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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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她了。
” “在晚上吧？” “我在她傍晚下班回來時看見了她，而後我又看見了她。
” “5日那天您最後一次見到她是什麼時候？” “抗議，這個問題沒有法律資格，與本案不相關，而且無關緊要——不适當的提問，”卡森說，“我們沒有問有關5日的問題。
” “我肯定是有權測試一下證人的記憶力。
”梅森說。
“駁回抗議，繼續吧。
”貝頓法官做出了裁決。
“我在5日晚上看見了她，大約是……我猜大約9點鐘吧。
” “而當您看見她時，她在做什麼呢？如果她在做任何事的話？” “她在往外走。
” “那天晚上您看見她回來了嗎？” “沒有。
” “她是在您晚上鎖門之後回來的？” “是的。
” “您是什麼時候離開門廳，而且鎖上門的呢？” “那是……我要說大約11點。
” “那麼，麥吉五日是穿着這條你提到過的裙子嗎？” “不是，她沒穿。
” “您怎麼恰巧對這條裙子記得這麼清楚呢？” “因為我有一條裙子和它幾乎完全一樣。
幾乎完全相同的式樣。
麥吉和我經常談論那件事。
” “麥吉昨天離開了寓所嗎？” “是的。
” “拿着兩個提箱？” “是的。
” “您看見她了嗎？” “看見了。
” “她告訴您她要去哪兒了嗎？” “沒有。
” “她告訴您她要走多久了嗎？” “沒有。
” “那是不是挺反常的事？” “噢，隻要付房租，我就不打聽住戶的事情，而……” “我的問題不是那個，”梅森說，“那是不是挺反常的事？” “嗯，是，是的。
” “我說，她走後您用萬能鑰匙進過她的寓所嗎？” “抗議，此問題沒有法律資格，與本案不相關，無關緊要，是不适當的提問。
”卡森說。
“我認為它會顯示出這位證人的傾向性。
”梅森說。
貝頓法官猶豫了： “我許可這一問題。
” “您進入那個寓所了嗎？” “進入了。
” “用萬能鑰匙？” “是的。
” “您是獨自一人嗎？”梅森問。
“特拉格警官和我在一起。
”她說。
“你們在那個寓所發現了什麼？”梅森問。
“現在，如果法庭同意的話，”卡森說，“提出明确抗議，理由是，這個問題沒有法律資格，與本案不相關，無關緊要，這是不适當的提問。
我們在提問中根本沒有向這個證人問有關這件事的任何問題。
這要探究一件完全不同的事，那會使這一詢問離題很遠。
” “本庭傾向于準許這一抗議，”貝頓法官說，“我認為提問的範圍也許已經足以檢驗這位證人的可信程度了。
” “沒别的了。
”梅森說，“沒有問題了。
” “如果法庭同意，”卡森說，“我想引入這條褲子和這雙鞋作為公訴方的物證，而且現在，我們重提我們的動議：展示在發現那些東西的地方與佩裡·梅森進行的談話。
我們認為，已經有足夠的旁證證據證明，這些東西是梅森為了被告的利益安置在那兒的。
” 貝頓法官慢慢地搖搖頭。
“你們還沒有把它聯系在一起呢。
”他說。
“但是如果法庭同意的話，”卡森說，“這些東西是屬于死者的。
很顯然，被告編出了一個精心策劃出的故事，旨在引起陪審團的最大同情。
她想顯示出，她受到了侵犯，她努力去捍衛她的貞節，她在一條泥地旁的濕乎乎的灌木叢中遭到追逐，她從一道裝有刺鐵絲網的圍欄下鑽了過去。
“我們現在已經證明，至少是通過推論證明，梅森先生讓麥吉·埃爾伍德提供了一條裙子，先把它帶到犯罪現場，将裙子上的一塊留在了刺鐵絲網圍欄上，爾後故意把剪破的裙子留在了被告的寓所。
我們已經證明，這一證據隻可能是在6日晚上，在那一謀殺發生過了一些時間之後，可能過了将近24小時之後，被安置在那兒的。
那樣做的目的是為了證明被告的故事。
