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節 我很小，可是我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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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兩語便能得到結論的，況且在她千多個字的行文中，内容完全沒有針對值得關心的東西發表意見。
譬如，她并沒有談及亞洲與歐洲文化的差異；其次，她在文章中說：“我不贊成将死刑犯五花大綁拍照……”我自新加坡獨立以來，便在這裡生長，從沒聽過死刑犯要被五花大綁拍照。
龍應台信口開河，大膽假設，不是負責任的高級知識分子應有的作風；再者，我們的警察并沒有當衆羞辱丢紙屑的人的權力，龍應台的文章似乎有意在制造某種錯覺，令人以為新加坡是個警察國家，警察擁有不受管制的權力，這并不符合事實；最後，龍應台在答覆回應時說：“驚訝的是，反駁我的人如此不假思索地與政府認同，作出統一陣線的反應……”她會作出那麼膚淺的結論，實在令人十分納悶。
龍應台在答覆時是否有重讀自己的文章，是否知道自己在行文中犯了什麼錯誤。
若不是行文中有無中生有、誇大其辭、甚至惡意中傷的情形，又怎會反應是百分之百一面倒的護國之聲呢？ 五、我很小，可是我不怕！ 龍應台既然感覺到新加坡一貫的作風是：“我很小，可是我不怕！”從這點就可以很清楚地說明新加坡這麼一個小國，在國際間還擁有一份不可輕易被羞辱的尊嚴。
龍應台喜歡強調尊嚴，一個小國在國際間能像新加坡一樣擁有這樣的尊嚴，是不多見的。
新加坡常在受批評與自我批評中不斷求取進步，對于錯誤的政策，也能及時地糾正，這是我們重要的成功因素，國家如此，個人也是如此。
對龍應台的批評，我們也應采取同樣的态度。
我們厭惡不負責任的批評 ——陳敏明 東南亞并非蠻荒之地；東南亞廣大的華文愛好者也欣賞唐詩宋詞、魯迅、巴金、金庸等名家作品，隻要作品嚴謹有理性。
查良镛先生年前來新加坡所受到的歡迎可見一斑。
從龍應台女士對《聯合早報》讀者批評的反應，我發覺她很容易憑直覺堕入她自己一廂情願的結論裡——我不明白她為什麼會說《聯合早報》讀者對她的反駁是“不假思索地與政府認同，作出統一陣線的反應”，她可以批評反駁文章的文句不通，欠缺條理，但她不是我，怎麼知道我不假思索地作出反應呢？ 我是花了整整兩天時間細讀、分析、研究及思考《還好》一文，才執筆寫出我的個人感受，我不是作家，而且我已經有二十年沒有寫過一篇中文文章，回應《還好》一文是我中學畢業以來的第一篇中文作文，我能不思索嗎？在龍女士的回應中她說在寫《還好》的時候，她的直覺是政府是政府，人民是人民，兩碼事；又說她批評的對象不是新加坡人，而是新加坡政府。
可是又是誰說“新加坡人當然有充分權利依照他們的價值準則去過日子——什麼樣的人民有什麼樣的政府”？請問她的邏輯在哪裡呢？ 龍女士覺得奇怪，為什麼對《還好》一文的反應是百分之百一面倒的“護國之聲”，我隻能說她太不理解新加坡，太不理解新加坡人了。
在《聯合早報》轉載了《還好》一文以後，在我周圍的朋友确是百分之百對《還好》一文持反對态度，他們之中有土生土長的新加坡人，也有外國居民，包括香港、馬來西亞、韓國，他們都不是政府官員或有任何政黨背景，他們隻是對這種惡意攻讦氣憤。
試想想，如果《還好》一文被翻譯成德文，被一個從沒踏足亞洲、對新加坡也不認識的德國人看了，他對新加坡會得出一個怎麼樣的印象呢？不難想象如果他相信《還好》一文的話，新加坡就是一個“政府指定國民怎麼想、怎麼說、怎麼活、怎麼做愛生幾個小孩”的國家，可是事實如是嗎？ 我因業務關系，經常走訪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及韓國等地，也經常地被當地對新加坡情況不熟悉的朋友問道：“新加坡不準國民打麻将？”‘新加坡喝可口可樂要罰款？”“新加坡不準賣幹炒牛河？”等等。
