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節 我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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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的人才去追問？對不起，我很懷疑。
說這種話的人是否讀過任何一本關于婦女處境的書？河南大學李小江寫過： “中國婦女是兩面性的。
正面是一個獨立的人，權利平等，經濟自立，是新中國的主人；背後卻扛着一個沉重的家，依然是傳統的，是家庭的主人抑或是奴隸？女人把正面展示給社會，社會因此顯得更加文明進步；她把背面留給自己，累在身上，苦在心裡。
兩面夾攻下，有新生的，有傳統的，唯獨仍然看不見女人自己——女性主體意識淹沒在社會和家庭雙重角色中。
”（《走向女人》，1995年） 顯然社會主義制度中的姊妹們和我們資本主義結構中的婦女一樣有雙重負荷的問題；負荷的包裝和名目也許有異，重量，卻沒什麼不同。
不堪負荷的職業婦女利用上班時間趕做自己的家務，并不令人意外。
（據盧漢龍：《來自各體的報告——上海市民生活質量分析》，《社會學研究》，1990年第一期） 甚至于許多人認為理所當然的工作權和教育權，法律與實際之間是不是沒有距離？在南通市，一些企業所解雇的女工占所有被解雇員工的70％，為什麼？1988年，中國學齡兒童未入學的有83％是女孩子；三百萬中途綴學的孩子有70％是女生，又是為什麼？全國平均每6個成年人中就有一個是文盲，而婦女卻平均每4.5人中就有一個文盲。
（據《性别與中國》，北京三聯書店，1994年） 這又代表了什麼？ 曾經是“假小子”老三屆的李小江回顧她成長的過程，滿腹辛酸： “我們這一代女性，曾經經曆過無美也不能放縱愛情的青春。
我們曾經在尋求解放的道路上丢失了性别，最終丢失了自己。
因此，我們有權利：以殘破的青春的名義，以失落的女人的名義，向曆史、向文明、向生活、甚至向我們自己發難。
” 我在上海街頭也看見老三屆女性隐約的身影：那開計程車來養小孩的司機，那兜售靈骨塔脾位的推銷員，那剛剛離了婚想嫁個外國人帶孩子遠走高飛的飯店會計。
每個人都抱着一個殘破的青春、沉重的負擔，努力地往前邁進。
有誰又真正想理解她們“丢失了性别，丢失了自己”的傷痛究竟是種什麼樣的傷痛？ 我也收到過七十歲的老婦人寄自上海的來信，解釋為什麼在我的簽名會上可以見到老先生卻絕見不到年紀大的女讀者：“……我們這一代人，辛辛苦苦工作一輩子，做完工作回家還有小孩和家務。
現在好不容易退休了，可又得帶孫子。
像我們這樣的人，出門一趟是件非常非常困難的事，我已經很久沒出去了……” 長年來。
我觀察着台灣和西方世界婦女的一小步一小步的努力掙紮，每一步的邁出都伴着猶豫和痛苦。
上海的男女關系為我開拓了新的視野；當我在談女人處境的時候，我其實同時在談男人的處境，因為，如果女人覺得她被雙重負擔壓得透不過氣，如果她覺得丢失了性别和自我造成了心靈和情感的殘障，如果她的女人角色使她疲憊不堪、力不從心，那麼與她共處的男人，下廚也罷，不下廚也罷，怎麼可能生活在幸福快樂中呢？ 上海男人的下廚與“懼内”（對不起，不是我說的），可能解決了一種問題但同時開啟了另一種問題。
當人人看見女人的“權力”高漲時，就忽略了“權力”不等同“權利”。
真正的男女平等基于相對互惠的“權利”而不是任何一方膨脹的“權力”。
