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指桑罵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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閑話，速度也快，句子也短，信息量也大。
他們說話就像辦企業做生意，希望低投入，高産出，少支付，多回報，因此即便罵人，也不願多說一句話，能短就短。
一個字最好，兩個字還行（如翰大、壽頭、洋盤、癟三、赤佬、推闆、搭漿），三個字就很夠意思了。
上海人罵人、損人、批評人、對他人行為表示不以為然的口頭禅，以三個字的居多，如阿木林（呆頭呆腦土裡土氣容易上當受騙的人）、阿土生（沒見過世面的土老冒）、十三點、豬頭三。
不要以為三個字就簡單，其實裡面的内容蠻“豐富”的。
比如豬頭三，是“豬頭三牲”的歇後語，意思是牲口。
又因為“牲”和“生”同音，便主要用來罵初到上海的陌生人。
上海是個大世界，外地人和鄉下人進了上海，總會有點暈頭轉向不得要領，因此但凡反應遲鈍者均可謂之“豬頭三”。
又比如十三點，一般認為和“二百五”是一個意思。
但二百五為什麼是十三點呢？有人說是因為“癡”字十三畫，所以也叫“福熙路”（也是十三畫）。
又因為有個“點”字，因此“十三點”也叫“蠟燭”，意思是“不點不亮”。
還有“鹹肉莊”，是罵人盡可夫者的。
鹹肉意謂非鮮貨，肉莊意謂可以賣，這可真是不折不扣的“指桑罵槐”了。
上海人的“三字經”當中常常包含着一個動賓結構，比如開大興、軋苗頭、放生意、拆爛污、講斤頭、掉槍花、搭架子、扳錯頭、塌便宜、尋開心、拆棚腳、扡頭皮、掰雀絲、鑿壁腳、軋台型、掼浪頭、吃螺蛳、擺噱頭等等。
軋苗頭就是察言觀色，見風使舵；放生意就是做好圈套，設計害人；拆爛污就是不負責任，把事辦糟；講斤頭就是讨價還價，談判條件；掉槍花就是耍花招（擺噱頭也是）；搭架子就是裝樣子；扳錯頭就是找岔子（掰雀絲也是）；塌便宜就是占便宜；尋開心就是戲弄他人；拆棚腳就是拆台；扡頭皮就是揭短；鑿壁腳就是說壞話；軋台型就是出風頭；吃螺蛳就是說話結巴。
如此多樣複雜的内容，都可以用三個字的動賓結構來表示，恐怕就得歸結為上海人喜歡這樣一種形式結構了。
事實上如果把這些俚語連起來念，是不難讀出一種上海式節奏來的。
精明的上海人對話語也精打細算。
一個字構不成動賓結構，兩個字能行，但不過瘾，也少了點味道，四五個字又多了點，還是三個字最合适，既省事，又有意思。
比如“講斤頭”就比“講價”有趣，“掉槍花”也比“搞鬼”好玩。
所以上海人（也包括吳語區許多地方人）喜歡這種三字動賓結構。
就連維持表面的排場，也叫“撐市面”；就連罵人，也叫“罵山門”。
五、雅與俗 北京人就沒有上海人那麼匆忙。
北京人，尤其是老北京人，一般的說是比較悠閑的。
北京不是工商業城市，沒什麼“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觀念，也犯不着節省什麼時間。
傳統北京的主流社會是由達官貴人、公子王孫、文人學士們構成的。
他們的生活節奏一言以蔽之日慢。
