，認為新加坡并不代表亞洲，她更由此列出許多她個人不能苟同的新加坡價值觀，批判一番之餘，十分慶幸自己不是新加坡人。
這篇文章原刊登在台灣的《中國時報》，也許龍應台沒料到《聯合早報》随後會轉載，更沒料到她會如此觸怒新加坡人，引起他們紛紛投函報章反駁。
為文、參與辯論的不僅是新加坡國民，還包括了來自中國大陸和香港的移民和馬來西亞人。
他們大多為新加坡的價值觀、良好社會體制和國家的傑出成就而辯護。
一位旅居本地的中國人還開宗明義聲言：“我想成為新加坡人！” 這陣“龍卷風”刮得好猛，争論之激烈，甚至使它成為最新一期《亞洲周刊》的“亞洲焦點”。
我不想在這裡争論新加坡能否代表亞洲，也不想對龍應台的論點及讀者的因應逐點逐項加以讨論。
我隻想從這次的事件是否能觸引我們做何種反思這個角度，和大家一同探讨。
龍卷風卷起，弄得人人躁動不安。
風過後，大地恢複平靜，我們是否就把這事置諸腦後呢？ 自然現象中的龍卷風，可能引起海嘯，可以造成天災人禍；而我覺得，這次龍應台卷起的風浪，對我們來說應該是件好事。
它警醒我們，别人可以對我們有不同意見，可以用不同角度來看我們的問題。
我們應該為新加坡這些年來的建國成就感到自豪，卻不表示我們就可以掩着耳朵不聽别人的批評。
獨立三十年，當我們的國家取得繁榮、穩定和發展之後，我們應該逐漸走向成熟，我們應該可以培養出足夠的氣度、寬闊的胸襟，容納不同的看法和言論。
如果别人的批評不符事實，或歪曲真相，我們應該嚴厲駁斥；但假如有關批評是誠懇的，是出自善意的關懷，哪怕是筆調再辛辣、再煽情，哪怕是聲音再尖銳、再刺耳，我們都應把它們視為一種有助于我們改進、有利于我們成長的激素。
誰又能忍受别人往自己的傷口上撒鹽？但如果那不是鹽，而是刺激我們大腦神經去思考的動力，我們應該可以從正面的、積極的角度去對待它。
社會批評有時是越尖銳越好的，擊中要害的論點，最激發反思。
四平八穩、面面俱圓的文章，教人看不到立場，也缺乏個性。
龍應台覺得奇怪：“為什麼沒有不同的聲音？”她還問：“不同的聲音出不來？”龍應台在1991年來過新加坡，參加過國際華文文藝營的讨論，雖然她對新加坡各層面的問題沒有很深入的了解，但作為一名社會批評家，她有她一定的觀察。
“為什麼沒有不同的聲音？”我們自己是否也常常反思這問題？ 雖然新加坡比許多發展中的新興國家幸運，但在建國發展過程中，我們所走過的道路也不算太平坦。
興邦建國之初，為了穩定和發展，我們需要有統一的聲音，好團結及鞏固國民的力量。
如今，我們是否已到了可以來個包括不同音階、不同音色的大合唱時代呢？ 隻要開腔發音之前有個定音，隻要我們擁有一個主旋律，那麼，包合不同音階、音色及音域的合唱曲，會不會更優美、更好聽呢？這是“龍卷風”吹過後，我一直在思索的問題。
我們應學習接受批評 ——蔡再豐 如果一個人願以真誠、善良作為出發點，則他的批評與建議，是值得冷靜去思考與探讨的。
即使他的批評與建議有偏差或錯漏，我們也應該以諒解與感謝的心情，來冷靜的分析和讨論，甚至撥出時間來研究、溝通、印證。
這樣，才會進步，才會得益。
新加坡不是沒有真正誠實的知識分子，肯冷靜、尖銳地探讨龍應台女士所提出的問題。
其實，幾篇發表在《交流》版的文章，也不能代表衆多新加坡人的心聲，所以，也就不該有“護國之聲”這碼事了。
我同意，正如龍女士所說的：在華文的大世界裡，我們是平等的，既然是平等的，我們便可以有自由的機會，平等地說話。
學術探讨，“真理”争論，不應偏私，更不該做人身攻擊，或說出“賭氣”等沒有修養的言詞。
國家主權、文化沖突、東方，思想、西方自由、歐洲人觀點、亞洲人價值觀……這些都是生活在角度不同的人所産生的不同角度的看法，或者，都各有道理，都沒有錯。
也沒有必要争論以何種标準作為定論。
我要說的是：（個人的看法）新加坡真正誠實的知識分子比較保守，比較懂得明哲保身。
他們願意把更多時間花在謀生，花在教育子女身上，花在建設美好的家園。
新加坡也并不缺乏優越的華文知識分子，在短暫的歲月裡新加坡能有今日的輝煌成就，也多靠這些華文知識分子堅強的努力、默默的耕耘、不斷的創造、無比的鬥志。
我個人也深覺，目前我們并不需要“外人”來“宣慰”和“照顧”，畢竟，我們的艱苦已一一熬過去了。
不過，我個人倒盼望有更多的“華族”藝術、戲曲、音樂、舞蹈、武術等來本地活動。
稱頌、贊美，對人說奉承好聽的話，是很容易給人接受的。
批評、忠谏，即使是善意的指責，也會給聽的人感到厭惡而發出抗議，這是人性的弱點、人的通病，是應該改變的。
亞洲或歐洲，非洲或美洲，地區不同，氣候不同，文化不同，生活習慣便不同，管治方法便不同。
智者和聰明者，是向别人學習，取長補短，求自己進步，而不是去攻擊别人，傷害别人或企圖征服别人。
活在各個不同地區的人，需要的是什麼？争取的是什麼？追求的又是什麼？這也有不同點。
當然，自由是最可貴和最多人追求的，但是還有富裕、财寶，還有親情…… 統治者用什麼法則治理廣大的群衆？什麼法則更适合？什麼是對與錯？曆史會給予證明。
中國“百花齊放”與“大躍進”的口号已成為過去，“文化大革命”的災難也如明日黃花。
目前在西方國家流行的性與貪污的醜聞，還有毒品泛濫的災害，非洲國家的饑餓與戰禍，還有印尼森林大火無法撲滅的悲哀……身為知識分子，值得關心的東西太多了，值得寫的東西太多了。
政府是政府，人民是人民，兩碼事，這是真理。
龍應台女士畢竟是一個敢發言、敢批評的人。
是的，文化批評像作文，不隻要問誰寫得好，還有，誰“寫得真”、“寫得善”！ 新加坡人的心事 ——徐宗懋 龍應台女士的短文《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轉載在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引起讀者的強烈責難，龍女士很奇怪為什麼讀者的基調相當一緻。
她覺得這種現象有兩種解釋：一是新加坡人确實比較滿意于現狀，樂意接受由權威政府領導的生活方式；或者，在權威的籠罩下，不同基調的聲音不敢冒出。
其實，新加坡報刊不論英文或華文，常會将國外刊物對新加坡的批評轉載，并接着刊登國内讀者來信的反駁。
編輯負責人心裡很清楚，在一個做出批評通常需要小心翼翼的國度，他們敢刊出這些國外批評文章，是因為他們知道這些東西激起新加坡人的憤怒遠超過共鳴。
如果有一篇國外批評真正能點中許多新加坡人内心的深處，能激起廣泛的共鳴，甚至産生某種颠覆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