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節 上海男人，英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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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而衆說紛纭的反應？就如一位讀者所說，“讀龍應台，讓人入世，讓人痛楚、激動，想和人争吵”（李泓冰：（龍應台與周國平》）。
在她最近的散文集《我的不安》（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7）中，我倒得到了一個結論，那就是：龍應台是個充滿了“不安”的文化批評者，因此她也會帶給讀者各種各樣的“不安”。
就是這種字裡行間的“不安”帶給《啊，上海男人！》一文的挑戰性與複雜性。
實際上該文是稱贊上海男人體貼太太，而且從買菜、燒飯、洗碗到洗衣，什麼都做： “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愛：他可以買菜燒飯拖地而不覺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覺得自己卑賤，他可以輕聲細語地和女人說話而不覺得自己少了男子氣概，他可以讓女人逞強而不覺得自己懦弱” 然而，另一方面，讀者卻從上下文中隐隐約約地看到了“大男人主義”的影子：作者再三強調，這樣百依百順的“上海男人”常是被女人“虐待”的男人，是被控制的小男人。
文中引用了一位二十五歲的上海小姐的話：“長得像個彎豆芽，下了班提一條帶魚回家煮飯，這就是上海男人。
我要找北方人，有大男人氣概。
我就是願意做個小女人嘛！” 盡管龍應台本人不一定贊同這位“小女人”的觀點，但她那傾向于不做主觀判斷的筆法使得上海讀者将作者和文中的女性角色混為一談了。
許多上海男人覺得受了侮辱。
但更有意思的是，一些喜歡從事心理“研究”的讀者就利用這個機會開始分析起龍應台的心理狀況了。
我認為，在許多讀者反應的文章中，尤以這種心理分析最引人注目。
例如，在《捧不起的“上海男人”》一文中，沈善增把龍文說成是一篇“纏綿悱側的祭文”，祭的是作者心目中理想的男子形象。
他以為，在理論上龍應台從上海男人的身上找到了夢寐以求的理想男性，但在感情上她又嫌這樣的男人不夠“男子氣”；所以，龍應台其實“無意開罪上海男人，她與之過不去的是那個長久盤踞在她心頭理想男人的偶像”。
換言之，沈君以為龍應台的内心充滿了一種矛盾的失落感。
另一方面，吳正在他的《理解上海男人》一文中，分析龍應台之所以“誤解”上海男人的原因： “當然，我們是不能對龍女士提出如此高的理解要求的，因為正如她自己所說，她是個台灣女人，且還在美歐俄菲什麼的生活了多年。
待到她發現了這個形如‘彎豆芽’的‘可愛’的上海男人一族時，她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啦。
于是，對那個‘彎’字之中所可能蘊藏着一股怎麼樣的韌性與張力。
她便也永久失去了可以在共同生活之中加以全面觀察深刻體會的機緣。
” 有趣的是，諸如此類的評論都把龍應台的“旋風”文字看成是對上海男人基本品質的嘲諷。
至于龍應台本人，她則對這樣的反應感到驚訝。
她說：“我的文章引起辯論是常事，引起完全離譜的誤解倒是第一次，而這誤解本身蘊藏着多重的文化意義，令人玩味。
” 作為一個生活在美國三十年的華裔讀者，我特别對這種“誤解”的文化意義感到興趣。
我認為“閱讀”是極其個人化的經驗，它的涵義常随個人的文化背景及價值觀而定。
比如說，我曾把龍文仔細看過，但我的讀後感與上海讀者的反應完全不同。
我自始至終以為龍應台感到“不安”的對象不是“上海男人”，而是上海女人。
她擔心上海女人在追求解放的過程中，把“權力”（power）等同于“權利”（right）。
在“妻管嚴”的環境中，有許多上海女人或許一味得意于自己的“權力”高漲，因而虐待自己那溫柔體貼的丈夫。
她們不但不感激男人的幫助，反而嫌他們不夠男子氣。
結果是，上海男人雖然解放了，上海女人仍未得到真正的解放。
實際上，真正的解放必須建立在“權利”的分享，而非在控制對方的“權力”上。