你想，官員要打官腔，文人要玩深沉，少爺要拔份兒，他們都要擺譜，也都要講禮數，怎麼能快？有點什麼事，就屁颠屁颠的，那是“下人”的作派。
上流社會是不興“猴急”的。
貴人多忘事，貴人話語遲。
上流社會講究的是處變不驚，見慣不怪，雍容華貴，閑适恬淡，溫文爾雅慢條斯理才顯得有派頭，有城府，有底氣，有修養，大将風度。
上以風化下。
上流社會帶了頭，弄得一城的人也都不緊不慢，邁着四方步，拎着鳥籠子。
就連做生意，也跟釣魚似的。
大家都不着急，大家都不上火，反正大家都有的是時間。
有時間，就能把文章做足。
北京人說話，最喜歡掰開了，揉碎了，從裡到外又從外到裡，不說到山窮水盡不罷休，非把死人給說活了不可。
北京人是很能誇大其詞的。
比如說東西少，就說“還不夠塞牙縫兒”；說個子矮，就說“還沒三塊豆腐高”。
你想一塊豆腐才多高？個子再矮，也有三百塊豆腐高吧？可北京人就敢這麼說。
分量上要說夠，數量上也要說足。
比如說一個人又精又鬼，就說他有“三十六根轉軸，七十二個心眼”，夠多的吧？因為要把文章做足，所以即便“指桑罵槐”，那“桑樹”也不能隻有一棵。
比如說一個人小氣，一般也就說他是“鐵公雞”，北京人卻能說出一連串的比喻來：“瓷公雞，鐵仙鶴，玻璃耗子琉璃貓。
”這麼些寶貝，當然都是“一毛不拔”。
又比如說凡事都得付出代價，就說“打耗子也得有塊肉皮，逮家雀也得撒把米”；說一個人長得醜，不招人喜歡，就說“豬不嚼，狗不啃，姥姥不疼舅舅不愛”。
姥姥舅舅是最疼愛外孫外甥的，豬狗則不怎麼挑揀。
一個人，如果當真弄得連豬也不嚼，狗也不啃，姥姥也不疼，舅舅也不愛，那可真是沒什麼指望了。
看來，北京人對待話語，就像廣東人對待中央政策，講究用好用活用夠用足。
持這種态度的還有成都人。
我在《讀城記》一書中說過，成都人和北京人，大概是中國最愛說話的兩個族群。
他們都是一天不說話就沒法過日子的“話簍子”。
北京人管說話叫“侃”，成都人管說話叫“擺”。
北京人“侃大山”，頗有些移山填海的氣派；成都人“擺龍門陣”，講究的是鬧熱，麻辣，繪聲繪色，有滋有味，沒完沒了，必須極盡鋪陳、排比、誇張、聯想之能事。
成都人說話，也是十分“到位”甚至不怕“過頭”的。
比方說，紅，要說“絆紅”；綠，要說“翠綠”；白，要說“雪白”；黑，要說“黯黑”；香，要說“噴香”；臭，要說“傍臭”。
總之，是要把文章做足，才覺得過瘾。
所以，成都人也有北京人那種舉一反三由此及彼的本事。
比方說，弄虛作假，在成都人那裡叫“水”；僞劣産品叫“水貨”，而一個人說話不算數，或做事不到位，便叫“水得很”。
由此及彼，則又有“水客”、“水功”、“水垮垮”、“水漩兒”等說法。
再比方說，一件事情沒有辦成，就叫“黃”或“黃了”，其他地方也這樣說。
但成都人則進而發展為“黃腔”、“黃棒”、“黃渾子”、“黃蘇蘇”，甚至還有“黃師傅”和“黃手黃腳”等等。
不過北京話和成都話相比，也仍有雅俗之别。
比如公共汽車上擠，成都人會嚷嚷：“擠啥子擠啥子，進火葬場還要排隊轉輪子的麼，瓜不兮兮的，出得倒門出不倒門？”北京人卻會說：“别擠了，再擠就成相片啦！”北京人比成都人幽默。
幽默是一種人生狀态和人生境界。
惟其如此，才能在大俗中見大雅。
北京人是從來就不怕“俗”的。
即便有“雅”的說法，他們也要換成“俗”的。
