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指桑罵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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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爺”這個詞，原本是尊稱，可在新北京話當中，就未必了。
許多被稱作“爺”的，其實不是“爺”，也沒人當真把他們當“爺”。
冒兒爺（土裡土氣、傻頭傻腦、沒見過世面的人）就不是，闆兒爺（拉平闆三輪車的）也不是，侃爺和倒爺，包爺（包攬訟事的人）和攬爺（招攬顧客住店的人），當然也不是。
還有“捧爺”，是專門給人捧場的，能算“爺”嗎？諸“爺”之中，也就“款爺”還對付。
但他和這麼些“爺”們混雜在一起，就算是“爺”也不是“爺”了。
事實上款爺們雖然一個個财大氣粗牛逼烘烘，北京人還真不會打心眼裡把他們當回事。
不就是有倆錢嗎？拿去買兩根蠟燭三刀紙，愛上哪燒上哪燒去！ 拉平闆三輪車的是“爺”，開的士的則叫“哥”（的哥）。
同樣，成了“腕兒”的歌星影星各路明星也不能叫“爺”，隻能叫哥叫姐，昵稱“星哥兒”、“星姐兒”，好像自已家裡人似的。
其實“星兒”們即便是哥兒姐兒，那也是大哥大、大姐大，他們成不了咱的哥們姐們，就像冒兒爺永遠都不會被人當爺看一樣。
這就叫“星星不是那個星星，月亮也不是那個月亮”。
如果星星還是那個星星，月亮還是那個月亮，那還叫“搗糨糊”嗎？ 其實北京人自己就是“爺”。
正因為自己是“爺”，因此拿誰都敢“開涮"。
北京人損人的本事是沒得比的，講究的是罵人不吐核兒。
比如臉上皺紋多，就說人家“一臉的雙眼皮兒”。
雙眼皮是大家都喜歡的，一臉的雙眼皮就哭笑不得。
更損的是說人家“一臉的舊社會”。
所謂“一臉的舊社會”，就是一臉苦相，但再苦，也不能把人家打發到舊社會去呀！ 這也是北京人“搗糨糊”的招數之一—用政治話語開涮。
楊東平說得好：“政治是北京生活的鹽。
沒有政治，北京生活就會變得寡淡無味。
”（《城市季風》）同樣，沒有政治，北京話也會變得寡淡無味。
所以，你常常會在新北京人的嘴裡聽到諸如反動、叛變、苦孩子、根正苗紅、水深火熱、向毛主席保證、不能幹階級敵人想幹又幹不了的事情之類的政治術語甚至“**”語言，但如果你認為他們是在講政治，那就大錯特錯了，實際上，他們隻不過是在給自己說的話撒點味精加點鹽。
因此，當他們使用這些政治話語時，多半都是活用、曲用，甚至反用，比如“挖資本主義牆腳”。
這就不但是“搗糨糊”，而且也是“倒江湖”了。
事實上新北京話中也不乏江湖氣。
匪、狂匪、不吝、渾不吝，在北京是“拔份兒”的。
拔份兒有出風頭的意思，但和上海的“掼浪頭”不一樣。
“掼浪頭”往往是虛張聲勢，“拔份兒”卻常常要動真格的，至少要真能豁得出去，“是條漢子”。
上海是沒有什麼“漢子”的，趙無眠先生開玩笑說，魯迅在上海住了那麼多年，也才住出“四條漢子”來（《南人北人》）。
不是“漢子”，又要“掼浪頭”，便難免有些“開大興”的味道。
開大興，就是裝假、作僞、信口開河、胡說八道，說一些不能兌現的大話和空話。
大興，即大興街，在上海南市小西門外，原來是專門加工非真金首飾的地方。
首飾當然是真金的好，真金的貴，所以，大興貨便有便宜貨甚至假貨的意思。
開大興，也就是廣州人所謂“大隻講”（說大話）了。
其實北京人也說大話的。
“老子天下第一，誰敢叫闆起膩？打噎就是煩你，隻因身懷絕技”，是不是大話？沒法子，北京是中國最大氣的城市，北京人是中國最大氣的市民，他們不說大話，誰說？所以，北京人即便是在“搗糨糊”，我等也當以“倒江湖”視之。
四、活法與說法 的确，方言不僅涉及地域，更涉及文化。
什麼是文化？文化就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方式。
說得白一點，就是活法。
有不同的活法（生活方式），就有不同的說法（表達方式）。
就算是“指桑罵槐”，那“桑”也得因地制宜。
比如北方有“狗腿”，南方有“蟹腳”；北方有“立馬”；南方有“落篷”（收場）。
“落篷”這話，北方人是不懂的，因為騎馬的北方人不知那“篷”為何物。
上海人當然懂得“落篷”的意思。
他們祖上就有不少是坐烏篷船進上海的。
