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節 上海男人，英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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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捧不起的“上海男人”》一文中，沈善增把龍文說成是一篇“纏綿悱側的祭文”，祭的是作者心目中理想的男子形象。
他以為，在理論上龍應台從上海男人的身上找到了夢寐以求的理想男性，但在感情上她又嫌這樣的男人不夠“男子氣”；所以，龍應台其實“無意開罪上海男人，她與之過不去的是那個長久盤踞在她心頭理想男人的偶像”。
換言之，沈君以為龍應台的内心充滿了一種矛盾的失落感。
另一方面，吳正在他的《理解上海男人》一文中，分析龍應台之所以“誤解”上海男人的原因： “當然，我們是不能對龍女士提出如此高的理解要求的，因為正如她自己所說，她是個台灣女人，且還在美歐俄菲什麼的生活了多年。
待到她發現了這個形如‘彎豆芽’的‘可愛’的上海男人一族時，她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啦。
于是，對那個‘彎’字之中所可能蘊藏着一股怎麼樣的韌性與張力。
她便也永久失去了可以在共同生活之中加以全面觀察深刻體會的機緣。
” 有趣的是，諸如此類的評論都把龍應台的“旋風”文字看成是對上海男人基本品質的嘲諷。
至于龍應台本人，她則對這樣的反應感到驚訝。
她說：“我的文章引起辯論是常事，引起完全離譜的誤解倒是第一次，而這誤解本身蘊藏着多重的文化意義，令人玩味。
” 作為一個生活在美國三十年的華裔讀者，我特别對這種“誤解”的文化意義感到興趣。
我認為“閱讀”是極其個人化的經驗，它的涵義常随個人的文化背景及價值觀而定。
比如說，我曾把龍文仔細看過，但我的讀後感與上海讀者的反應完全不同。
我自始至終以為龍應台感到“不安”的對象不是“上海男人”，而是上海女人。
她擔心上海女人在追求解放的過程中，把“權力”（power）等同于“權利”（right）。
在“妻管嚴”的環境中，有許多上海女人或許一味得意于自己的“權力”高漲，因而虐待自己那溫柔體貼的丈夫。
她們不但不感激男人的幫助，反而嫌他們不夠男子氣。
結果是，上海男人雖然解放了，上海女人仍未得到真正的解放。
實際上，真正的解放必須建立在“權利”的分享，而非在控制對方的“權力”上。
所以，龍應台問道：“為什麼當女權得到伸張的時候，男人就取代女人成為受虐者？難道兩性之間無可避免地必須是一種權力的鬥争？”總之，龍應台最關切的還是男女之間真平等的問題。
然而，與龍應台不同，上海人似乎并不關切兩性平等的問題。
對他們來說，實際生活的需要比理論上的考慮來得重要。
就如一位女性讀者所說，“上海的男人也比較識時務，但識的并不是‘男女當平等’的婦運道理。
雖然他們個個說男女平等是應當的，在上海根本不是什麼問題，而是‘經濟是基礎’的道理……既然老婆也就業掙錢的，而且是‘同工同酬’！一定要老婆燒飯這句話就不太好說了。
”（胡妍） 另外有些讀者則把上海男子的務實視為求生存的一種謀略： “上海不少把‘怕老婆’挂在嘴上，或裝作‘怕老婆’的男子，實際上是并不怕老婆的，這隻是他們在夫妻關系中的一種善意的‘謀略’……”（陸壽鈞） “上海男人的這種‘謀略’倒确是讓女人給熏陶出來的……上海的男性在全球範圍來說，是最辛苦的。
他們要
他以為，在理論上龍應台從上海男人的身上找到了夢寐以求的理想男性，但在感情上她又嫌這樣的男人不夠“男子氣”；所以，龍應台其實“無意開罪上海男人，她與之過不去的是那個長久盤踞在她心頭理想男人的偶像”。
換言之，沈君以為龍應台的内心充滿了一種矛盾的失落感。
另一方面，吳正在他的《理解上海男人》一文中，分析龍應台之所以“誤解”上海男人的原因： “當然，我們是不能對龍女士提出如此高的理解要求的，因為正如她自己所說，她是個台灣女人，且還在美歐俄菲什麼的生活了多年。
待到她發現了這個形如‘彎豆芽’的‘可愛’的上海男人一族時，她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啦。
于是，對那個‘彎’字之中所可能蘊藏着一股怎麼樣的韌性與張力。
她便也永久失去了可以在共同生活之中加以全面觀察深刻體會的機緣。
” 有趣的是，諸如此類的評論都把龍應台的“旋風”文字看成是對上海男人基本品質的嘲諷。
至于龍應台本人，她則對這樣的反應感到驚訝。
她說：“我的文章引起辯論是常事，引起完全離譜的誤解倒是第一次，而這誤解本身蘊藏着多重的文化意義，令人玩味。
” 作為一個生活在美國三十年的華裔讀者，我特别對這種“誤解”的文化意義感到興趣。
我認為“閱讀”是極其個人化的經驗，它的涵義常随個人的文化背景及價值觀而定。
比如說，我曾把龍文仔細看過，但我的讀後感與上海讀者的反應完全不同。
我自始至終以為龍應台感到“不安”的對象不是“上海男人”，而是上海女人。
她擔心上海女人在追求解放的過程中，把“權力”（power）等同于“權利”（right）。
在“妻管嚴”的環境中，有許多上海女人或許一味得意于自己的“權力”高漲，因而虐待自己那溫柔體貼的丈夫。
她們不但不感激男人的幫助，反而嫌他們不夠男子氣。
結果是，上海男人雖然解放了，上海女人仍未得到真正的解放。
實際上，真正的解放必須建立在“權利”的分享，而非在控制對方的“權力”上。
所以，龍應台問道：“為什麼當女權得到伸張的時候，男人就取代女人成為受虐者？難道兩性之間無可避免地必須是一種權力的鬥争？”總之，龍應台最關切的還是男女之間真平等的問題。
然而，與龍應台不同，上海人似乎并不關切兩性平等的問題。
對他們來說，實際生活的需要比理論上的考慮來得重要。
就如一位女性讀者所說，“上海的男人也比較識時務，但識的并不是‘男女當平等’的婦運道理。
雖然他們個個說男女平等是應當的，在上海根本不是什麼問題，而是‘經濟是基礎’的道理……既然老婆也就業掙錢的，而且是‘同工同酬’！一定要老婆燒飯這句話就不太好說了。
”（胡妍） 另外有些讀者則把上海男子的務實視為求生存的一種謀略： “上海不少把‘怕老婆’挂在嘴上，或裝作‘怕老婆’的男子，實際上是并不怕老婆的，這隻是他們在夫妻關系中的一種善意的‘謀略’……”（陸壽鈞） “上海男人的這種‘謀略’倒确是讓女人給熏陶出來的……上海的男性在全球範圍來說，是最辛苦的。
他們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