“現在，我們還要證明，那位律師搞到了洛林·拉蒙特的一雙鞋和一條褲子，那雙鞋被故意地弄上了泥污，那條褲子被拿去在濕乎乎的灌木叢中拖來拖去，然後被撕開，就好像是在刺鐵絲網上刮破的似的，而且那位律師确實是在安置那些東西時被當場抓住了。
我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有充足的理由認為，這件事是被告與她的律師共謀的結果，他的行為對被告具有約束力，這一僞造證據的企圖是有罪的表示。
” “這一切都非常好，”貝頓法官說，“但是你怎麼把它和被告聯系在一起呢？首先，你怎麼把它和梅森先生聯系在一起呢？” “梅森先生和他的秘書被當場抓住了。
”卡森嚴厲地說。
“不，他們并沒有。
”貝頓法官反駁道，“他們當時根本就沒有作案。
他們剛進那個車庫幾秒鐘時間也未可知。
他們當時是在裡面尋找證據也未可知。
特拉格警官已經說了，他和喬治·艾伯特去那個車庫尋找證據。
現在，假設那個順序被颠倒了呢？假設佩裡·梅森和德拉·斯特裡特在特拉格警官與喬治·艾伯特進入車庫以後開車來到呢？你們會說那是特拉格警官與喬治·艾伯特正在車庫裡安置這些東西被當場抓住的證據嗎？” 卡森的臉紅了：“肯定不會。
” “好吧，你用來作為對佩裡·梅森不利的證據是完全同一類的證據。
” 貝頓法官說。
“但是佩裡·梅森有理由去安置這些東西。
讓它們在那兒被發現是對他有利——對他的委托人有利的。
” 貝頓法官說：“說不定，讓那些東西在那兒被人發現對喬治·艾伯特有利。
說不定，讓那些東西在那兒被人發現對警方有利。
我并沒有說是那樣，我隻是說說不定是那樣。
就本庭看來，說不定是哪樣。
” “好吧，我們是講求實際的人，”卡森說，“我們知道發生的事情。
” “你們知道你們認為發生了的事情，”貝頓法官說，“但是你們認為發生的事情對本庭并沒有約束力。
” “當然了。
”卡森說，他的聲音中流露出惱怒，“如果法庭指望我們拿出一些目擊者來，發誓說他們确實看見佩裡·梅森和德拉·斯特裡特打開那個淺口皮箱，把那些衣物放進去了的話，那一點我們辦不到。
犯罪的人，特别是聰明人，通常都選擇一個沒有目擊者的時間。
” 貝頓法官的臉微微漲紅了：“本庭能夠充分考慮到那一切。
本庭明白，罪惡經常不得不由推論，由旁證證據加以證實。
但是那一事實仍然存在，即受到指控的人有權有某些假定。
那是一個法庭的作用，就是對證據保持一種言情合理的看法。
“本庭認為，事實上，目前呈送到本庭面前的證據能夠有幾種解釋，一個最有邏輯的解釋是，租用那一車庫的人就是把那些衣服放入那個淺口皮箱的人。
本庭并沒有忘記那一事實，即證人傑羅姆·亨利第一次辨明麥吉·埃爾伍德是他看見正在停放那輛車的人。
現在我要坦率地說，本庭想弄清這件事的真相。
本庭想重召亨利先生進行訊問，不是由檢察官，而是由本庭重新傳喚。
” “亨利先生回到他營業的地方去了。
”卡森說，“試圖去使他回到這兒來會造成一項延誤。
我們理解并欣賞法庭處理好本案的願望。
” “本庭極想把本案處理好，”貝頓法官說，“但本案對于确保正義得到伸張懷有更大的願望。
我不認為把亨利先生叫到這兒來會花很長時間，我們可以在他趕到以前繼續這個案子。
” “也許，”梅森說，“如果我能趁法庭等待亨利先生趕到時重召特拉格警官上證人席接受進一步的提問的話，會有助于澄清這件事情。
” “很好。
”貝頓法官說。
“當然，”漢米爾頓·伯格惱火地說，“這不過是預審。
我們隻需證明，有人犯了一項罪，而且有合情合理的理由去認為，是被告犯下了那一罪行。
” “你們在預審中隻需證明那些，”貝頓法官說，“但本案已經超過了那一點。
佩裡·梅森先生和他的秘書的良好的信譽和職業道德受到了質疑。
新聞界會從這種局面中大撈資本，本庭不至于對這一點有任何懷疑。
既然已經走了這麼遠，我們就要把其餘的路走完。
“特拉格警官，請您回到證人席上。
我建議法警打電話找到亨利先生，命令他到庭。
