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節 我的不安
關燈
小
中
大
91.7％的殘障者和85％的老人也由家庭照料，而照顧者呢，80％是女性。
——雖然有“兩性就業平等法”的讨論，在台灣十五歲到六十四歲有能力勞動而留在家中照料孩子、老人和殘障親人的女性有兩百六十一萬，是全部非勞動女性的73.2％。
——民法雖然寫明“夫妻互負同居之義務”，但是台灣的職業婦女每周工作六十五小時，男性工作五十小時。
其中婦女在燒飯作菜家務事上每周花二十一小時，比男性多十九小時。
亦即台灣職業婦女每年要比男性多做一個月加兩天半的工。
（台灣婦女處境白皮書：1995） 這些冷冰冰的數字為我們構出什麼樣的圖畫？那些與男人平起平坐、意氣風發的“女作者、女記者、女導演、女學者”在整體的婦女群中隻是少數。
那沉默的大多數，在我們看不見的地方，卻隻有她屬于女人的命運：如果隻有一個孩子能上大學，那個機會多半給予她的兄弟。
做女兒時，她幫助母親操勞家務；結婚之後她要照料夫家父母；生産之後她得養兒育女；兒女成長之後她也許得看護生病的丈夫同時當孫輩的老保姆。
台灣男人的壽命比女人短六年，而平均結婚年齡男人又長女人三歲。
也就是說，女人做了一輩子的保姆、母親、媳婦、看護之後，她要守九年的寡，疲憊而孤獨地走向自己的死亡。
冷冰冰的數字背面啊，我聽見暗夜的歎息。
不要以為台灣的情況是特殊的，台灣婦女與歐美多數國家的婦女隻有程度的不同，而沒有實質形态的差别。
婦女運動這幾年來在台灣前所未有地蓬勃發展，而且從大都市逐漸深入草根階層，有它的曆史成因。
每一項權利都是婦女在有了自覺之後組織力量争取而得到的。
這種發展形态和歐美國家的婦女相近：她們要争取的是走出家庭、走向社會的自由和權利。
在這個關口，大陸的婦運工作者和台灣或西方的同道相遇，卻出現了一個“雞同鴨講”的有趣局面。
同樣在談解放和女權，可是字面下的真實意義卻正好相反。
大陸人覺得西方婦女“落後”，因為後者所要的工作權是他們早就有的。
社會主義新中國一開始就讓女人穿上男人的衣服、扛起男人的負重、培養男兒的志氣。
多少四十歲這一代大陸女性是在“假小子”的風氣中啟蒙成長的。
大陸的婦女先進現在要争取的，反而是重新成為女人的自由與權利。
她們想從男性化了的、中性化了的價值觀束縛中沖出來，重新體認女人的氣質，肯定女性本身的尊嚴。
台灣和西方婦女卻也覺得大陸的婦運“落後”；“女人”的角色是他們早就看破了而試圖擺脫的，正是所謂女人的氣質、女人的尊嚴、女人的特質，使女人長期處于“第二性”的劣勢。
婦運怎麼能往回走？ 過度簡化地來表達，就是說，台灣和西方婦女想從家庭走進社會，而大陸的婦女想從社會走回家庭。
前者試圖從女性的窠臼走向泯滅性别差異的中性，後者試圖從中性的窠臼走向性别差異分明的女性。
因為出發的位置就不一樣，方向也截然不同。
“雞同鴨講”，一團混亂。
在這種交織錯雜的背景中，我認識了上海的男性。
看見他們心甘情願地、熟稔地操持家務，我第一次具體地理解了中國的婦女解放是如何直接地受惠于馬克思主義。
台灣婦女、西方婦女痛苦掙紮了一百年而仍舊無法獲得的權利，在社會主義中國卻是最基本的實踐。
陸壽鈞說：“上海的男人和女人早巳不把它當一回事了”；這有關柴米油鹽醬醋茶的一回事卻是我眼中轟轟烈烈的大成就。
然後呢？男人煮飯拖地之後，從此就和女人過着幸福快樂的人生？男女平等的烏托邦已經締造，如沈善增所說，“吃飽飯沒事
