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節 吃事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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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安人員手裡倒是有槍，但他們有糧吃，不必去打狗吃。
他們嫌吃死人的狗太髒，提着槍去打野兔、大雁、水鴨子什麼的佐餐。
大概是1961年的春節吧，政府配給我們每人半斤豆餅，讓我們過年。
領取豆餅的場面真是歡欣鼓舞的場面。
有的人，用衣襟兜着豆餅，一邊往家走，一邊往嘴裡塞。
我家鄰居孫大爺，人沒到家，就把發給他家的豆餅全都吃光了。
他一到家就被老婆孩子給包圍了，罵的罵，哭的哭，恨不得把他的肚皮豁開，把豆餅扒出來。
可見愛在饑餓的人群裡，要大打折扣。
孫家大爺躺在地上，面如灰土，眼淚汪汪，一聲不吭，任憑老婆孩子撕擄踢打。
孫家大爺當天夜裡就死了。
他吃豆餅太多，口渴，喝了足有一桶水，活活給脹死了。
那時我們的胃壁薄得如紙，輕輕一脹就破了。
孫大爺死了，他的老婆孩子，沒掉一滴眼淚。
多少年後提起來，孫大奶奶還恨得牙根癢癢，罵老頭子吃獨食，連一點人味都沒有，死不足惜。
這次年關豆餅，脹死了我們村十七個人，教訓很深刻。
後來我在生産隊飼養室裡喂牛，偷食飼料豆餅時，總是十分節制，适可而止，生怕蹈了孫大爺的覆轍。
那幾年裡，母親經常對我們兄弟講述她的一個夢。
她夢到自己在外祖父的墳墓外邊見到了外祖父。
外祖父說他并沒有死去，他隻是住在墳墓裡而已。
母親問他吃什麼，他說：吃棉衣和棉被裡的棉絮。
吃進去，拉出來；洗一洗，再吃進去；拉出來，再洗一洗……母親狐疑地問我們：也許棉絮真的能吃？ 度過60年代初期，往後的歲月還是苦，但比較起來就好多了。
"文化大革命"期間，村裡經常搞憶苦思甜運動，大家一憶苦，總是糊糊塗塗地憶到1960年。
一憶到1960年，幹部們就跳起來喊口号，一是要打倒蘇修，二是要打倒劉鄧，幹部們說1960年的饑荒是劉鄧串通了蘇修卡中國人的脖子造成的。
我們明知道這是胡說，但誰也不去裝明白。
一直到了70年代中期，還是不能放開肚皮吃，但比較1960年那是好多了。
我從小飯量大，嘴像無底洞，簡直就是我們家的大災星。
我不但飯量大，而且品質不好。
每次開飯，匆匆把自己那份吃完，就盯着别人的飯碗号啕大哭。
母親把自己那份省給我吃了，我還是哭。
一邊哭着，一邊公然地搶奪我叔叔的女兒的那份食物。
那時我們尚未分家，一家老小，有十三口之多。
在這樣的大家庭裡，母親是長媳，一直忍辱負重，日子本來就很難過，我的無賴，更使母親處境艱難。
奪我堂姐的食物吃，确是混賬。
我嬸嬸的臉色難看，說出的話像毒藥一樣，一句句都是沖着母親來的。
母親隻好罵我，向嬸嬸賠禮道歉。
這是我一生中最壞的行為，至今我也不能原諒自己。
長大後我曾向堂姐說起過此事，她淡然一笑，說不記得了。
母親常常批評我，說我沒有志氣。
我也曾多次暗下決心，要有志氣，但隻要一見了食物，就把一切的一切忘得幹幹淨淨。
沒有道德，沒有良心，沒有廉恥，真是連條狗也不如。
街上有賣熟豬肉的，我伸手就去抓，被賣肉人一刀差點把手指砍斷。
村裡幹部托着一隻香瓜，我上去摸了一把，被幹部一腳踢倒，将瓜砸在頭上，弄得滿頭瓜汁。
