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三 寬容與報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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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數。

    他自己在社會上的名聲也不太好。

    後來陳琳代袁紹起草的讨曹檄文,就把他罵得狗血淋頭,說他從來就不講道德,隻不過鷹爪之才,甚至說“曆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于操為甚”,簡直就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壞蛋大流氓。

    此類文章,曆來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其中難免誣蔑不實之處,但有些事,恐怕也非空穴來風,曹操自己也有口難辯,說不清楚的。

    因此,他實在很需要有一個機會,來展示自己的博大胸懷和高尚情操;很需要有一個典型,來證明自己的容人之量和仁愛之心。

    張繡此時送上門來,真使他喜出望外。

    因此他不但盡釋前嫌,而且始終如一地對張繡信任有加,給予的封賞也總是超過其他将領。

    對于賈诩,曹操更是既感激又欣賞——感激他雪中送炭,曹操曾感激地對賈诩說:“使我信重于天下者,子也。

    ”欣賞他謀略過人,因此就連立儲大計,也要與賈诩密談。

    這就不再是為了示人以德,而是真誠地引為知己了。

    如果說,謀臣之智,首在“審于量主”(能夠審慎而準确的選擇自己的服務對象)這是曹操另一位謀士郭嘉的話。

    那麼,君主之明,則首在“知人善用”。

    應該說,曹操和賈诩都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

    他們的合作,是中國政治史上一個成功的範例。

     賈诩為曹氏集團服務了兩代人,在文帝曹丕朝官居太尉,七十七歲去世,谥曰肅侯,結局比某些曹操自己營壘裡的人還好。

     曹操能這樣做,是因為他知道人才的寶貴。

     曹操很早就意識到,正義的旗幟和精銳的隊伍是克敵制勝的兩大法寶。

    還是在起兵讨董卓的時候,袁紹曾問過曹操,如果讨伐董賊不能成功,你看哪方面能做我們的依靠和憑據(方面何所可據)?袁紹自己的回答是:南據黃河,北占燕代(泛指今河北北部和山西東北一帶),兼領戎狄(指烏桓),南向以争天下。

    曹操卻淡淡地說,照我看,任用普天下的智能之士,用正道和正義來統帥他們,就左右逢源無所不可!在這裡,曹操利用漢語詞彙的多義性,表達了他與袁紹不同的政治見解。

    袁紹問“方面何所可據”,這個“方面”,可以理解為地理位置,也可以理解為政治條件;據,則既可理解為據點,也可理解為憑據。

    如此,則曹操的話就可以理解為:隻要依靠正義和人才,什麼地方都是根據地。

    曹操的見識,已明顯地高出于袁紹之上。

    這也是曹操後來與袁紹逐鹿中原時的态度:你打軍事地理牌,我打政治人材牌,咱哥倆就玩他一把好了! 袁紹當然不是曹操的對手。

    他的優勢,是位高而勢衆。

    可他政治上短見,軍事上弱智,組織上低能,有了機遇也抓不住,有了人才也不會用。

    袁紹那邊是很有些人才的,有的水平還很不低,比如沮授、田豐。

    沮授勸袁紹“挾天子而令諸侯,蓄士馬以讨不庭”,同毛玠“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蓄軍資”的建議幾乎如出一轍。

    田豐則更是策無遺算,料事如神。

    可惜,這些人才全都沒被他真正尊重過。

    田豐被關了起來,沮授被晾了起來,許攸氣得投奔了曹操,剩下的那些貨色,不是缺德(如郭圖),就是少才(如審配),要不然就是一介武夫(如顔良、文醜)。

    最後,武将中最有謀略的張郃(音合),也因袁紹的拒谏和郭圖的誣陷而投奔了曹操,終使袁紹全線崩潰,全軍覆沒。

     曹操卻正好相反。

    他深知人才的重要,也清楚自己的分量。

    “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何況他背景、資曆、地位、實力都不如别人。

    因此他需要大批的人來幫助他、支持他,尤其是要争取高門世族的人來合作,以資号召。

    能幫忙最好,幫兇、幫腔,哪怕幫閑也行。

    有才的要,有名的要,徒有虛名的也要。

    總之是來者不拒,多多益善。

    端的稱得上是“求賢若渴,愛才如命”,就連敵營中的人,他都要設法弄過來為自己所用。

    他手下的五員大将,就有三員來自敵營:張遼原是呂布部将,張郃原是袁紹部将,徐晃原是楊奉部将,樂進和于禁則是他親自從底層提拔起來的。

    正所謂“拔于禁、樂進于行陣之間,取張遼、徐晃于亡虜之内,皆佐命立功,列為名将”。

    謀臣中也有不少來自敵方。

    許攸從袁紹營中來投奔他,他光着腳出來迎接。

    古禮,跣足是對于對方的極大尊重,不一定是“來不及穿鞋就匆忙出迎”。

     蒯越和劉琮一起投降,他說高興的不是得到了荊州,而是得到了蒯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