每次聽到都不知道是好氣，還是好笑。
這些朋友當中，絕大部分并非對新加坡存有偏見，這些問題的答案是與否，對他們來講都無所謂，這隻是他們茶餘飯後的笑談而已。
那為什麼他們有這樣的錯誤訊息呢，都是多得一些不負責任的傳媒及專欄作家以訛傳訛的報道所緻。
龍女士說得對，誰沒有資格批評新加坡？我相信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雖然有某些人自以為比其他人優越），隻要是基于事實，任何人都可以批評。
《聯合早報》讀者或大部分新加坡人對《還好》一文的強烈反應并不是她沒有資格批評新加坡。
也不是因她批評新加坡沒有資格代表亞洲——這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龍女士說新加坡沒有這個資格，我們表示不同意，這都可以拿來讨論。
令廣大讀者氣憤的是她基于不盡不實的資料來攻擊新加坡，這不是一個嚴謹、認真的知識分子應該做的。
我們接受批評，因為新加坡不是完全沒有問題，隻要是實事求是，更尖銳、更苛刻的批評，我們也接受——但我們不喜歡；甚至厭惡不負責任、弄虛作假、嘩衆取寵的歪曲言論。
拜托龍女士下次執筆前，請先備課。
為什麼會有那麼強烈的反應？ ——劉蕙霞 雖然龍應台的批評隻是附和西方的輿論，反映她對新加坡缺乏了解，但我們也不需要太敏感，能夠讓大家有更廣闊的言論空間，更能提高我國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水平。
我沒有讀過龍應台的作品，我隻是從張曦娜的著作《答客問》一書中，看過有關龍應台的一篇訪談。
讀了這篇文章，我對龍女士的印象是良好的：她是小說家，也是評論家，又敢說敢言，看來是一位很有才華的女作家。
說話前後不一緻 在訪談中，龍女士曾說，她人在歐洲，“不在台灣，就摸不準它跳動的脈搏，摸不準就不可能寫好，寫不好最好就不寫。
”接着又說：“我覺得自己比較沒有資格批評台灣的一切。
” 當我讀了《聯合早報》《言論》版轉載龍女士的《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10月14日）文章後，不禁覺得很驚奇，照她的想法，她身為台灣人，不在台灣，覺得沒有資格批評台灣；現在呢？她既不是新加坡人，又不在新加坡住，怎麼就有資格批評新加坡？可見她的說話，前後是不一緻的。
她的第一篇文章發表後，引起許多讀者強烈的反應。
接着在10月28日，又發表了一篇《我很小，可是我不怕？》的文章，我本來是不預備參與這場辯論的，但看了她的第二篇文章後，認為她大過傲慢和自以為是，所以，我覺得我非發表我的意見不可了。
我先談談為什麼本地讀者對她的文章有這麼強烈的不滿，讓我冷靜、客觀地分析一下她的文章本身和讀者的反應吧。
筆鋒尖酸潑辣 首先，我們知道龍女士在幾年前曾在台灣刮過一陣“龍應台旋風”。
當時，她以一系列的潑辣、直接的文章，攻擊當時台灣種種不合理的現象，引起了台灣人的關注。
從《還好》這篇文字看來，她應該是運用了同樣尖酸的、謾罵式的筆調，盡其挖苦的能事，來批評新加坡。
然而，評論是一回事，怎樣評論又是另一回事。
龍女士的作風，也許台灣人能夠接受，但是新加坡人卻不能接受；正如台灣人能夠容忍“國會議員”們拳打腳踢的醜态，我們卻不能容忍這種現象一樣。
同是華人，在不同的政治、社會和曆史環境中，就有不同的反應。
龍女士在歐洲多年，自稱視野擴大了，可是，國外華人與大陸、台灣、香港的華人感受有所不同，觀點也有差異，這些基本的區别，難道龍女士也不能覺察到？難怪她在第二篇文章裡，不但不理解讀者的反應，還變本加厲，以更加尖酸刻薄的筆調，除了批評新加坡政府外，還責備了這裡的華文知識分子。
對我們缺乏了解 龍女士攻擊性的文章，之所以引起這裡普遍（包括英文作者）不滿，另一個理由是她傷害了我們的愛國情懷和自尊心。