” 特拉格走上前，在證人席上就了位。
“警方在那個鄉間别墅發現了一些髒盤子吧？”梅森問。
“是的。
” “它們是被拿到警方的化驗室去了嗎？” “是的，先生。
” “在那些盤子上做了尋找指紋的處理吧？” “是的，先生。
” “你們在那些盤子上發現被告的指紋了嗎？” “發現了。
” “你為什麼在你的直接證詞中沒有提到那一事實？” “沒有問我。
” “你們是在哪兒發現那些指紋的？” “在幾個盤子上——特别是在用來和做糕點的面團的碗上。
” “在咖啡杯上呢？” “嗯，沒有。
” “那些托盤上呢？” “我們在一個托盤上發現了一個指紋。
” “而且，當然了，你們發現了死者的指紋吧？” “是的。
” “喂，”梅森說，“你們發現了至少是另外一個人的指紋，那是不是事實？” 特拉格猶豫了一會兒，接着慢慢點點頭：“對，有一些至少是另外一個人的指紋。
” “你們對那些指紋進行辨認了嗎？” “還沒有呢。
” “你沒有提起被告的指紋是因為檢察官惟恐我的提問會帶出有另一個人的指紋那一事實，而指示你根本不要說那些事嗎？” “吩咐我不要主動說出任何情況。
” “你們有麥吉·埃爾伍德的指紋嗎？” “沒有。
” “那麼你們不知道另外那些指紋是不是麥吉·埃爾伍德的了，對吧？” “我們不知道它們是誰的指紋。
我們确實知道，它們不是薩迪·理奇蒙的指紋。
我們想到了，在那些盤子最後一次用過之後，清洗之後，她把它們收好的時候，她可能會留下指紋的。
因此我們錄了她的指紋，做了比較。
但那些不是她的指紋。
” “我說，”梅森說，“當被告給你講她的故事時，她是否告訴你了，死者向她承認了，他打了一個假電話？換句話說，她仍在車裡時他進了那個鄉間别墅，給什麼人打了電話，要那個人在約好的幾分鐘後給他打回來？” “那件事她告訴我了。
” “你試圖去追查那個電話了嗎？” “我們對那天晚上從那個鄉間别墅打出去的所有電話進行了查找。
” “又是這個問題了，”梅森說，“你在你的提問中沒有提到某些事實。
” “又是這個問題了，”特拉格警官說，“沒有問我。
” “現在問你，”梅森說，“洛林·拉蒙特那個電話是打給誰的？” “我們不知道，”特拉格說，“那是一個叫号長途電話。
他隻是往拉蒙特公司經理辦公室的号碼打了電話。
” “那個電話不是打給什麼特定的人的嗎？”梅森不解地問。
“隻是打給那個辦公室的。
” “好吧，”梅森極度渴望地說，“另外幾個電話是打給哪兒的？在洛林·拉蒙特發現他需要幹衣服和一雙新鞋以後，他給誰打了電話？” “在你回答那個問題以前等一下。
”卡森說，“如果法庭同意，我們對那個問題提出抗議，根據是，它是有争議的，它假設一些未經證實的事實，而且是不适當的提問。
” “關于那個問題的最後一部分，抗議成立，”貝頓法官說，“那個問題的頭一部分成立。
洛林·拉蒙特從那個鄉間别墅還給誰打電話了？” “一個人沒有。
”特拉格說。
“什麼！”梅森驚奇地叫道。
“沒有電話，”特拉格說，“沒有長途電話。
當然了，關于打進來的電話我們無法說，但是，關于從那個号碼打出去的電話，隻有一個打給拉蒙特發展、鑄造與工程公司經理辦公室的叫号長途電話。
” “而打那個電話的時間呢？”梅森問。
“時間是6點22分，大約是被告和死者到達那個鄉間别墅的時間，根據被告講給我們的那個故事。
” 梅森集中精力沉思着，半閉着眼睛。
“還有問題嗎？”貝頓法官問。
“沒有問題了。
”梅森說。
“沒有問題了。
”卡森說。
“我們将休會10分鐘，”貝頓法官說，“傑羅姆·亨利一到法庭，我們就重新開庭。
” 貝頓法官離開了法官席。
漢米爾頓·伯格站起身，顯然對佩裡·梅森置之不理，大步走進了一個休息室。
梅森向保羅·德雷克和德拉·斯特裡特轉過身去。
“好吧，”那位律師說，“我們有10分鐘時間來破這個案子。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洛林·拉蒙特一定做了一些安排，讓人把幹的褲子和鞋拿到那個鄉間别墅去。
