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龍虎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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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惟一一個覺得古怪的人嗎？犯罪現場或至少是罪案開始的地點，同時又是審判的地方？
在開庭審理的每天早晨，略微有些新古典主義風格的法院外面擠滿了圍觀的人群，就是在這個地方，喬·卡哈哈瓦接到了假的傳喚令。
法院被穿着明顯不合時宜的藍嘩叽制服、膚色黝黑的警察層層護衛着。
巴洛克式的大樓被用繩子和鋸木闆攔着，以幫助警察攔住外面三分之二的本地人和三分之一的白人。
不知是因為警察還是天熱，膚色混雜的圍觀人群從未發生過任何沖突。
他們不僅是被政治或紛争所吸引，還對這樁老式的通俗謀殺案很感興趣。
旁聽席上隻有七十五個座位是提供給公衆的。
白人名門淑媛們的仆役每個晚上在法院外露宿以給他們的主人多省些買座位的錢；而那些海軍軍官的妻子們常常習慣于早起，所以她們總在一大早就帶着小凳、三明治和熱咖啡等在外面。
此外，還有很多沒有工作的當地人等着以每個二十五美元的價格把提前占到的座位賣給那些好奇而懶惰的人。
每天清晨，警笛的尖叫聲總會驚飛榕樹上那些栖息的小鳥，同時也引得那些好奇的圍觀者翹首向警笛傳來的方向張望。
浩浩蕩蕩的警方摩托車前後護衛着兩輛黑色的汽車，在海軍士兵們的嚴密護衛下，每兩名被告同乘着一輛汽車從珍珠港方向開來。
兩名一等兵瓊斯和羅德坐在同一輛車上，他們兩個都十分矮小、健壯，身上的領帶和西裝使他們倆顯得很不自在，像正在玩打扮遊戲的小孩子。
在穿着制服的警察的護衛下，瓊斯和羅德嘴角叼着香煙，緊張地笑着從海軍汽車中走下來，趾高氣揚地進入法庭的大樓。
湯米和那兩名水手不同，西裝和領帶使他顯得更加英俊，他默默地，神色悲戚地陪同着他高貴的嶽母福斯特克夫人。
福斯特克夫人始終穿着一套黑色的、品味不俗的套裝，頭上是一頂和衣服相稱的寬邊圓頂帽，她看上去始終相當地孤獨疲倦。
那尊像喬·卡哈哈瓦的金色人像神情肅穆地将他們一行人放進高聳的法院。
每天清晨，每一個進去的人，無論是被告還是旁觀者，無論是記者還是卡萊斯·達倫本人。
甚至于法官本人都必須接受警察的仔細檢查以确保沒有人帶入任何武器，接着他們才能穿過毗鄰審判室的大廳。
現在，這裡已經成為喧雜的記者辦公室了。
大廳裡擺滿了桌子、電話、打字機以及為從倫敦趕來的記者特設的電報裝置。
在穿過這間大廳之後，所有的這些人才能進入到審判室中。
審判室是一間毫無特色的屋子，暗色的灰泥牆，暗色的舊椅，緩緩旋轉的吊扇，這些無不給人一種壓抑的感覺。
惟一能帶來生氣的是窗外的景色——從打開的窗子中可以看見綠色的棕榈和藍天映襯下遠處的青山，還有射進來的明媚陽光，當然還會傳進來不同的交通噪音，同時帶進來很多嗡嗡作響的蚊子。
在審判的全過程中，富裕的白人婦女們占據了總共七十五個公衆席位的大部分，畢竟，這是一件極為轟動的社會要聞。
雖然泰拉和伊莎貝爾不在她們其中，可是她倆絕不乏精神上的代言人。
每天清晨，當四名被告魚貫而入，坐在律師席後的座位上的時候，觀衆席上就會傳出充滿憐憫的悲歎聲。
