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則天：三 血染的皇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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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這個詞，在中國古代原來就是“改朝換代”即“變革天命”的意思，比如殷革夏命、周革殷命等。
所以《周易》說“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不過，商湯革命也好，周武革命也好，和武則天的革命都頗不相同。
前者發生在舊王朝行将就木之際，後者則發生在新王朝蓬勃興旺之時；前者是一個男性家族取代另一個男性家族，後者卻是一個女人要颠覆男人的天下；前者是通過武裝奪取政權，後者可隻能搞宮廷政變。
顯然，武則天的難度更大，是否“順乎天而應乎人”也大成問題。
然而武則天是一個天不怕地不怕、不信邪不服輸、連日月星辰都為之一空（曌就是日月空）的偉大女性。
如果上帝不準她革命，她就革上帝的命；如果老天不給她革命的氛圍，她就自己來創造；如果所有人都不贊成她革命，她就讓大家都不敢開口說話。
總之，她必須創造一種政治氣候，讓所有的人都知道對她的反抗已徒勞無益。
于是武則天開始理直氣壯地實行她的特務政治和恐怖統治。
這種政治和統治的核心部分，是告密制度、酷吏集團和冤假錯案。
制造冤假錯案，誣陷自己的政敵和不喜歡的人謀反，是一切專制獨裁者的慣用伎倆。
劉邦用過，曹操用過，武則天當然也可以用。
武則天的不同之處，是公開地、普遍地通過鼓勵告密和起用酷吏來大規模制造冤假錯案。
大約很少有人像武則天這樣把告密合法化并公開予以鼓勵了。
她規定，任何人都不得阻攔告密的人。
即便是樵夫和農民，也可以到京師面見皇帝，提出控告。
他們将由官府供給驿馬，沿途享受五品官的待遇，進京後住官家客棧，吃官家夥食，而且能得到武則天的親自接見和賞賜。
最重要的是：即便揭發不實，也不反坐，不會受到任何處分。
這種隻有進項沒有虧損的無本生意誰不想做。
哪怕是到京城公費旅遊一回，過把五品官的瘾，也值。
于是乎，四方密告蜂擁而至，朝中大臣人人自危。
武則天則每天都要堅持翻看那些告密信，津津有味，樂此不疲。
這些告密信為她提供了許多線索，使她對朝廷中社會上的動向了如指掌，洞若觀火。
這實在讓她喜出望外笑逐顔開。
她沒有忘記，因為情報不靈，徐敬業一夥搞了那麼多陰謀詭計，朝廷居然一無所知，直到他們集結起十萬大軍攻城略地時，才大驚失色，匆忙應對。
她也沒有忘記，正是因為有人告密，裴炎兵變的預謀才被扼殺在搖籃之中。
告密，對于獨裁者來說，真是個好東西。
因此，武則天決定重獎告密者，并從告密者當中選拔一批酷吏。
這些酷吏之所以要從告密者當中選拔，是因為不屑于告密的人也一定不肯搞逼供信。
不搞逼供信，又怎能把告密變成案件，置反對派于死地？在嘗到告密的甜頭以後，武則天已不滿足于僅僅通過這種手段獲取情報了。
她還要通過對所有密告的處理，制造一個又一個的冤案，以便把反對派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
事實上，隻有一個個“駭人聽聞”的案件被不斷揭露出來，才能證明建立告密制度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
這就非有酷吏不可了。
這些人都是些什麼出身，是否讀過書、有學問，或者是否懂法律、有能力，都無關緊要。
要緊的是會看武則天的臉色，以及有足夠的卑鄙和殘忍。
可見，告密制度、酷吏集團、冤假錯案，這三個東西是一環扣一環的。
有人出來告密，就有了情報和線索，也就有了整人的理由和借口；有人充當酷吏，告密者的舉報才可能被“坐實”，也才可能制造冤假錯案；有了冤假錯案，才能不斷宣稱“國家受到威脅”，從而使告密制度和酷吏集團顯得合理合法。
既然國家安全受到如此嚴重的威脅，就更需要鼓勵告密，重用酷吏了。
如此惡性循環，恐怖的氣氛也就自然形成。
其實，國家何曾受到威脅？隻不過武則天自己神經過敏，或者隻是她殺人立威的一種借口。
盡管武則天這一手段極其卑鄙無恥、肮髒下流，卻挺管用。
幾年下來，已沒有什麼人膽敢對她的所作所為說三道四，有的隻是一片歌功頌德和阿谀奉承之聲。
呈報所謂祥瑞的綠紙書和言說所謂天命的勸進表雪片般飛往宮中，飛到武則天的丹陛之下。