——雖然有“兩性就業平等法”的讨論，在台灣十五歲到六十四歲有能力勞動而留在家中照料孩子、老人和殘障親人的女性有兩百六十一萬，是全部非勞動女性的73.2％。
——民法雖然寫明“夫妻互負同居之義務”，但是台灣的職業婦女每周工作六十五小時，男性工作五十小時。
其中婦女在燒飯作菜家務事上每周花二十一小時，比男性多十九小時。
亦即台灣職業婦女每年要比男性多做一個月加兩天半的工。
（台灣婦女處境白皮書：1995） 這些冷冰冰的數字為我們構出什麼樣的圖畫？那些與男人平起平坐、意氣風發的“女作者、女記者、女導演、女學者”在整體的婦女群中隻是少數。
那沉默的大多數，在我們看不見的地方，卻隻有她屬于女人的命運：如果隻有一個孩子能上大學，那個機會多半給予她的兄弟。
做女兒時，她幫助母親操勞家務；結婚之後她要照料夫家父母；生産之後她得養兒育女；兒女成長之後她也許得看護生病的丈夫同時當孫輩的老保姆。
台灣男人的壽命比女人短六年，而平均結婚年齡男人又長女人三歲。
也就是說，女人做了一輩子的保姆、母親、媳婦、看護之後，她要守九年的寡，疲憊而孤獨地走向自己的死亡。
冷冰冰的數字背面啊，我聽見暗夜的歎息。
不要以為台灣的情況是特殊的，台灣婦女與歐美多數國家的婦女隻有程度的不同，而沒有實質形态的差别。
婦女運動這幾年來在台灣前所未有地蓬勃發展，而且從大都市逐漸深入草根階層，有它的曆史成因。
每一項權利都是婦女在有了自覺之後組織力量争取而得到的。
這種發展形态和歐美國家的婦女相近：她們要争取的是走出家庭、走向社會的自由和權利。
在這個關口，大陸的婦運工作者和台灣或西方的同道相遇，卻出現了一個“雞同鴨講”的有趣局面。
同樣在談解放和女權，可是字面下的真實意義卻正好相反。
大陸人覺得西方婦女“落後”，因為後者所要的工作權是他們早就有的。
社會主義新中國一開始就讓女人穿上男人的衣服、扛起男人的負重、培養男兒的志氣。
多少四十歲這一代大陸女性是在“假小子”的風氣中啟蒙成長的。
大陸的婦女先進現在要争取的，反而是重新成為女人的自由與權利。
她們想從男性化了的、中性化了的價值觀束縛中沖出來，重新體認女人的氣質，肯定女性本身的尊嚴。
台灣和西方婦女卻也覺得大陸的婦運“落後”；“女人”的角色是他們早就看破了而試圖擺脫的，正是所謂女人的氣質、女人的尊嚴、女人的特質，使女人長期處于“第二性”的劣勢。
婦運怎麼能往回走？ 過度簡化地來表達，就是說，台灣和西方婦女想從家庭走進社會，而大陸的婦女想從社會走回家庭。
前者試圖從女性的窠臼走向泯滅性别差異的中性，後者試圖從中性的窠臼走向性别差異分明的女性。
因為出發的位置就不一樣，方向也截然不同。
“雞同鴨講”，一團混亂。
在這種交織錯雜的背景中，我認識了上海的男性。
看見他們心甘情願地、熟稔地操持家務，我第一次具體地理解了中國的婦女解放是如何直接地受惠于馬克思主義。
台灣婦女、西方婦女痛苦掙紮了一百年而仍舊無法獲得的權利，在社會主義中國卻是最基本的實踐。
陸壽鈞說：“上海的男人和女人早巳不把它當一回事了”；這有關柴米油鹽醬醋茶的一回事卻是我眼中轟轟烈烈的大成就。
然後呢？男人煮飯拖地之後，從此就和女人過着幸福快樂的人生？男女平等的烏托邦已經締造，如沈善增所說，“吃飽飯沒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