她并不了解我們雖然處在地小人寡的國度内，對國家卻有深厚的感情。
在20世紀初，土耳其共和國建國初期，建國英雄凱末爾·A·亞當督曾說過：“我很高興地說：‘我是土耳其人！’” 同樣地，我們，普通的新加坡人也會很高興，自豪地說：“我們是新加坡人！”我國建國曆史短暫，不足三十年，在非常艱苦的環境中，華人、馬來人和印度人團結起來，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大家都向新加坡認同。
讀者們的反應，表達出這份愛國的感情，這并不是因為我們經不起批評而形成的“統一陣線的護國之聲”，而是當我們的自尊心受損害時，自然而然作出的适當反應。
另一個使讀者反應強烈的理由是：這是有關習慣與否的讀者心态問題。
以英文書寫的外國評論本國的文章，在英文雜志内，是司空見慣；以華文書寫的外國評論而在本國報章上發表，龍女士倒算是第一個人。
也許華文讀者不習慣這種尖銳刻薄的批評，所以群起而大聲抗議。
附和西方的輿論 龍女士沒有在這裡住過，也不了解本國國情，她的觀點是主觀的、膚淺的；所作的指責，也沒有經過深刻的分析、比較與思慮而下評論。
我想她的所謂“個人尊嚴和自由”，也不過是附和西方某些輿論的觀點罷了。
她以中華民族知識分子自居，卻跟随西方目前對西藏問題的看法。
對中國曆史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自9世紀起，西方列強便有把西藏從中國分離出來的企圖。
為了西藏獨立的問題，我最近和一群歐美朋友辯論過一番，她們也和龍女士一樣，以為西藏是中國強勢文化吞噬弱勢文化的例子。
至于蒙古，又是另一問題了，外蒙古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蔣介石為了獲取政治上的報酬，而把外蒙古奉送給斯大林統治的蘇聯。
這些複雜的列強對中國欺壓的曆史事實，龍女士應該清楚其背景，而不應輕易附和西方的輿論。
至于龍女士批評我們這裡缺乏自由，說我們與政府認同，也是片面之詞。
假如她在這裡住一個時期，她應會知道，我們也常常持有與政府不
譬如，她并沒有談及亞洲與歐洲文化的差異；其次，她在文章中說：“我不贊成将死刑犯五花大綁拍照……”我自新加坡獨立以來，便在這裡生長，從沒聽過死刑犯要被五花大綁拍照。
龍應台信口開河，大膽假設，不是負責任的高級知識分子應有的作風；再者，我們的警察并沒有當衆羞辱丢紙屑的人的權力，龍應台的文章似乎有意在制造某種錯覺，令人以為新加坡是個警察國家，警察擁有不受管制的權力，這并不符合事實；最後，龍應台在答覆回應時說：“驚訝的是，反駁我的人如此不假思索地與政府認同，作出統一陣線的反應……”她會作出那麼膚淺的結論，實在令人十分納悶。
龍應台在答覆時是否有重讀自己的文章，是否知道自己在行文中犯了什麼錯誤。
若不是行文中有無中生有、誇大其辭、甚至惡意中傷的情形，又怎會反應是百分之百一面倒的護國之聲呢？ 五、我很小，可是我不怕！ 龍應台既然感覺到新加坡一貫的作風是：“我很小，可是我不怕！”從這點就可以很清楚地說明新加坡這麼一個小國，在國際間還擁有一份不可輕易被羞辱的尊嚴。
龍應台喜歡強調尊嚴，一個小國在國際間能像新加坡一樣擁有這樣的尊嚴，是不多見的。
新加坡常在受批評與自我批評中不斷求取進步，對于錯誤的政策，也能及時地糾正，這是我們重要的成功因素，國家如此，個人也是如此。
對龍應台的批評，我們也應采取同樣的态度。
我們厭惡不負責任的批評 ——陳敏明 東南亞并非蠻荒之地；東南亞廣大的華文愛好者也欣賞唐詩宋詞、魯迅、巴金、金庸等名家作品，隻要作品嚴謹有理性。
查良镛先生年前來新加坡所受到的歡迎可見一斑。