在裝模作樣進行了一番推讓辭謝以後，載初元年亦即天授元年（公元６９０年）九月九日，這個中國曆史上最大的女野心家，終于如願以償，戴上了那血染的皇冠。
這一年，她六十七歲。
“革命”這個詞，在中國古代原來就是“改朝換代”即“變革天命”的意思，比如殷革夏命、周革殷命等。
所以《周易》說“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不過，商湯革命也好，周武革命也好，和武則天的革命都頗不相同。
前者發生在舊王朝行将就木之際，後者則發生在新王朝蓬勃興旺之時；前者是一個男性家族取代另一個男性家族，後者卻是一個女人要颠覆男人的天下；前者是通過武裝奪取政權，後者可隻能搞宮廷政變。
顯然，武則天的難度更大，是否“順乎天而應乎人”也大成問題。
然而武則天是一個天不怕地不怕、不信邪不服輸、連日月星辰都為之一空（曌就是日月空）的偉大女性。
如果上帝不準她革命，她就革上帝的命；如果老天不給她革命的氛圍，她就自己來創造；如果所有人都不贊成她革命，她就讓大家都不敢開口說話。
總之，她必須創造一種政治氣候，讓所有的人都知道對她的反抗已徒勞無益。
于是武則天開始理直氣壯地實行她的特務政治和恐怖統治。
這種政治和統治的核心部分，是告密制度、酷吏集團和冤假錯案。
制造冤假錯案，誣陷自己的政敵和不喜歡的人謀反，是一切專制獨裁者的慣用伎倆。
劉邦用過，曹操用過，武則天當然也可以用。
武則天的不同之處，是公開地、普遍地通過鼓勵告密和起用酷吏來大規模制造冤假錯案。
大約很少有人像武則天這樣把告密合法化并公開予以鼓勵了。
她規定，任何人都不得阻攔告密的人。
即便是樵夫和農民，也可以到京師面見皇帝，提出控告。
他們将由官府供給驿馬，沿途享受五品官的待遇，進京後住官家客棧，吃官家夥食，而且能得到武則天的親自接見和賞賜。
最重要的是：即便揭發不實，也不反坐，不會受到任何處分。
這種隻有進項沒有虧損的無本生意誰不想做。
哪怕是到京城公費旅遊一回，過把五品官的瘾，也值。
于是乎，四方密告蜂擁而至，朝中大臣人人自危。
武則天則每天都要堅持翻看那些告密信，津津有味，樂此不疲。
這些告密信為她提供了許多線索，使她對朝廷中社會上的動向了如指掌，洞若觀火。
這實在讓她喜出望外笑逐顔開。
她沒有忘記，因為情報不靈，徐敬業一夥搞了那麼多陰謀詭計，朝廷居然一無所知，直到他們集結起十萬大軍攻城略地時，才大驚失色，匆忙應對。
她也沒有忘記，正是因為有人告密，裴炎兵變的預謀才被扼殺在搖籃之中。
告密，對于獨裁者來說，真是個好東西。
因此，武則天決定重獎告密者，并從告密者當中選拔一批酷吏。
這些酷吏之所以要從告密者當中選拔，是因為不屑于告密的人也一定不肯搞逼供信。
不搞逼供信，又怎能把告密變成案件，置反對派于死地？在嘗到告密的甜頭以後，武則天已不滿足于僅僅通過這種手段獲取情報了。
她還要通過對所有密告的處理，制造一個又一個的冤案，以便把反對派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
事實上，隻有一個個“駭人聽聞”的案件被不斷揭露出來，才能證明建立告密制度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
這就非有酷吏不可了。
這些人都是些什麼出身，是否讀過書、有學問，或者是否懂法律、有能力，都無關緊要。
要緊的是會看武則天的臉色，以及有足夠的卑鄙和殘忍。
可見，告密制度、酷吏集團、冤假錯案，這三個東西是一環扣一環的。
有人出來告密，就有了情報和線索，也就有了整人的理由和借口；有人充當酷吏，告密者的舉報才可能被“坐實”，也才可能制造冤假錯案；有了冤假錯案，才能不斷宣稱“國家受到威脅”，從而使告密制度和酷吏集團顯得合理合法。
既然國家安全受到如此嚴重的威脅，就更需要鼓勵告密，重用酷吏了。
如此惡性循環，恐怖的氣氛也就自然形成。
其實，國家何曾受到威脅？隻不過武則天自己神經過敏，或者隻是她殺人立威的一種借口。
盡管武則天這一手段極其卑鄙無恥、肮髒下流，卻挺管用。
幾年下來，已沒有什麼人膽敢對她的所作所為說三道四，有的隻是一片歌功頌德和阿谀奉承之聲。
呈報所謂祥瑞的綠紙書和言說所謂天命的勸進表雪片般飛往宮中，飛到武則天的丹陛之下。
在裝模作樣進行了一番推讓辭謝以後，載初元年亦即天授元年（公元６９０年）九月九日，這個中國曆史上最大的女野心家，終于如願以償，戴上了那血染的皇冠。
這一年，她六十七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