每一次聽到戲劇性的——在我看來是通俗鬧劇式的——證詞時，她們就像事先安排過似地同聲流淚，同聲歎息，同聲屏息。
她們這一做法從未引起過戴維斯法官的不滿，他是一個戴着眼鏡，中等體态，有無限耐心的新英格蘭人。
不過，她們的表現總會招緻原告律師約翰·卡雷的怒目而視，有時他幹脆出言加以制止。
卡雷有着寬闊的肩膀，面色十分紅潤，光秃秃的頭上隻剩下了一圈修士式的紅發。
卡雷看上去比達倫要年輕很多，隻有四十歲左右。
而且，當他與不斷想法激怒他的被告律師針鋒相對地相鬥時，他就更不像是已經年過四十的人了。
不僅如此，身着便裝不過仍氣宇軒昂的斯特林将軍每天率領的海軍代表團也并未使他顯得有絲毫氣餒。
在我的眼裡，卡雷自信，幾乎是自負，白色的熱帶裝束更使他顯得幹淨淩厲。
他那雙睿敏的藍眼睛總是緊緊地盯着陪審員們。
陪審員們是清一色的男性，包括六名白人（其中有一名丹麥人和一名德國人），一名葡萄牙人，兩名中國人和三名夏威夷人。
“先生們，”卡雷的土音為他增添了幾分威嚴，“被告被指控犯有二級謀殺罪。
” 說這句話的時候，卡雷隻是向被告席輕輕擺了擺頭，于是，二十四隻陪審員的眼睛都齊刷刷地集中到了被告席上。
背靠着記者席的欄杆，從左起依次是羅德、瓊斯、湯米和福斯特克夫人。
四個人全都直闆闆地坐着，目視着前方，對周圍的情形連看都不看一眼。
福斯特克夫人的舉止就像一名面無表情的士兵一樣，看起來和她的女婿以及兩名同謀犯沒有任何不同。
卡雷繼續宣讀着起訴狀：“夏威夷州最高法院的大陪審團，格麗斯·福斯特克，湯米·邁西，艾迪·羅德以及阿爾伯特·瓊斯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八日，在火奴魯魯市中心攜帶着武器，即裝着彈藥的手槍……” 達倫就坐在福斯特克夫人的旁邊，他仍舊是一頭亂蓬蓬的頭發，肥胖健碩的身軀随意地靠坐在木椅上，整個樣子一如他漫不經心打着的領結一樣随意。
他那粗大的表鍊橫過深色西服的衣襟處，看起來就像一個暴發戶一樣。
而林賽的每一個細節都修飾得一絲不苟，這個華爾街的頂尖律師安靜地坐在達倫的身旁，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
我緊挨着坐在林賽的身邊，靜靜聽着卡雷的每一句話，“……非法地、殘忍地、經過事先預謀地、未經司法公正處理地……” 這時卡雷一下子轉過了身，他那像被剝了皮的椰子殼似的頭向後輕輕示意了一下。
在陪審團後面的座位上，坐着一名深色皮膚的魁梧男人，他滿臉皺紋，臉上沒有任何表情，身上穿着白色的襯衫和深色的褲子。
在他身邊坐着一名瘦削的女子，也同樣是深色的皮膚，她穿着白色長裙，經常掩面而泣。
他們就是喬瑟夫·卡哈哈瓦的父母。
“……謀殺了喬瑟夫·卡哈哈瓦……” 這位好鬥的原告律師用了近一個小時的時間大緻描述了一下全部的案情，從湯米租用藍色的伯威克車到福斯特克夫人仿造假的傳喚令，從如何在這幢大樓前綁架喬·卡哈哈瓦到棄屍不成，再到警察不得不開槍示意他們停車為止。
他将最精采的部分——謀殺本身留在了最後。
他羅列了大量生動的又令人不安的物證：血迹斑斑的衣物，有血污的地闆塊，藏在沙發下的槍，空彈殼，繩子——繩子上無可辯駁的紫線說明它屬于海軍物品，用來洗血衣的澡盆，以及因流血緻死的被害人相片。
“我們能證實，”卡雷說，“屋子裡面沒有任何搏鬥的痕迹，這就說明被告不是出于自衛，要知道卡哈哈瓦是一名強壯的運動員，他足可以應付一場惡戰，可是屋子裡面卻沒有任何搏鬥過的痕迹。