不過到了上海，就不坐船了，坐車。
上海有汽車、電車、黃包車，如果要省錢，也可以“開11路電車”。
所謂“11路電車”，其實就是人的兩條腿；開11路電車，就是步行。
這是典型的“上海俏皮話”—拿現代化生活方式來說事。
這話後來别的地方也跟着說，如果他們那裡也終于有了電車的話。
沒有電車，有公共汽車也行。
上海俏皮話或上海流行語總是打着這個工商業城市的烙印，“商”味十足，工業味十足，世俗味十足。
比如最近流行的套牢、解套、價位、到位，就原本是股市和商界的術語，現在也用于社會生活。
一個人如果被某事纏得死死的，就叫“套牢”；而在餐桌上問人家“到位了嗎”，則是問人家是否吃飽。
又比如“立升”，也是上海才有的說法。
立升，原本指電冰箱的容量。
容量大立升也大，當然售價也高；容量小立升也小，當然售價也低，于是上海人便用“立升”來指一個人的财勢。
有立升，就是有财勢；立升牢大，就是财大氣粗。
如此，則北京的“腕兒”或“款爺”，在上海人眼裡就不過是一台特大的冰箱。
其實冰箱的檔次和價格并不一定和容量成正比，但如果價格相近檔次相當而容量較大，就顯得實惠。
上海人是講實惠的。
就連說話，也講究簡明快捷，不喜歡拖泥帶水。
他們往往直筒筒地問人家“侬幾歲”，根本不管對方是大爺，還是小姐。
那語氣，就像是在商店裡問價。
商店裡的營業員也缺少“人情味”，他們常常會直筒筒地問人家“侬買哦”，而不會像北京人那樣問“您瞧着哪件兒可心”。
上海人的這種說話方式往往令北方人尤其是北方的老年人不快。
北京人問人年齡，是有很多講究的，問老年人，得問“高壽”；問中年人，得問“貴庚”；問青少年，得問“十幾”；隻有對小娃娃，才問“幾歲”。
饒這麼着，也得多說幾句：“小朋友，告訴爺爺，幾歲啦？”不興直筒筒問人家“侬幾歲”的。
在北京人看來，這就叫禮數；而在上海人看來，這是啰嗦。
上海人不喜歡啰嗦。
不是說上海人就不講閑話。
上海人也講閑話的，而且，上海人有時比北京人還啰嗦。
一個中文名叫馬天明的美國小夥子會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
北京人聽了隻有一句：“嘿，哥們，夠地道的啊！”上海人卻會發出一連串的感歎：“啊呀呀，馬天明！你的中國話講得這麼好呀！你是在哪兒學的？學了幾年啦？了不起呀！”但不難看出，上海人雖然話多，卻沒有廢話。
除表示驚歎外，還提出了問題，表示了好奇。
事實上上海人即便講
許多被稱作“爺”的，其實不是“爺”，也沒人當真把他們當“爺”。
冒兒爺（土裡土氣、傻頭傻腦、沒見過世面的人）就不是，闆兒爺（拉平闆三輪車的）也不是，侃爺和倒爺，包爺（包攬訟事的人）和攬爺（招攬顧客住店的人），當然也不是。
還有“捧爺”，是專門給人捧場的，能算“爺”嗎？諸“爺”之中，也就“款爺”還對付。
但他和這麼些“爺”們混雜在一起，就算是“爺”也不是“爺”了。
事實上款爺們雖然一個個财大氣粗牛逼烘烘，北京人還真不會打心眼裡把他們當回事。
不就是有倆錢嗎？拿去買兩根蠟燭三刀紙，愛上哪燒上哪燒去！ 拉平闆三輪車的是“爺”，開的士的則叫“哥”（的哥）。
同樣，成了“腕兒”的歌星影星各路明星也不能叫“爺”，隻能叫哥叫姐，昵稱“星哥兒”、“星姐兒”，好像自已家裡人似的。
其實“星兒”們即便是哥兒姐兒，那也是大哥大、大姐大，他們成不了咱的哥們姐們，就像冒兒爺永遠都不會被人當爺看一樣。
這就叫“星星不是那個星星，月亮也不是那個月亮”。
如果星星還是那個星星，月亮還是那個月亮，那還叫“搗糨糊”嗎？ 其實北京人自己就是“爺”。
正因為自己是“爺”，因此拿誰都敢“開涮"。
北京人損人的本事是沒得比的，講究的是罵人不吐核兒。
比如臉上皺紋多，就說人家“一臉的雙眼皮兒”。
雙眼皮是大家都喜歡的，一臉的雙眼皮就哭笑不得。
更損的是說人家“一臉的舊社會”。
所謂“一臉的舊社會”，就是一臉苦相，但再苦，也不能把人家打發到舊社會去呀！ 這也是北京人“搗糨糊”的招數之一—用政治話語開涮。
楊東平說得好：“政治是北京生活的鹽。
沒有政治，北京生活就會變得寡淡無味。
”（《城市季風》）同樣，沒有政治，北京話也會變得寡淡無味。
所以，你常常會在新北京人的嘴裡聽到諸如反動、叛變、苦孩子、根正苗紅、水深火熱、向毛主席保證、不能幹階級敵人想幹又幹不了的事情之類的政治術語甚至“**”語言，但如果你認為他們是在講政治，那就大錯特錯了，實際上，他們隻不過是在給自己說的話撒點味精加點鹽。