“妻管嚴”是個人冷暖自知的事，無關主義或原則；作為男女平權的一種證明，恐怕反而證明了不平等、不公平、扭曲變形了的婦女解放。
我的不安，在此。
（原載1997年3月3日《文彙報·筆會》）
說這種話的人是否讀過任何一本關于婦女處境的書？河南大學李小江寫過： “中國婦女是兩面性的。
正面是一個獨立的人，權利平等，經濟自立，是新中國的主人；背後卻扛着一個沉重的家，依然是傳統的，是家庭的主人抑或是奴隸？女人把正面展示給社會，社會因此顯得更加文明進步；她把背面留給自己，累在身上，苦在心裡。
兩面夾攻下，有新生的，有傳統的，唯獨仍然看不見女人自己——女性主體意識淹沒在社會和家庭雙重角色中。
”（《走向女人》，1995年） 顯然社會主義制度中的姊妹們和我們資本主義結構中的婦女一樣有雙重負荷的問題；負荷的包裝和名目也許有異，重量，卻沒什麼不同。
不堪負荷的職業婦女利用上班時間趕做自己的家務，并不令人意外。
（據盧漢龍：《來自各體的報告——上海市民生活質量分析》，《社會學研究》，1990年第一期） 甚至于許多人認為理所當然的工作權和教育權，法律與實際之間是不是沒有距離？在南通市，一些企業所解雇的女工占所有被解雇員工的70％，為什麼？1988年，中國學齡兒童未入學的有83％是女孩子；三百萬中途綴學的孩子有70％是女生，又是為什麼？全國平均每6個成年人中就有一個是文盲，而婦女卻平均每4.5人中就有一個文盲。
（據《性别與中國》，北京三聯書店，1994年） 這又代表了什麼？ 曾經是“假小子”老三屆的李小江回顧她成長的過程，滿腹辛酸： “我們這一代女性，曾經經曆過無美也不能放縱愛情的青春。
我們曾經在尋求解放的道路上丢失了性别，最終丢失了自己。
因此，我們有權利：以殘破的青春的名義，以失落的女人的名義，向曆史、向文明、向生活、甚至向我們自己發難。
” 我在上海街頭也看見老三屆女性隐約的身影：那開計程車來養小孩的司機，那兜售靈骨塔脾位的推銷員，那剛剛離了婚想嫁個外國人帶孩子遠走高飛的飯店會計。
每個人都抱着一個殘破的青春、沉重的負擔，努力地往前邁進。
有誰又真正想理解她們“丢失了性别，丢失了自己”的傷痛究竟是種什麼樣的傷痛？ 我也收到過七十歲的老婦人寄自上海的來信，解釋為什麼在我的簽名會上可以見到老先生卻絕見不到年紀大的女讀者：“……我們這一代人，辛辛苦苦工作一輩子，做完工作回家還有小孩和家務。
現在好不容易退休了，可又得帶孫子。
像我們這樣的人，出門一趟是件非常非常困難的事，我已經很久沒出去了……” 長年來。
我觀察着台灣和西方世界婦女的一小步一小步的努力掙紮，每一步的邁出都伴着猶豫和痛苦。
上海的男女關系為我開拓了新的視野；當我在談女人處境的時候，我其實同時在談男人的處境，因為，如果女人覺得她被雙重負擔壓得透不過氣，如果她覺得丢失了性别和自我造成了心靈和情感的殘障，如果她的女人角色使她疲憊不堪、力不從心，那麼與她共處的男人，下廚也罷，不下廚也罷，怎麼可能生活在幸福快樂中呢？ 上海男人的下廚與“懼内”（對不起，不是我說的），可能解決了一種問題但同時開啟了另一種問題。
當人人看見女人的“權力”高漲時，就忽略了“權力”不等同“權利”。
真正的男女平等基于相對互惠的“權利”而不是任何一方膨脹的“權力”。
“妻管嚴”是個人冷暖自知的事，無關主義或原則；作為男女平權的一種證明，恐怕反而證明了不平等、不公平、扭曲變形了的婦女解放。
我的不安，在此。
（原載1997年3月3日《文彙報·筆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