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五 如此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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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是一個什麼樣的皇帝？獨裁皇帝。
雍正鏟除異己，打擊朋黨，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把整個帝國，都置于他一個人的絕對統治之下。
這并不容易，然而雍正卻做到了。
雍正的辦法，是建立和完善了密折制度。
所謂密折，說白了，就是皇帝與臣僚之間的私人秘密通訊，由一種專用的特制皮匣傳遞。
皮匣的鑰匙備有兩份，一把交給奏折人，一把由皇帝親自掌握，任何人都不得開啟，也不敢開啟，具有高度的私密性，故稱“密折”。
密折制度的建立，是對傳統政治制度的一項重要改革。
本來，君臣無私義。
君臣之間的文字往來，就隻有“公文”，沒有私信。
通常官方文書(公文)有兩種。
一種叫“題本”，是談公事的，要加蓋官印；一種叫“奏本”，是談私事的，不蓋官印。
兩種文書都由通政司轉呈。
皇帝禦覽之前，已先由有關官員看過，等于是公開信，無密可保。
楊名時奏請修浚洱海，用的就是這種公開的題本。
所以雍正認為他是故意把事情宣揚出去，以免别人(也包括皇帝)搶了他的功勞。
題本和奏本無密可保，皇帝和臣僚之間某些不可告人的機密和難言之隐，就無法勾兌。
而且，這種公事公辦的形式，也不符合雍正和臣僚單獨交朋友的想法。
于是他便把始于順治、康熙年間，但用得并不廣泛的密折，發展成一種普遍運用的政治工具，并形成了所謂“密折制度”和“密折政治”。
密折制度顯然比公文制度實用。
除具有保密性外，還具有快捷方便的好處。
題本是很麻煩的。
它必須用宋體字工整書寫，必須備有摘要和副本，必須先由内閣審核，必須在皇帝看後再用滿漢兩種文字謄寫。
密折則不必，它不拘形式，可以自由書寫，寫好後不經任何中間環節，直接送到皇帝手中。
皇帝即拆、即看、即批複，直截了當，不耽誤事。
雍正的密折政治，很值得專門探讨和研究。
自從秦始皇建立了中央集權專制體制，如何統治和管理我們這個幅員遼闊、人口衆多的大一統帝國，一直是一個不可回避的難題。
明清以前曆代王朝的做法，是通過意識形态和倫理道德治國。
這就是漢武帝要獨尊儒術而隋唐要建立科舉制度的原因。
按照這個政治設計，我們帝國主要是由一大批熟讀儒家經典、絕對忠于皇室的文官來管理的。
農業時代的帝國雖然龐大，事務卻并不繁雜，無非按期繳納賦稅和保證地方治安。
另外兩件并非常規性的工作，則是抵禦外敵和救濟災民。
如果風調雨順，五谷豐登，官清吏廉，民風淳樸，則地方官是非常輕松的。
所以那些承平時代的地方官員，常常有許多閑情，可以吟花弄月，甚至著書立說，可見工作不忙。
但是，這種“太平盛世”的理想，卻建立在并不牢靠的基礎上。
如果天旱水澇，顆粒無收，或官貪吏污，紳劣民刁，又如之何呢？那意識形态和倫理道德還管用麼？隻怕即便孔子在世，也無法敦風化俗。
事實上，靠道德或禮儀來治國，是完全靠不住的(這一點我們前面已多次講過)，這才有了明代的特務政治。
雍正總結曆朝曆代的經驗教訓，認為德治和禮治并不可靠(但也不能放棄)，特務政治弊端甚多。
唯一的辦法，是實行“人治”。
不過這種“人治”，有特定的涵義，那就是：除了皇帝，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充當這種統治的主體。
因此準确地說，
雍正鏟除異己，打擊朋黨，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把整個帝國，都置于他一個人的絕對統治之下。
這并不容易，然而雍正卻做到了。
雍正的辦法，是建立和完善了密折制度。
所謂密折，說白了，就是皇帝與臣僚之間的私人秘密通訊，由一種專用的特制皮匣傳遞。
皮匣的鑰匙備有兩份，一把交給奏折人，一把由皇帝親自掌握，任何人都不得開啟，也不敢開啟，具有高度的私密性，故稱“密折”。
密折制度的建立，是對傳統政治制度的一項重要改革。
本來，君臣無私義。
君臣之間的文字往來，就隻有“公文”，沒有私信。
通常官方文書(公文)有兩種。
一種叫“題本”，是談公事的，要加蓋官印；一種叫“奏本”，是談私事的，不蓋官印。
兩種文書都由通政司轉呈。
皇帝禦覽之前，已先由有關官員看過，等于是公開信，無密可保。
楊名時奏請修浚洱海，用的就是這種公開的題本。
所以雍正認為他是故意把事情宣揚出去，以免别人(也包括皇帝)搶了他的功勞。
題本和奏本無密可保，皇帝和臣僚之間某些不可告人的機密和難言之隐，就無法勾兌。
而且，這種公事公辦的形式，也不符合雍正和臣僚單獨交朋友的想法。
于是他便把始于順治、康熙年間，但用得并不廣泛的密折，發展成一種普遍運用的政治工具，并形成了所謂“密折制度”和“密折政治”。
密折制度顯然比公文制度實用。
除具有保密性外，還具有快捷方便的好處。
題本是很麻煩的。
它必須用宋體字工整書寫，必須備有摘要和副本，必須先由内閣審核，必須在皇帝看後再用滿漢兩種文字謄寫。
密折則不必，它不拘形式，可以自由書寫，寫好後不經任何中間環節，直接送到皇帝手中。
皇帝即拆、即看、即批複，直截了當，不耽誤事。
雍正的密折政治，很值得專門探讨和研究。
自從秦始皇建立了中央集權專制體制，如何統治和管理我們這個幅員遼闊、人口衆多的大一統帝國，一直是一個不可回避的難題。
明清以前曆代王朝的做法，是通過意識形态和倫理道德治國。
這就是漢武帝要獨尊儒術而隋唐要建立科舉制度的原因。
按照這個政治設計，我們帝國主要是由一大批熟讀儒家經典、絕對忠于皇室的文官來管理的。
農業時代的帝國雖然龐大，事務卻并不繁雜，無非按期繳納賦稅和保證地方治安。
另外兩件并非常規性的工作，則是抵禦外敵和救濟災民。
如果風調雨順，五谷豐登，官清吏廉，民風淳樸，則地方官是非常輕松的。
所以那些承平時代的地方官員，常常有許多閑情，可以吟花弄月，甚至著書立說，可見工作不忙。
但是，這種“太平盛世”的理想，卻建立在并不牢靠的基礎上。
如果天旱水澇，顆粒無收，或官貪吏污，紳劣民刁，又如之何呢？那意識形态和倫理道德還管用麼？隻怕即便孔子在世，也無法敦風化俗。
事實上，靠道德或禮儀來治國，是完全靠不住的(這一點我們前面已多次講過)，這才有了明代的特務政治。
雍正總結曆朝曆代的經驗教訓，認為德治和禮治并不可靠(但也不能放棄)，特務政治弊端甚多。
唯一的辦法，是實行“人治”。
不過這種“人治”，有特定的涵義，那就是：除了皇帝，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充當這種統治的主體。
因此準确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