” 在卡雷講述的整個過程中，福斯特克夫人始終冷漠地盯着前面，而湯米似乎在嚼着什麼東西，我起初以為他是嚼着口香糖，後來才知道他是一直在咬着自己的嘴唇。
而那兩名水手看上去似乎有點煩躁，整樁事似乎并沒把他們怎麼
法院被穿着明顯不合時宜的藍嘩叽制服、膚色黝黑的警察層層護衛着。
巴洛克式的大樓被用繩子和鋸木闆攔着，以幫助警察攔住外面三分之二的本地人和三分之一的白人。
不知是因為警察還是天熱，膚色混雜的圍觀人群從未發生過任何沖突。
他們不僅是被政治或紛争所吸引，還對這樁老式的通俗謀殺案很感興趣。
旁聽席上隻有七十五個座位是提供給公衆的。
白人名門淑媛們的仆役每個晚上在法院外露宿以給他們的主人多省些買座位的錢；而那些海軍軍官的妻子們常常習慣于早起，所以她們總在一大早就帶着小凳、三明治和熱咖啡等在外面。
此外，還有很多沒有工作的當地人等着以每個二十五美元的價格把提前占到的座位賣給那些好奇而懶惰的人。
每天清晨，警笛的尖叫聲總會驚飛榕樹上那些栖息的小鳥，同時也引得那些好奇的圍觀者翹首向警笛傳來的方向張望。
浩浩蕩蕩的警方摩托車前後護衛着兩輛黑色的汽車，在海軍士兵們的嚴密護衛下，每兩名被告同乘着一輛汽車從珍珠港方向開來。
兩名一等兵瓊斯和羅德坐在同一輛車上，他們兩個都十分矮小、健壯，身上的領帶和西裝使他們倆顯得很不自在，像正在玩打扮遊戲的小孩子。
在穿着制服的警察的護衛下，瓊斯和羅德嘴角叼着香煙，緊張地笑着從海軍汽車中走下來，趾高氣揚地進入法庭的大樓。
湯米和那兩名水手不同，西裝和領帶使他顯得更加英俊，他默默地，神色悲戚地陪同着他高貴的嶽母福斯特克夫人。
福斯特克夫人始終穿着一套黑色的、品味不俗的套裝，頭上是一頂和衣服相稱的寬邊圓頂帽，她看上去始終相當地孤獨疲倦。
那尊像喬·卡哈哈瓦的金色人像神情肅穆地将他們一行人放進高聳的法院。
每天清晨，每一個進去的人，無論是被告還是旁觀者，無論是記者還是卡萊斯·達倫本人。
甚至于法官本人都必須接受警察的仔細檢查以确保沒有人帶入任何武器，接着他們才能穿過毗鄰審判室的大廳。
現在，這裡已經成為喧雜的記者辦公室了。
大廳裡擺滿了桌子、電話、打字機以及為從倫敦趕來的記者特設的電報裝置。
在穿過這間大廳之後，所有的這些人才能進入到審判室中。
審判室是一間毫無特色的屋子，暗色的灰泥牆，暗色的舊椅，緩緩旋轉的吊扇，這些無不給人一種壓抑的感覺。
惟一能帶來生氣的是窗外的景色——從打開的窗子中可以看見綠色的棕榈和藍天映襯下遠處的青山，還有射進來的明媚陽光，當然還會傳進來不同的交通噪音，同時帶進來很多嗡嗡作響的蚊子。
在審判的全過程中，富裕的白人婦女們占據了總共七十五個公衆席位的大部分，畢竟，這是一件極為轟動的社會要聞。
雖然泰拉和伊莎貝爾不在她們其中，可是她倆絕不乏精神上的代言人。
每天清晨，當四名被告魚貫而入，坐在律師席後的座位上的時候，觀衆席上就會傳出充滿憐憫的悲歎聲。
每一次聽到戲劇性的——在我看來是通俗鬧劇式的——證詞時，她們就像事先安排過似地同聲流淚，同聲歎息，同聲屏息。
她們這一做法從未引起過戴維斯法官的不滿，他是一個戴着眼鏡，中等體态，有無限耐心的新英格蘭人。
不過，她們的表現總會招緻原告律師約翰·卡雷的怒目而視，有時他幹脆出言加以制止。
卡雷有着寬闊的肩膀，面色十分紅潤，光秃秃的頭上隻剩下了一圈修士式的紅發。