除非他打電話，他究竟還能怎麼辦呢？” “鑒于他們現在已經拿出的
” “在晚上吧？” “我在她傍晚下班回來時看見了她，而後我又看見了她。
” “5日那天您最後一次見到她是什麼時候？” “抗議，這個問題沒有法律資格，與本案不相關，而且無關緊要——不适當的提問，”卡森說，“我們沒有問有關5日的問題。
” “我肯定是有權測試一下證人的記憶力。
”梅森說。
“駁回抗議，繼續吧。
”貝頓法官做出了裁決。
“我在5日晚上看見了她，大約是……我猜大約9點鐘吧。
” “而當您看見她時，她在做什麼呢？如果她在做任何事的話？” “她在往外走。
” “那天晚上您看見她回來了嗎？” “沒有。
” “她是在您晚上鎖門之後回來的？” “是的。
” “您是什麼時候離開門廳，而且鎖上門的呢？” “那是……我要說大約11點。
” “那麼，麥吉五日是穿着這條你提到過的裙子嗎？” “不是，她沒穿。
” “您怎麼恰巧對這條裙子記得這麼清楚呢？” “因為我有一條裙子和它幾乎完全一樣。
幾乎完全相同的式樣。
麥吉和我經常談論那件事。
” “麥吉昨天離開了寓所嗎？” “是的。
” “拿着兩個提箱？” “是的。
” “您看見她了嗎？” “看見了。
” “她告訴您她要去哪兒了嗎？” “沒有。
” “她告訴您她要走多久了嗎？” “沒有。
” “那是不是挺反常的事？” “噢，隻要付房租，我就不打聽住戶的事情，而……” “我的問題不是那個，”梅森說，“那是不是挺反常的事？” “嗯，是，是的。
” “我說，她走後您用萬能鑰匙進過她的寓所嗎？” “抗議，此問題沒有法律資格，與本案不相關，無關緊要，是不适當的提問。
”卡森說。
“我認為它會顯示出這位證人的傾向性。
”梅森說。
貝頓法官猶豫了： “我許可這一問題。
” “您進入那個寓所了嗎？” “進入了。
” “用萬能鑰匙？” “是的。
” “您是獨自一人嗎？”梅森問。
“特拉格警官和我在一起。
”她說。
“你們在那個寓所發現了什麼？”梅森問。
“現在，如果法庭同意的話，”卡森說，“提出明确抗議，理由是，這個問題沒有法律資格，與本案不相關，無關緊要，這是不适當的提問。
我們在提問中根本沒有向這個證人問有關這件事的任何問題。
這要探究一件完全不同的事，那會使這一詢問離題很遠。
” “本庭傾向于準許這一抗議，”貝頓法官說，“我認為提問的範圍也許已經足以檢驗這位證人的可信程度了。
” “沒别的了。
”梅森說，“沒有問題了。
” “如果法庭同意，”卡森說，“我想引入這條褲子和這雙鞋作為公訴方的物證，而且現在，我們重提我們的動議：展示在發現那些東西的地方與佩裡·梅森進行的談話。
我們認為，已經有足夠的旁證證據證明，這些東西是梅森為了被告的利益安置在那兒的。
” 貝頓法官慢慢地搖搖頭。
“你們還沒有把它聯系在一起呢。
”他說。
“但是如果法庭同意的話，”卡森說，“這些東西是屬于死者的。
很顯然，被告編出了一個精心策劃出的故事，旨在引起陪審團的最大同情。
她想顯示出，她受到了侵犯，她努力去捍衛她的貞節，她在一條泥地旁的濕乎乎的灌木叢中遭到追逐，她從一道裝有刺鐵絲網的圍欄下鑽了過去。
“我們現在已經證明，至少是通過推論證明，梅森先生讓麥吉·埃爾伍德提供了一條裙子，先把它帶到犯罪現場，将裙子上的一塊留在了刺鐵絲網圍欄上，爾後故意把剪破的裙子留在了被告的寓所。
我們已經證明，這一證據隻可能是在6日晚上，在那一謀殺發生過了一些時間之後，可能過了将近24小時之後，被安置在那兒的。
那樣做的目的是為了證明被告的故事。
“現在，我們還要證明，那位律師搞到了洛林·拉蒙特的一雙鞋和一條褲子，那雙鞋被故意地弄上了泥污，那條褲子被拿去在濕乎乎的灌木叢中拖來拖去，然後被撕開，就好像是在刺鐵絲網上刮破的似的，而且那位律師确實是在安置那些東西時被當場抓住了。