從龍應台女士對《聯合早報》讀者批評的反應，我發覺她很容易憑直覺堕入她自己一廂情願的結論裡——我不明白她為什麼會說《聯合早報》讀者對她的反駁是“不假思索地與政府認同，作出統一陣線的反應”，她可以批評反駁文章的文句不通，欠缺條理，但她不是我，怎麼知道我不假思索地作出反應呢？ 我是花了整整兩天時間細讀、分析、研究及思考《還好》一文，才執筆寫出我的個人感受，我不是作家，而且我已經有二十年沒有寫過一篇中文文章，回應《還好》一文是我中學畢業以來的第一篇中文作文，我能不思索嗎？在龍女士的回應中她說在寫《還好》的時候，她的直覺是政府是政府，人民是人民，兩碼事；又說她批評的對象不是新加坡人，而是新加坡政府。
可是又是誰說“新加坡人當然有充分權利依照他們的價值準則去過日子——什麼樣的人民有什麼樣的政府”？請問她的邏輯在哪裡呢？ 龍女士覺得奇怪，為什麼對《還好》一文的反應是百分之百一面倒的“護國之聲”，我隻能說她太不理解新加坡，太不理解新加坡人了。
在《聯合早報》轉載了《還好》一文以後，在我周圍的朋友确是百分之百對《還好》一文持反對态度，他們之中有土生土長的新加坡人，也有外國居民，包括香港、馬來西亞、韓國，他們都不是政府官員或有任何政黨背景，他們隻是對這種惡意攻讦氣憤。
試想想，如果《還好》一文被翻譯成德文，被一個從沒踏足亞洲、對新加坡也不認識的德國人看了，他對新加坡會得出一個怎麼樣的印象呢？不難想象如果他相信《還好》一文的話，新加坡就是一個“政府指定國民怎麼想、怎麼說、怎麼活、怎麼做愛生幾個小孩”的國家，可是事實如是嗎？ 我因業務關系，經常走訪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及韓國等地，也經常地被當地對新加坡情況不熟悉的朋友問道：“新加坡不準國民打麻将？”‘新加坡喝可口可樂要罰款？”“新加坡不準賣幹炒牛河？”等等。
每次聽到都不知道是好氣，還是好笑。
這些朋友當中，絕大部分并非對新加坡存有偏見，這些問題的答案是與否，對他們來講都無所謂，這隻是他們茶餘飯後的笑談而已。
那為什麼他們有這樣的錯誤訊息呢，都是多得一些不負責任的傳媒及專欄作家以訛傳訛的報道所緻。
龍女士說得對，誰沒有資格批評新加坡？我相信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雖然有某些人自以為比其他人優越），隻要是基于事實，任何人都可以批評。
《聯合早報》讀者或大部分新加坡人對《還好》一文的強烈反應并不是她沒有資格批評新加坡。
也不是因她批評新加坡沒有資格代表亞洲——這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龍女士說新加坡沒有這個資格，我們表示不同意，這都可以拿來讨論。
令廣大讀者氣憤的是她基于不盡不實的資料來攻擊新加坡，這不是一個嚴謹、認真的知識分子應該做的。
我們接受批評，因為新加坡不是完全沒有問題，隻要是實事求是，更尖銳、更苛刻的批評，我們也接受——但我們不喜歡；甚至厭惡不負責任、弄虛作假、嘩衆取寵的歪曲言論。
拜托龍女士下次執筆前，請先備課。
為什麼會有那麼強烈的反應？ ——劉蕙霞 雖然龍應台的批評隻是附和西方的輿論，反映她對新加坡缺乏了解，但我們也不需要太敏感，能夠讓大家有更廣闊的言論空間，更能提高我國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水平。
我沒有讀過龍應台的作品，我隻是從張曦娜的著作《答客問》一書中，看過有關龍應台的一篇訪談。
讀了這篇文章，我對龍女士的印象是良好的：她是小說家，也是評論家，又敢說敢言，看來是一位很有才華的女作家。
說話前後不一緻 在訪談中，龍女士曾說，她人在歐洲，“不在台灣，就摸不準它跳動的脈搏，摸不準就不可能寫好，寫不好最好就不寫。
”接着又說：“我覺得自己比較沒有資格批評台灣的一切。