比如惹是生非，在北京就叫“招貓逗狗兒”；班門弄斧，則叫“聖人門前賣三字經”。
你不能不承認這些俚語比成語更有味道。
魯班門前弄斧頭固然有
他們說話就像辦企業做生意，希望低投入，高産出，少支付，多回報，因此即便罵人，也不願多說一句話，能短就短。
一個字最好，兩個字還行（如翰大、壽頭、洋盤、癟三、赤佬、推闆、搭漿），三個字就很夠意思了。
上海人罵人、損人、批評人、對他人行為表示不以為然的口頭禅，以三個字的居多，如阿木林（呆頭呆腦土裡土氣容易上當受騙的人）、阿土生（沒見過世面的土老冒）、十三點、豬頭三。
不要以為三個字就簡單，其實裡面的内容蠻“豐富”的。
比如豬頭三，是“豬頭三牲”的歇後語，意思是牲口。
又因為“牲”和“生”同音，便主要用來罵初到上海的陌生人。
上海是個大世界，外地人和鄉下人進了上海，總會有點暈頭轉向不得要領，因此但凡反應遲鈍者均可謂之“豬頭三”。
又比如十三點，一般認為和“二百五”是一個意思。
但二百五為什麼是十三點呢？有人說是因為“癡”字十三畫，所以也叫“福熙路”（也是十三畫）。
又因為有個“點”字，因此“十三點”也叫“蠟燭”，意思是“不點不亮”。
還有“鹹肉莊”，是罵人盡可夫者的。
鹹肉意謂非鮮貨，肉莊意謂可以賣，這可真是不折不扣的“指桑罵槐”了。
上海人的“三字經”當中常常包含着一個動賓結構，比如開大興、軋苗頭、放生意、拆爛污、講斤頭、掉槍花、搭架子、扳錯頭、塌便宜、尋開心、拆棚腳、扡頭皮、掰雀絲、鑿壁腳、軋台型、掼浪頭、吃螺蛳、擺噱頭等等。
軋苗頭就是察言觀色，見風使舵；放生意就是做好圈套，設計害人；拆爛污就是不負責任，把事辦糟；講斤頭就是讨價還價，談判條件；掉槍花就是耍花招（擺噱頭也是）；搭架子就是裝樣子；扳錯頭就是找岔子（掰雀絲也是）；塌便宜就是占便宜；尋開心就是戲弄他人；拆棚腳就是拆台；扡頭皮就是揭短；鑿壁腳就是說壞話；軋台型就是出風頭；吃螺蛳就是說話結巴。
如此多樣複雜的内容，都可以用三個字的動賓結構來表示，恐怕就得歸結為上海人喜歡這樣一種形式結構了。
事實上如果把這些俚語連起來念，是不難讀出一種上海式節奏來的。
精明的上海人對話語也精打細算。
一個字構不成動賓結構，兩個字能行，但不過瘾，也少了點味道，四五個字又多了點，還是三個字最合适，既省事，又有意思。
比如“講斤頭”就比“講價”有趣，“掉槍花”也比“搞鬼”好玩。
所以上海人（也包括吳語區許多地方人）喜歡這種三字動賓結構。
就連維持表面的排場，也叫“撐市面”；就連罵人，也叫“罵山門”。
五、雅與俗 北京人就沒有上海人那麼匆忙。
北京人，尤其是老北京人，一般的說是比較悠閑的。
北京不是工商業城市，沒什麼“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觀念，也犯不着節省什麼時間。
傳統北京的主流社會是由達官貴人、公子王孫、文人學士們構成的。
他們的生活節奏一言以蔽之日慢。
你想，官員要打官腔，文人要玩深沉，少爺要拔份兒，他們都要擺譜，也都要講禮數，怎麼能快？有點什麼事，就屁颠屁颠的，那是“下人”的作派。
上流社會是不興“猴急”的。
貴人多忘事，貴人話語遲。
上流社會講究的是處變不驚，見慣不怪，雍容華貴，閑适恬淡，溫文爾雅慢條斯理才顯得有派頭，有城府，有底氣，有修養，大将風度。