所以，龍應台問道：“為什麼當女權得到伸張的時候，男人就取代女人成為受虐者？難道兩性之間無可避免地必須是一種權力的鬥争？”總之，龍應台最關切的還是男女之間真平等的問題。
然而，與龍應台不同，上海人似乎并不關切
在她最近的散文集《我的不安》（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7）中，我倒得到了一個結論，那就是：龍應台是個充滿了“不安”的文化批評者，因此她也會帶給讀者各種各樣的“不安”。
就是這種字裡行間的“不安”帶給《啊，上海男人！》一文的挑戰性與複雜性。
實際上該文是稱贊上海男人體貼太太，而且從買菜、燒飯、洗碗到洗衣，什麼都做： “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愛：他可以買菜燒飯拖地而不覺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覺得自己卑賤，他可以輕聲細語地和女人說話而不覺得自己少了男子氣概，他可以讓女人逞強而不覺得自己懦弱” 然而，另一方面，讀者卻從上下文中隐隐約約地看到了“大男人主義”的影子：作者再三強調，這樣百依百順的“上海男人”常是被女人“虐待”的男人，是被控制的小男人。
文中引用了一位二十五歲的上海小姐的話：“長得像個彎豆芽，下了班提一條帶魚回家煮飯，這就是上海男人。
我要找北方人，有大男人氣概。
我就是願意做個小女人嘛！” 盡管龍應台本人不一定贊同這位“小女人”的觀點，但她那傾向于不做主觀判斷的筆法使得上海讀者将作者和文中的女性角色混為一談了。
許多上海男人覺得受了侮辱。
但更有意思的是，一些喜歡從事心理“研究”的讀者就利用這個機會開始分析起龍應台的心理狀況了。
我認為，在許多讀者反應的文章中，尤以這種心理分析最引人注目。
例如，在《捧不起的“上海男人”》一文中，沈善增把龍文說成是一篇“纏綿悱側的祭文”，祭的是作者心目中理想的男子形象。
他以為，在理論上龍應台從上海男人的身上找到了夢寐以求的理想男性，但在感情上她又嫌這樣的男人不夠“男子氣”；所以，龍應台其實“無意開罪上海男人，她與之過不去的是那個長久盤踞在她心頭理想男人的偶像”。
換言之，沈君以為龍應台的内心充滿了一種矛盾的失落感。
另一方面，吳正在他的《理解上海男人》一文中，分析龍應台之所以“誤解”上海男人的原因： “當然，我們是不能對龍女士提出如此高的理解要求的，因為正如她自己所說，她是個台灣女人，且還在美歐俄菲什麼的生活了多年。
待到她發現了這個形如‘彎豆芽’的‘可愛’的上海男人一族時，她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啦。
于是，對那個‘彎’字之中所可能蘊藏着一股怎麼樣的韌性與張力。
她便也永久失去了可以在共同生活之中加以全面觀察深刻體會的機緣。
” 有趣的是，諸如此類的評論都把龍應台的“旋風”文字看成是對上海男人基本品質的嘲諷。
至于龍應台本人，她則對這樣的反應感到驚訝。
她說：“我的文章引起辯論是常事，引起完全離譜的誤解倒是第一次，而這誤解本身蘊藏着多重的文化意義，令人玩味。
” 作為一個生活在美國三十年的華裔讀者，我特别對這種“誤解”的文化意義感到興趣。
我認為“閱讀”是極其個人化的經驗，它的涵義常随個人的文化背景及價值觀而定。
比如說，我曾把龍文仔細看過，但我的讀後感與上海讀者的反應完全不同。
我自始至終以為龍應台感到“不安”的對象不是“上海男人”，而是上海女人。
她擔心上海女人在追求解放的過程中，把“權力”（power）等同于“權利”（right）。
在“妻管嚴”的環境中，有許多上海女人或許一味得意于自己的“權力”高漲，因而虐待自己那溫柔體貼的丈夫。
她們不但不感激男人的幫助，反而嫌他們不夠男子氣。
結果是，上海男人雖然解放了，上海女人仍未得到真正的解放。
實際上，真正的解放必須建立在“權利”的分享，而非在控制對方的“權力”上。
所以，龍應台問道：“為什麼當女權得到伸張的時候，男人就取代女人成為受虐者？難道兩性之間無可避免地必須是一種權力的鬥争？”總之，龍應台最關切的還是男女之間真平等的問題。
然而，與龍應台不同，上海人似乎并不關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