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則天:四 左右開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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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則天赢了,但赢得并不光彩。

    因為她在這一場較量中,使用了最可恥的手段——告密,建立了最卑劣的機制——告密制度。

     告密肯定是人類社會中最卑鄙下流的行為之一。

    無論武則天是出于何種動機獎勵告密,無論這些動機如何地被說成是迫不得已或冠冕堂皇,也無論武則天登基後做了多少好事,有過多少貢獻,為她獎勵告密而作的任何辯解都是最無恥的讕言。

    我們可以不苛求武則天這個人,但不能不譴責告密。

     告密和舉報是不同的。

    舉報出于公憤,告密出于私欲;舉報出于正義,告密出于邪惡。

    告密的動機無非兩種:或是陷害他人,以洩私憤;或是邀功請賞,讨好賣乖。

    反正不是為了損人,就是為了利己。

    而且,告密往往意味着出賣。

    因為隻有告發最隐秘之事才是告密,而若非關系極為親密者,這些事情又何以知曉?可見告密不僅是報告秘密,也是告發親密,或者說是出賣。

    曆史上那些告密者,不是賣主求榮,便是賣友求榮,不是出賣親人,就是出賣同志。

    所以,告密之風一開,社會風氣就會迅速污染,人類那些美好的情感,如親情、愛情、友情,便都蕩然無存了。

     武則天當然不會不懂這個道理。

    她的告密制度,便是以舉報之名出籠的。

    她最初的做法,是在廟堂的四周各放一個類似于信箱的東西——銅匦,分别收集勸農務本、朝政得失、申冤告狀和天象軍機四個方面的常人表奏,頗有些廣開言路、下情上達的意思。

    她自己也聲稱:“銅匦之設,在求民意暢達于朝廷,正義得張于天下。

    ”可惜,在專制政治體制下,這些說法即便不是掩人耳目,也會變成一紙空文。

    真正的民意并不可能反映上來,反映上來也不會被采納,邪惡反倒可能假正義之名橫行于天下。

    原因就在于體制是“君主”而不是“民主”。

    民作主,民意當然就是天意;君作主,則天意也無非君意。

    這樣,即便有種種廣開言路的措施,也完全不頂用的。

    因為說不說固然由民,聽不聽卻完全由君。

    君主既然是言論是非的最高仲裁者,則君主一人之好惡,也就成了檢驗真理的惟一标準。

    這樣一來,大家當然都揀君主愛聽的話說,投其所好,以謀私利,以防不虞。

    如此,則所謂“民意暢達,正義伸張”雲雲,也就成了自欺欺人的鬼話。

     君主們愛聽什麼話呢?無非吹牛拍馬和挑撥離間。

    因為專制君主都有兩個通病,一是自以為是,二是疑神疑鬼。

    所以,專制君主的身邊,總少不了兩種人,一是馬屁精,二是告密者。

    馬屁精保證他感覺良好,告密者保證他不遭暗算。

    即便所告之密,不過臣下們的相互攻擊,也很不錯。

    臣子們越是互不相讓,互不相親,皇上的君位就越安全。

    臣子們如果團結一緻,那他這個君可就真是孤家寡人了。

    所以,曆朝曆代的君王,幾乎沒有一個不愛聽人吹捧,也沒有一個不愛聽人告密的。

    不過,歌功頌德的話不妨公開來講,投入那銅匦之中的,便十有八九是告密。

     武則天不一定欣賞告密,卻需要告密。

    她必須查清哪些是暗藏的反對派,也希望朝廷的大臣們狗咬狗。

    對于這一類的權術,她是很在行的。

    因此她故意把舉報和告密混淆起來,而且故意對舉報不實者不予追究。

    這就不但是獎勵告密,而且是鼓勵誣告了。

    道理很簡單:告别人一下,運氣好一點,沒準能扳倒仇人,或撈他一把。

    運氣不好呢,也沒什麼損失,豈非不告白不告? 其實在這最黑暗的年代,幾乎沒有什麼人會“白告”。

    因為武則天不僅建立了告密制度,而且豢養了酷吏集團。

    這些人比武則天還要喜歡告密者。

    他們自己就是靠告密起家的,是“告密專業戶”,對告密自然有一種“職業興趣”,和其他告密者也原為一丘之貉,很歡迎他們加入自己的隊伍,結為狐朋狗黨,或雇為打手耳目。

    再說,如果沒人告密,他們就沒有事情做,豈不是要砸飯碗?這些王八蛋原本就恨不得沒事找事,無風也興三尺浪,現在既然有人告密,豈有不煉成大獄之理?結果,某人隻不過撇了一下嘴巴,到他們那裡就變成了诽謗朝廷;某人不過隻是發了幾句牢騷,到他們那裡就變成了妄圖謀反。

    犯人不肯招供麼?他們有的是辦法。

    一是集體誣告,即買通雇傭一批告密者,在不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