上以風化下。
上流社會帶了頭，弄得一城的人也都不緊不慢，邁着四方步，拎着鳥籠子。
就連做生意，也跟釣魚似的。
大家都不着急，大家都不上火，反正大家都有的是時間。
有時間，就能把文章做足。
北京人說話，最喜歡掰開了，揉碎了，從裡到外又從外到裡，不說到山窮水盡不罷休，非把死人給說活了不可。
北京人是很能誇大其詞的。
比如說東西少，就說“還不夠塞牙縫兒”；說個子矮，就說“還沒三塊豆腐高”。
你想一塊豆腐才多高？個子再矮，也有三百塊豆腐高吧？可北京人就敢這麼說。
分量上要說夠，數量上也要說足。
比如說一個人又精又鬼，就說他有“三十六根轉軸，七十二個心眼”，夠多的吧？因為要把文章做足，所以即便“指桑罵槐”，那“桑樹”也不能隻有一棵。
比如說一個人小氣，一般也就說他是“鐵公雞”，北京人卻能說出一連串的比喻來：“瓷公雞，鐵仙鶴，玻璃耗子琉璃貓。
”這麼些寶貝，當然都是“一毛不拔”。
又比如說凡事都得付出代價，就說“打耗子也得有塊肉皮，逮家雀也得撒把米”；說一個人長得醜，不招人喜歡，就說“豬不嚼，狗不啃，姥姥不疼舅舅不愛”。
姥姥舅舅是最疼愛外孫外甥的，豬狗則不怎麼挑揀。
一個人，如果當真弄得連豬也不嚼，狗也不啃，姥姥也不疼，舅舅也不愛，那可真是沒什麼指望了。
看來，北京人對待話語，就像廣東人對待中央政策，講究用好用活用夠用足。
持這種态度的還有成都人。
我在《讀城記》一書中說過，成都人和北京人，大概是中國最愛說話的兩個族群。
他們都是一天不說話就沒法過日子的“話簍子”。
北京人管說話叫“侃”，成都人管說話叫“擺”。
北京人“侃大山”，頗有些移山填海的氣派；成都人“擺龍門陣”，講究的是鬧熱，麻辣，繪聲繪色，有滋有味，沒完沒了，必須極盡鋪陳、排比、誇張、聯想之能事。
成都人說話，也是十分“到位”甚至不怕“過頭”的。
比方說，紅，要說“絆紅”；綠，要說“翠綠”；白，要說“雪白”；黑，要說“黯黑”；香，要說“噴香”；臭，要說“傍臭”。
總之，是要把文章做足，才覺得過瘾。
所以，成都人也有北京人那種舉一反三由此及彼的本事。
比方說，弄虛作假，在成都人那裡叫“水”；僞劣産品叫“水貨”，而一個人說話不算數，或做事不到位，便叫“水得很”。
由此及彼，則又有“水客”、“水功”、“水垮垮”、“水漩兒”等說法。
再比方說，一件事情沒有辦成，就叫“黃”或“黃了”，其他地方也這樣說。
但成都人則進而發展為“黃腔”、“黃棒”、“黃渾子”、“黃蘇蘇”，甚至還有“黃師傅”和“黃手黃腳”等等。
不過北京話和成都話相比，也仍有雅俗之别。
比如公共汽車上擠，成都人會嚷嚷：“擠啥子擠啥子，進火葬場還要排隊轉輪子的麼，瓜不兮兮的，出得倒門出不倒門？”北京人卻會說：“别擠了，再擠就成相片啦！”北京人比成都人幽默。
幽默是一種人生狀态和人生境界。
惟其如此，才能在大俗中見大雅。
北京人是從來就不怕“俗”的。
即便有“雅”的說法，他們也要換成“俗”的。
比如惹是生非，在北京就叫“招貓逗狗兒”；班門弄斧，則叫“聖人門前賣三字經”。
你不能不承認這些俚語比成語更有味道。
魯班門前弄斧頭固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