那些年裡，我的嘴巴把我自己搞得人見人厭，連一堆臭狗屎都不如。
吃飽了時，我也想痛改前非，但一見好吃的，立刻便恢複原樣。
長大後從電視上看到鳄魚一邊吞食一邊流淚的可惡樣子，馬上就聯想到自己，我跟鳄魚差不多，也是一邊流淚一邊吃。
在家裡如此，出去也如此。
我去偷生産隊裡的馬料吃，被保管員抓住，将腦袋按到漚料的缸裡，差點嗆死。
我去偷拔人家的蘿蔔，被抓住，當着數百名民工的面，向毛主席的畫像請罪。
我去生産隊的花生地裡偷扒剛種下的花生吃，中了藥毒，差點要了小命——花生米是用劇毒農藥浸泡過的。
至于偷瓜摸棗，更是常事。
有時被捉住，有時捉不住。
被捉住就挨頓揍，捉不住就如同打了一個大勝仗。
有一次我去偷臨村的西瓜，被看瓜人發現，那愣頭青端起土炮就摟了火，撲通一聲巨響，驚天動地，打倒了一片玉米，吓得我屁滾尿流。
想跑，腿挪不動，被人家當場活捉，用土炮押送到學校去，成了轟動學校的新聞。
與吃有關的惡心經曆窩囊事，寫成文那真叫罄竹難書。
這幾年在遠離家鄉的地方，偶爾也敢人模狗樣一下，但一回到家鄉，馬上就像一條挨了痛打的狗，緊緊地夾起尾巴，生怕一翹尾巴引起鄉親們的反感，把我小時候那些醜事抖摟出來。
有人硬說我對軍隊沒有感情，這是讓我不能接受的。
挂在嘴上的感情多半虛假，藏在心裡的才有質量。
我當兵之後才真正填飽了肚子，有了一些人的尊嚴，就沖着這一點，也不敢對軍隊沒有感情。
當兵臨走前，村裡的幾個複員兵來給我傳授他們在部隊積累的寶貴經驗。
他們說：如果吃面條，第一碗撈半碗，連吹帶攪和，涼得快，吃得也快。
吃完這半碗，再去狠狠地盛來冒尖一碗，慢慢地吃。
如果第一碗就盛得很滿，等你吃完再去撈時，鍋裡就隻剩下湯水了。
如碰上吃米飯，萬萬不可咀嚼，隻要一咀嚼，南方兵就發笑。
我到了部隊，才發現那些複員兵純粹是在胡說八道。
新兵連生活差一些，分到新單位，簡直就是上了天堂。
我們那單位，隻有十幾個人，卻種了五十多畝地，每年種兩季，一季小麥，一季玉米。
小麥磨成精粉（我們隻吃精粉），玉米用來喂豬。
你就想想我們那單位的生活吧。
戰友的父親來隊吃了幾天，感歎不已，道：什麼是共産主義？這就是了。
我從新兵連下到新單位，第一頓吃了八個饅頭，自覺不好意思，更怕給領導造成不良印象，影響了進步，才意猶未盡地住了嘴。
就這樣也把炊事班長吓了一跳，跑去向管理員彙報情況，說管理員大事不好了!管理員說有什麼大事不好了，難道是鬼子又進了村子嗎？炊事班長說鬼子倒是沒有進村，但是來了幾個新兵，個個都是飯桶，吃得最少的那個，一頓飯還吃了八個饅頭。
管理員說我就怕他們不能吃，能吃的兵必能幹，不能吃的也不能幹，我們的糧食大大的有。
明天就給我殺豬，給這幾個小子油油腸子。
第二天果然宰了一頭大肥豬，切成拳頭大的塊兒，紅燒了半鍋。
饅頭是新蒸的，白得像雪花膏似的，豬肉炖得稀爛，入口就會融化。
啥叫幸福？啥叫感激涕零？啥叫欣喜若狂？這就是了。
這頓飯吃罷，我們幾個新兵，走起路來都有些搖搖晃晃，吃豬肉吃醉了。
我個人的感覺是肚腹沉重，宛若懷了一窩豬崽。
這一頓真正叫過瘾。
二十年來第一次，就此逝世也不冤枉。
但後遺症很大，我整夜在球場上溜達，一股股的葷油像小蛇一樣，沿着喉嚨往上爬，嗓子眼像被小刀子割着似的。
第二天還是大白饅頭紅燒肉，我們開始羞羞答答，挑揀瘦肉吃，吃起來也有些文質彬彬了。
管理員罵道：原以為來了幾條梁山好漢，卻原來也是些松包軟蛋。
又過了幾十年，當我成了所謂的"作家"之後，在一些宴席上，又吃到了螞蚱、蟋蟀、豆蟲等昆蟲，又吃到了當年吃壞了胃口的野草、野菜，滿桌的雞鴨魚肉反而無人問津。