我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有充足的理由認為，這件事是被告與她的律師共謀的結果，他的行為對被告具有約束力，這一僞造證據的企圖是有罪的表示。
” “這一切都非常好，”貝頓法官說，“但是你怎麼把它和被告聯系在一起呢？首先，你怎麼把它和梅森先生聯系在一起呢？” “梅森先生和他的秘書被當場抓住了。
”卡森嚴厲地說。
“不，他們并沒有。
”貝頓法官反駁道，“他們當時根本就沒有作案。
他們剛進那個車庫幾秒鐘時間也未可知。
他們當時是在裡面尋找證據也未可知。
特拉格警官已經說了，他和喬治·艾伯特去那個車庫尋找證據。
現在，假設那個順序被颠倒了呢？假設佩裡·梅森和德拉·斯特裡特在特拉格警官與喬治·艾伯特進入車庫以後開車來到呢？你們會說那是特拉格警官與喬治·艾伯特正在車庫裡安置這些東西被當場抓住的證據嗎？” 卡森的臉紅了：“肯定不會。
” “好吧，你用來作為對佩裡·梅森不利的證據是完全同一類的證據。
” 貝頓法官說。
“但是佩裡·梅森有理由去安置這些東西。
讓它們在那兒被發現是對他有利——對他的委托人有利的。
” 貝頓法官說：“說不定，讓那些東西在那兒被人發現對喬治·艾伯特有利。
說不定，讓那些東西在那兒被人發現對警方有利。
我并沒有說是那樣，我隻是說說不定是那樣。
就本庭看來，說不定是哪樣。
” “好吧，我們是講求實際的人，”卡森說，“我們知道發生的事情。
” “你們知道你們認為發生了的事情，”貝頓法官說，“但是你們認為發生的事情對本庭并沒有約束力。
” “當然了。
”卡森說，他的聲音中流露出惱怒，“如果法庭指望我們拿出一些目擊者來，發誓說他們确實看見佩裡·梅森和德拉·斯特裡特打開那個淺口皮箱，把那些衣物放進去了的話，那一點我們辦不到。
犯罪的人，特别是聰明人，通常都選擇一個沒有目擊者的時間。
” 貝頓法官的臉微微漲紅了：“本庭能夠充分考慮到那一切。
本庭明白，罪惡經常不得不由推論，由旁證證據加以證實。
但是那一事實仍然存在，即受到指控的人有權有某些假定。
那是一個法庭的作用，就是對證據保持一種言情合理的看法。
“本庭認為，事實上，目前呈送到本庭面前的證據能夠有幾種解釋，一個最有邏輯的解釋是，租用那一車庫的人就是把那些衣服放入那個淺口皮箱的人。
本庭并沒有忘記那一事實，即證人傑羅姆·亨利第一次辨明麥吉·埃爾伍德是他看見正在停放那輛車的人。
現在我要坦率地說，本庭想弄清這件事的真相。
本庭想重召亨利先生進行訊問，不是由檢察官，而是由本庭重新傳喚。
” “亨利先生回到他營業的地方去了。
”卡森說，“試圖去使他回到這兒來會造成一項延誤。
我們理解并欣賞法庭處理好本案的願望。
” “本庭極想把本案處理好，”貝頓法官說，“但本案對于确保正義得到伸張懷有更大的願望。
我不認為把亨利先生叫到這兒來會花很長時間，我們可以在他趕到以前繼續這個案子。
” “也許，”梅森說，“如果我能趁法庭等待亨利先生趕到時重召特拉格警官上證人席接受進一步的提問的話，會有助于澄清這件事情。
” “很好。
”貝頓法官說。
“當然，”漢米爾頓·伯格惱火地說，“這不過是預審。
我們隻需證明，有人犯了一項罪，而且有合情合理的理由去認為，是被告犯下了那一罪行。
” “你們在預審中隻需證明那些，”貝頓法官說，“但本案已經超過了那一點。
佩裡·梅森先生和他的秘書的良好的信譽和職業道德受到了質疑。
新聞界會從這種局面中大撈資本，本庭不至于對這一點有任何懷疑。
既然已經走了這麼遠，我們就要把其餘的路走完。
“特拉格警官，請您回到證人席上。
我建議法警打電話找到亨利先生，命令他到庭。
” 特拉格走上前，在證人席上就了位。
“警方在那個鄉間别墅發現了一些髒盤子吧？”梅森問。
“是的。
” “它們是被拿到警方的化驗室去了嗎？” “是的，先生。
” “在那些盤子上做了尋找指紋的處理吧？” “是的，先生。