因此，當他們使用這些政治話語時，多半都是活用、曲用，甚至反用，比如“挖資本主義牆腳”。
這就不但是“搗糨糊”，而且也是“倒江湖”了。
事實上新北京話中也不乏江湖氣。
匪、狂匪、不吝、渾不吝，在北京是“拔份兒”的。
拔份兒有出風頭的意思，但和上海的“掼浪頭”不一樣。
“掼浪頭”往往是虛張聲勢，“拔份兒”卻常常要動真格的，至少要真能豁得出去，“是條漢子”。
上海是沒有什麼“漢子”的，趙無眠先生開玩笑說，魯迅在上海住了那麼多年，也才住出“四條漢子”來（《南人北人》）。
不是“漢子”，又要“掼浪頭”，便難免有些“開大興”的味道。
開大興，就是裝假、作僞、信口開河、胡說八道，說一些不能兌現的大話和空話。
大興，即大興街，在上海南市小西門外，原來是專門加工非真金首飾的地方。
首飾當然是真金的好，真金的貴，所以，大興貨便有便宜貨甚至假貨的意思。
開大興，也就是廣州人所謂“大隻講”（說大話）了。
其實北京人也說大話的。
“老子天下第一，誰敢叫闆起膩？打噎就是煩你，隻因身懷絕技”，是不是大話？沒法子，北京是中國最大氣的城市，北京人是中國最大氣的市民，他們不說大話，誰說？所以，北京人即便是在“搗糨糊”，我等也當以“倒江湖”視之。
四、活法與說法 的确，方言不僅涉及地域，更涉及文化。
什麼是文化？文化就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方式。
說得白一點，就是活法。
有不同的活法（生活方式），就有不同的說法（表達方式）。
就算是“指桑罵槐”，那“桑”也得因地制宜。
比如北方有“狗腿”，南方有“蟹腳”；北方有“立馬”；南方有“落篷”（收場）。
“落篷”這話，北方人是不懂的，因為騎馬的北方人不知那“篷”為何物。
上海人當然懂得“落篷”的意思。
他們祖上就有不少是坐烏篷船進上海的。
不過到了上海，就不坐船了，坐車。
上海有汽車、電車、黃包車，如果要省錢，也可以“開11路電車”。
所謂“11路電車”，其實就是人的兩條腿；開11路電車，就是步行。
這是典型的“上海俏皮話”—拿現代化生活方式來說事。
這話後來别的地方也跟着說，如果他們那裡也終于有了電車的話。
沒有電車，有公共汽車也行。
上海俏皮話或上海流行語總是打着這個工商業城市的烙印，“商”味十足，工業味十足，世俗味十足。
比如最近流行的套牢、解套、價位、到位，就原本是股市和商界的術語，現在也用于社會生活。
一個人如果被某事纏得死死的，就叫“套牢”；而在餐桌上問人家“到位了嗎”，則是問人家是否吃飽。
又比如“立升”，也是上海才有的說法。
立升，原本指電冰箱的容量。
容量大立升也大，當然售價也高；容量小立升也小，當然售價也低，于是上海人便用“立升”來指一個人的财勢。
有立升，就是有财勢；立升牢大，就是财大氣粗。
如此，則北京的“腕兒”或“款爺”，在上海人眼裡就不過是一台特大的冰箱。
其實冰箱的檔次和價格并不一定和容量成正比，但如果價格相近檔次相當而容量較大，就顯得實惠。
上海人是講實惠的。
就連說話，也講究簡明快捷，不喜歡拖泥帶水。
他們往往直筒筒地問人家“侬幾歲”，根本不管對方是大爺，還是小姐。
那語氣，就像是在商店裡問價。
商店裡的營業員也缺少“人情味”，他們常常會直筒筒地問人家“侬買哦”，而不會像北京人那樣問“您瞧着哪件兒可心”。
上海人的這種說話方式往往令北方人尤其是北方的老年人不快。
北京人問人年齡，是有很多講究的，問老年人，得問“高壽”；問中年人，得問“貴庚”；問青少年，得問“十幾”；隻有對小娃娃，才問“幾歲”。
饒這麼着，也得多說幾句：“小朋友，告訴爺爺，幾歲啦？”不興直筒筒問人家“侬幾歲”的。
在北京人看來，這就叫禮數；而在上海人看來，這是啰嗦。
上海人不喜歡啰嗦。
不是說上海人就不講閑話。
上海人也講閑話的，而且，上海人有時比北京人還啰嗦。
一個中文名叫馬天明的美國小夥子會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
北京人聽了隻有一句：“嘿，哥們，夠地道的啊！”上海人卻會發出一連串的感歎：“啊呀呀，馬天明！你的中國話講得這麼好呀！你是在哪兒學的？學了幾年啦？了不起呀！”但不難看出，上海人雖然話多，卻沒有廢話。
除表示驚歎外，還提出了問題，表示了好奇。
事實上上海人即便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