村裡的首富，竟是一個養蟲的專業戶。
我想，怪不得哲人們說兩極相通，原來餓極了和飽極了都要吃草木蟲魚，就像北極和南極都是冰天雪地一樣。
1997年7月8日
他們嫌吃死人的狗太髒，提着槍去打野兔、大雁、水鴨子什麼的佐餐。
大概是1961年的春節吧，政府配給我們每人半斤豆餅，讓我們過年。
領取豆餅的場面真是歡欣鼓舞的場面。
有的人，用衣襟兜着豆餅，一邊往家走，一邊往嘴裡塞。
我家鄰居孫大爺，人沒到家，就把發給他家的豆餅全都吃光了。
他一到家就被老婆孩子給包圍了，罵的罵，哭的哭，恨不得把他的肚皮豁開，把豆餅扒出來。
可見愛在饑餓的人群裡，要大打折扣。
孫家大爺躺在地上，面如灰土，眼淚汪汪，一聲不吭，任憑老婆孩子撕擄踢打。
孫家大爺當天夜裡就死了。
他吃豆餅太多，口渴，喝了足有一桶水，活活給脹死了。
那時我們的胃壁薄得如紙，輕輕一脹就破了。
孫大爺死了，他的老婆孩子，沒掉一滴眼淚。
多少年後提起來，孫大奶奶還恨得牙根癢癢，罵老頭子吃獨食，連一點人味都沒有，死不足惜。
這次年關豆餅，脹死了我們村十七個人，教訓很深刻。
後來我在生産隊飼養室裡喂牛，偷食飼料豆餅時，總是十分節制，适可而止，生怕蹈了孫大爺的覆轍。
那幾年裡，母親經常對我們兄弟講述她的一個夢。
她夢到自己在外祖父的墳墓外邊見到了外祖父。
外祖父說他并沒有死去，他隻是住在墳墓裡而已。
母親問他吃什麼，他說：吃棉衣和棉被裡的棉絮。
吃進去，拉出來；洗一洗，再吃進去；拉出來，再洗一洗……母親狐疑地問我們：也許棉絮真的能吃？ 度過60年代初期，往後的歲月還是苦，但比較起來就好多了。
"文化大革命"期間，村裡經常搞憶苦思甜運動，大家一憶苦，總是糊糊塗塗地憶到1960年。
一憶到1960年，幹部們就跳起來喊口号，一是要打倒蘇修，二是要打倒劉鄧，幹部們說1960年的饑荒是劉鄧串通了蘇修卡中國人的脖子造成的。
我們明知道這是胡說，但誰也不去裝明白。
一直到了70年代中期，還是不能放開肚皮吃，但比較1960年那是好多了。
我從小飯量大，嘴像無底洞，簡直就是我們家的大災星。
我不但飯量大，而且品質不好。
每次開飯，匆匆把自己那份吃完，就盯着别人的飯碗号啕大哭。
母親把自己那份省給我吃了，我還是哭。
一邊哭着，一邊公然地搶奪我叔叔的女兒的那份食物。
那時我們尚未分家，一家老小，有十三口之多。
在這樣的大家庭裡，母親是長媳，一直忍辱負重，日子本來就很難過，我的無賴，更使母親處境艱難。
奪我堂姐的食物吃，确是混賬。
我嬸嬸的臉色難看，說出的話像毒藥一樣，一句句都是沖着母親來的。
母親隻好罵我，向嬸嬸賠禮道歉。
這是我一生中最壞的行為，至今我也不能原諒自己。
長大後我曾向堂姐說起過此事，她淡然一笑，說不記得了。
母親常常批評我，說我沒有志氣。
我也曾多次暗下決心，要有志氣，但隻要一見了食物，就把一切的一切忘得幹幹淨淨。
沒有道德，沒有良心，沒有廉恥，真是連條狗也不如。
街上有賣熟豬肉的，我伸手就去抓，被賣肉人一刀差點把手指砍斷。
村裡幹部托着一隻香瓜，我上去摸了一把，被幹部一腳踢倒，将瓜砸在頭上，弄得滿頭瓜汁。
那些年裡，我的嘴巴把我自己搞得人見人厭，連一堆臭狗屎都不如。
吃飽了時，我也想痛改前非，但一見好吃的，立刻便恢複原樣。
長大後從電視上看到鳄魚一邊吞食一邊流淚的可惡樣子，馬上就聯想到自己，我跟鳄魚差不多，也是一邊流淚一邊吃。
在家裡如此，出去也如此。
我去偷生産隊裡的馬料吃，被保管員抓住，将腦袋按到漚料的缸裡，差點嗆死。