卡雷看上去比達倫要年輕很多，隻有四十歲左右。
而且，當他與不斷想法激怒他的被告律師針鋒相對地相鬥時，他就更不像是已經年過四十的人了。
不僅如此，身着便裝不過仍氣宇軒昂的斯特林将軍每天率領的海軍代表團也并未使他顯得有絲毫氣餒。
在我的眼裡，卡雷自信，幾乎是自負，白色的熱帶裝束更使他顯得幹淨淩厲。
他那雙睿敏的藍眼睛總是緊緊地盯着陪審員們。
陪審員們是清一色的男性，包括六名白人（其中有一名丹麥人和一名德國人），一名葡萄牙人，兩名中國人和三名夏威夷人。
“先生們，”卡雷的土音為他增添了幾分威嚴，“被告被指控犯有二級謀殺罪。
” 說這句話的時候，卡雷隻是向被告席輕輕擺了擺頭，于是，二十四隻陪審員的眼睛都齊刷刷地集中到了被告席上。
背靠着記者席的欄杆，從左起依次是羅德、瓊斯、湯米和福斯特克夫人。
四個人全都直闆闆地坐着，目視着前方，對周圍的情形連看都不看一眼。
福斯特克夫人的舉止就像一名面無表情的士兵一樣，看起來和她的女婿以及兩名同謀犯沒有任何不同。
卡雷繼續宣讀着起訴狀：“夏威夷州最高法院的大陪審團，格麗斯·福斯特克，湯米·邁西，艾迪·羅德以及阿爾伯特·瓊斯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八日，在火奴魯魯市中心攜帶着武器，即裝着彈藥的手槍……” 達倫就坐在福斯特克夫人的旁邊，他仍舊是一頭亂蓬蓬的頭發，肥胖健碩的身軀随意地靠坐在木椅上，整個樣子一如他漫不經心打着的領結一樣随意。
他那粗大的表鍊橫過深色西服的衣襟處，看起來就像一個暴發戶一樣。
而林賽的每一個細節都修飾得一絲不苟，這個華爾街的頂尖律師安靜地坐在達倫的身旁，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
我緊挨着坐在林賽的身邊，靜靜聽着卡雷的每一句話，“……非法地、殘忍地、經過事先預謀地、未經司法公正處理地……” 這時卡雷一下子轉過了身，他那像被剝了皮的椰子殼似的頭向後輕輕示意了一下。
在陪審團後面的座位上，坐着一名深色皮膚的魁梧男人，他滿臉皺紋，臉上沒有任何表情，身上穿着白色的襯衫和深色的褲子。
在他身邊坐着一名瘦削的女子，也同樣是深色的皮膚，她穿着白色長裙，經常掩面而泣。
他們就是喬瑟夫·卡哈哈瓦的父母。
“……謀殺了喬瑟夫·卡哈哈瓦……” 這位好鬥的原告律師用了近一個小時的時間大緻描述了一下全部的案情，從湯米租用藍色的伯威克車到福斯特克夫人仿造假的傳喚令，從如何在這幢大樓前綁架喬·卡哈哈瓦到棄屍不成，再到警察不得不開槍示意他們停車為止。
他将最精采的部分——謀殺本身留在了最後。
他羅列了大量生動的又令人不安的物證：血迹斑斑的衣物，有血污的地闆塊，藏在沙發下的槍，空彈殼，繩子——繩子上無可辯駁的紫線說明它屬于海軍物品，用來洗血衣的澡盆，以及因流血緻死的被害人相片。
“我們能證實，”卡雷說，“屋子裡面沒有任何搏鬥的痕迹，這就說明被告不是出于自衛，要知道卡哈哈瓦是一名強壯的運動員，他足可以應付一場惡戰，可是屋子裡面卻沒有任何搏鬥過的痕迹。
” 在卡雷講述的整個過程中，福斯特克夫人始終冷漠地盯着前面，而湯米似乎在嚼着什麼東西，我起初以為他是嚼着口香糖，後來才知道他是一直在咬着自己的嘴唇。
而那兩名水手看上去似乎有點煩躁，整樁事似乎并沒把他們怎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