” 當我讀了《聯合早報》《言論》版轉載龍女士的《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10月14日）文章後，不禁覺得很驚奇，照她的想法，她身為台灣人，不在台灣，覺得沒有資格批評台灣；現在呢？她既不是新加坡人，又不在新加坡住，怎麼就有資格批評新加坡？可見她的說話，前後是不一緻的。
她的第一篇文章發表後，引起許多讀者強烈的反應。
接着在10月28日，又發表了一篇《我很小，可是我不怕？》的文章，我本來是不預備參與這場辯論的，但看了她的第二篇文章後，認為她大過傲慢和自以為是，所以，我覺得我非發表我的意見不可了。
我先談談為什麼本地讀者對她的文章有這麼強烈的不滿，讓我冷靜、客觀地分析一下她的文章本身和讀者的反應吧。
筆鋒尖酸潑辣 首先，我們知道龍女士在幾年前曾在台灣刮過一陣“龍應台旋風”。
當時，她以一系列的潑辣、直接的文章，攻擊當時台灣種種不合理的現象，引起了台灣人的關注。
從《還好》這篇文字看來，她應該是運用了同樣尖酸的、謾罵式的筆調，盡其挖苦的能事，來批評新加坡。
然而，評論是一回事，怎樣評論又是另一回事。
龍女士的作風，也許台灣人能夠接受，但是新加坡人卻不能接受；正如台灣人能夠容忍“國會議員”們拳打腳踢的醜态，我們卻不能容忍這種現象一樣。
同是華人，在不同的政治、社會和曆史環境中，就有不同的反應。
龍女士在歐洲多年，自稱視野擴大了，可是，國外華人與大陸、台灣、香港的華人感受有所不同，觀點也有差異，這些基本的區别，難道龍女士也不能覺察到？難怪她在第二篇文章裡，不但不理解讀者的反應，還變本加厲，以更加尖酸刻薄的筆調，除了批評新加坡政府外，還責備了這裡的華文知識分子。
對我們缺乏了解 龍女士攻擊性的文章，之所以引起這裡普遍（包括英文作者）不滿，另一個理由是她傷害了我們的愛國情懷和自尊心。
她并不了解我們雖然處在地小人寡的國度内，對國家卻有深厚的感情。
在20世紀初，土耳其共和國建國初期，建國英雄凱末爾·A·亞當督曾說過：“我很高興地說：‘我是土耳其人！’” 同樣地，我們，普通的新加坡人也會很高興，自豪地說：“我們是新加坡人！”我國建國曆史短暫，不足三十年，在非常艱苦的環境中，華人、馬來人和印度人團結起來，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大家都向新加坡認同。
讀者們的反應，表達出這份愛國的感情，這并不是因為我們經不起批評而形成的“統一陣線的護國之聲”，而是當我們的自尊心受損害時，自然而然作出的适當反應。
另一個使讀者反應強烈的理由是：這是有關習慣與否的讀者心态問題。
以英文書寫的外國評論本國的文章，在英文雜志内，是司空見慣；以華文書寫的外國評論而在本國報章上發表，龍女士倒算是第一個人。
也許華文讀者不習慣這種尖銳刻薄的批評，所以群起而大聲抗議。
附和西方的輿論 龍女士沒有在這裡住過，也不了解本國國情，她的觀點是主觀的、膚淺的；所作的指責，也沒有經過深刻的分析、比較與思慮而下評論。
我想她的所謂“個人尊嚴和自由”，也不過是附和西方某些輿論的觀點罷了。
她以中華民族知識分子自居，卻跟随西方目前對西藏問題的看法。
對中國曆史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自9世紀起，西方列強便有把西藏從中國分離出來的企圖。
為了西藏獨立的問題，我最近和一群歐美朋友辯論過一番，她們也和龍女士一樣，以為西藏是中國強勢文化吞噬弱勢文化的例子。
至于蒙古，又是另一問題了，外蒙古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蔣介石為了獲取政治上的報酬，而把外蒙古奉送給斯大林統治的蘇聯。
這些複雜的列強對中國欺壓的曆史事實，龍女士應該清楚其背景，而不應輕易附和西方的輿論。
至于龍女士批評我們這裡缺乏自由，說我們與政府認同，也是片面之詞。
假如她在這裡住一個時期，她應會知道，我們也常常持有與政府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