我去偷拔人家的蘿蔔，被抓住，當着數百名民工的面，向毛主席的畫像請罪。
我去生産隊的花生地裡偷扒剛種下的花生吃，中了藥毒，差點要了小命——花生米是用劇毒農藥浸泡過的。
至于偷瓜摸棗，更是常事。
有時被捉住，有時捉不住。
被捉住就挨頓揍，捉不住就如同打了一個大勝仗。
有一次我去偷臨村的西瓜，被看瓜人發現，那愣頭青端起土炮就摟了火，撲通一聲巨響，驚天動地，打倒了一片玉米，吓得我屁滾尿流。
想跑，腿挪不動，被人家當場活捉，用土炮押送到學校去，成了轟動學校的新聞。
與吃有關的惡心經曆窩囊事，寫成文那真叫罄竹難書。
這幾年在遠離家鄉的地方，偶爾也敢人模狗樣一下，但一回到家鄉，馬上就像一條挨了痛打的狗，緊緊地夾起尾巴，生怕一翹尾巴引起鄉親們的反感，把我小時候那些醜事抖摟出來。
有人硬說我對軍隊沒有感情，這是讓我不能接受的。
挂在嘴上的感情多半虛假，藏在心裡的才有質量。
我當兵之後才真正填飽了肚子，有了一些人的尊嚴，就沖着這一點，也不敢對軍隊沒有感情。
當兵臨走前，村裡的幾個複員兵來給我傳授他們在部隊積累的寶貴經驗。
他們說：如果吃面條，第一碗撈半碗，連吹帶攪和，涼得快，吃得也快。
吃完這半碗，再去狠狠地盛來冒尖一碗，慢慢地吃。
如果第一碗就盛得很滿，等你吃完再去撈時，鍋裡就隻剩下湯水了。
如碰上吃米飯，萬萬不可咀嚼，隻要一咀嚼，南方兵就發笑。
我到了部隊，才發現那些複員兵純粹是在胡說八道。
新兵連生活差一些，分到新單位，簡直就是上了天堂。
我們那單位，隻有十幾個人，卻種了五十多畝地，每年種兩季，一季小麥，一季玉米。
小麥磨成精粉（我們隻吃精粉），玉米用來喂豬。
你就想想我們那單位的生活吧。
戰友的父親來隊吃了幾天，感歎不已，道：什麼是共産主義？這就是了。
我從新兵連下到新單位，第一頓吃了八個饅頭，自覺不好意思，更怕給領導造成不良印象，影響了進步，才意猶未盡地住了嘴。
就這樣也把炊事班長吓了一跳，跑去向管理員彙報情況，說管理員大事不好了!管理員說有什麼大事不好了，難道是鬼子又進了村子嗎？炊事班長說鬼子倒是沒有進村，但是來了幾個新兵，個個都是飯桶，吃得最少的那個，一頓飯還吃了八個饅頭。
管理員說我就怕他們不能吃，能吃的兵必能幹，不能吃的也不能幹，我們的糧食大大的有。
明天就給我殺豬，給這幾個小子油油腸子。
第二天果然宰了一頭大肥豬，切成拳頭大的塊兒，紅燒了半鍋。
饅頭是新蒸的，白得像雪花膏似的，豬肉炖得稀爛，入口就會融化。
啥叫幸福？啥叫感激涕零？啥叫欣喜若狂？這就是了。
這頓飯吃罷，我們幾個新兵，走起路來都有些搖搖晃晃，吃豬肉吃醉了。
我個人的感覺是肚腹沉重，宛若懷了一窩豬崽。
這一頓真正叫過瘾。
二十年來第一次，就此逝世也不冤枉。
但後遺症很大，我整夜在球場上溜達，一股股的葷油像小蛇一樣，沿着喉嚨往上爬，嗓子眼像被小刀子割着似的。
第二天還是大白饅頭紅燒肉，我們開始羞羞答答，挑揀瘦肉吃，吃起來也有些文質彬彬了。
管理員罵道：原以為來了幾條梁山好漢，卻原來也是些松包軟蛋。
又過了幾十年，當我成了所謂的"作家"之後，在一些宴席上，又吃到了螞蚱、蟋蟀、豆蟲等昆蟲，又吃到了當年吃壞了胃口的野草、野菜，滿桌的雞鴨魚肉反而無人問津。
村裡的首富，竟是一個養蟲的專業戶。
我想，怪不得哲人們說兩極相通，原來餓極了和飽極了都要吃草木蟲魚，就像北極和南極都是冰天雪地一樣。
1997年7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