” “你們在那些盤子上發現被告的指紋了嗎？” “發現了。
” “你為什麼在你的直接證詞中沒有提到那一事實？” “沒有問我。
” “你們是在哪兒發現那些指紋的？” “在幾個盤子上——特别是在用來和做糕點的面團的碗上。
” “在咖啡杯上呢？” “嗯，沒有。
” “那些托盤上呢？” “我們在一個托盤上發現了一個指紋。
” “而且，當然了，你們發現了死者的指紋吧？” “是的。
” “喂，”梅森說，“你們發現了至少是另外一個人的指紋，那是不是事實？” 特拉格猶豫了一會兒，接着慢慢點點頭：“對，有一些至少是另外一個人的指紋。
” “你們對那些指紋進行辨認了嗎？” “還沒有呢。
” “你沒有提起被告的指紋是因為檢察官惟恐我的提問會帶出有另一個人的指紋那一事實，而指示你根本不要說那些事嗎？” “吩咐我不要主動說出任何情況。
” “你們有麥吉·埃爾伍德的指紋嗎？” “沒有。
” “那麼你們不知道另外那些指紋是不是麥吉·埃爾伍德的了，對吧？” “我們不知道它們是誰的指紋。
我們确實知道，它們不是薩迪·理奇蒙的指紋。
我們想到了，在那些盤子最後一次用過之後，清洗之後，她把它們收好的時候，她可能會留下指紋的。
因此我們錄了她的指紋，做了比較。
但那些不是她的指紋。
” “我說，”梅森說，“當被告給你講她的故事時，她是否告訴你了，死者向她承認了，他打了一個假電話？換句話說，她仍在車裡時他進了那個鄉間别墅，給什麼人打了電話，要那個人在約好的幾分鐘後給他打回來？” “那件事她告訴我了。
” “你試圖去追查那個電話了嗎？” “我們對那天晚上從那個鄉間别墅打出去的所有電話進行了查找。
” “又是這個問題了，”梅森說，“你在你的提問中沒有提到某些事實。
” “又是這個問題了，”特拉格警官說，“沒有問我。
” “現在問你，”梅森說，“洛林·拉蒙特那個電話是打給誰的？” “我們不知道，”特拉格說，“那是一個叫号長途電話。
他隻是往拉蒙特公司經理辦公室的号碼打了電話。
” “那個電話不是打給什麼特定的人的嗎？”梅森不解地問。
“隻是打給那個辦公室的。
” “好吧，”梅森極度渴望地說，“另外幾個電話是打給哪兒的？在洛林·拉蒙特發現他需要幹衣服和一雙新鞋以後，他給誰打了電話？” “在你回答那個問題以前等一下。
”卡森說，“如果法庭同意，我們對那個問題提出抗議，根據是，它是有争議的，它假設一些未經證實的事實，而且是不适當的提問。
” “關于那個問題的最後一部分，抗議成立，”貝頓法官說，“那個問題的頭一部分成立。
洛林·拉蒙特從那個鄉間别墅還給誰打電話了？” “一個人沒有。
”特拉格說。
“什麼！”梅森驚奇地叫道。
“沒有電話，”特拉格說，“沒有長途電話。
當然了，關于打進來的電話我們無法說，但是，關于從那個号碼打出去的電話，隻有一個打給拉蒙特發展、鑄造與工程公司經理辦公室的叫号長途電話。
” “而打那個電話的時間呢？”梅森問。
“時間是6點22分，大約是被告和死者到達那個鄉間别墅的時間，根據被告講給我們的那個故事。
” 梅森集中精力沉思着，半閉着眼睛。
“還有問題嗎？”貝頓法官問。
“沒有問題了。
”梅森說。
“沒有問題了。
”卡森說。
“我們将休會10分鐘，”貝頓法官說，“傑羅姆·亨利一到法庭，我們就重新開庭。
” 貝頓法官離開了法官席。
漢米爾頓·伯格站起身，顯然對佩裡·梅森置之不理，大步走進了一個休息室。
梅森向保羅·德雷克和德拉·斯特裡特轉過身去。
“好吧，”那位律師說，“我們有10分鐘時間來破這個案子。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洛林·拉蒙特一定做了一些安排，讓人把幹的褲子和鞋拿到那個鄉間别墅去。
除非他打電話，他究竟還能怎麼辦呢？” “鑒于他們現在已經拿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