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東拉西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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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因此有錢的叫.’’款爺”,能說的叫“侃爺”,拉闆車的當然就是“闆兒爺”了。

    其實闆兒爺并不是什麼“爺”,正如“網蟲”并不是什麼“蟲”。

    網蟲就是迷戀因特網的人。

    北京人管着迷的人叫“蟲”(比如“書蟲”)。

    整天想着上網,一上去就不肯下來的當然是“網蟲”。

    于是,一個外來的“網絡”加一個本地的“蟲”,就構成了“網蟲”。

    這就像一個外來的“的士”加一個本地的“闆車”就構成了“闆的”一樣,都是北京人創造的當代方言。

     北京人創造了“面的”和“闆的”,武漢人和成都人則發明了“麻的”和“??的”。

    “麻的”其實就是三輪車。

    因為在武漢,駕三輪車的多為喝酒七斤八斤不醉的漢子,俗稱“酒麻木”,因此他們駕駛的三輪車如果出租,便叫“麻的”。

    “??的”則是自行車旁加一個車鬥,原本應該叫“偏鬥車”的,隻因為這種偏鬥車的發明,原本是為了讓那些心疼老婆的老公載了太太們去上班、購物、兜風,而成都人管怕老婆的人叫“??耳朵”,于是一緻公認應該将此車美其名曰“??耳朵車”。

    這種車,如果也拉客、出租,當然就是“??的”了。

     其實最愛搞“組裝”的還是粵語方言區中人(主要是廣州人和香港人)。

    粵人引進外來詞彙有兩個特點,一是喜歡音譯,二是喜歡組裝。

    比方說,内地人很少會把奶酪(cheese)叫“芝士”,把奶油(cream)叫“忌廉”,把烤面包(toast)叫“多士”,廣州人和香港人就會。

    他們也管足球、籃球、排球一類的球(ball)叫“波”。

    于是,打球便叫打波,看球便叫娣波,球王便叫波霸,而球衣則叫波恤。

    恤,是shirt的音譯,意思是襯衣和襯衣一類的東西,也叫恤衫。

    波恤既然是“打波”時穿的“恤衫”,也就是運動衣了。

     把運動衣叫做波恤,是粵語方言區獨有的叫法。

    後來流行到全國的是T恤。

    T恤就是短衫,老上海話稱作“貼血”,現在也都叫T恤了。

    實際上外語一旦用方言來翻譯,那譯名便會五花八門。

    比如toffee(奶油糖),廣州話叫“拖肥”,上海話卻叫“太妃”(太妃搪);butter,廣州話用意譯,稱為“牛油”,上海話卻用音譯,稱作“白脫”。

    看來,外語登陸的地方不一樣,譯成的中文也不同,因此,我們還要來讨論一下外語與方言。

     七、外語與方言 南方和北方,有着不同的外來詞。

    比如雪文、洞葛、五腳忌、加步棉這些詞,北方人聽了肯定是一頭的霧水。

    其實它們是印尼馬來亞語肥皂、手杖、街廊和木棉的音譯,是閩南華僑從東南亞帶回廈門的。

    同樣,列巴、蘇波之類,南方人聽了恐怕也不明就裡,除非他懂俄語。

    俄語在中國也曾很普及了一陣子,所以康拜因、布拉吉之類,大家或許還明白。

    但要知道列巴和蘇波是俄語面包和湯的音譯,大約就隻有東北人和新疆人了。

    東北人很早就和“老毛子”(俄國人)打交道,新疆與蘇俄的關系也很密切,因此列巴、蘇波之類的俄譯名詞,在東北和新疆還流行。

     不過更值得一說的還是上海和廣州。

     上海和廣州是中國近代以來對外開放的兩個最大窗口和門戶。

    這兩個城市,又分别是吳語和粵語的重鎮。

    結果一些外語在上海和廣州登陸後,就被翻譯成吳語和粵語了。

    比如沙發(sofa),用普通話翻譯應該是“梭發”,但上海人把“沙”讀作“梭”,也就成了“沙發”。

    還有“快巴”(Eider,一種紡織品),也隻有用粵語讀才對頭。

    北京人照搬了過去,又自作聰明地把“巴”寫成“扒”,結果就弄出“快扒女褲”之類的笑話來。

     粵語翻譯的外來詞走向全國的,除巴士、的士、恤衫、迷你裙外,還有菲林(膠片或膠卷)、鐳射(激光,内地曾譯為萊塞)、派對和的确良等等。

    的确良是Dacron的粵語音譯,廣州人寫成“的确靓”。

    靓是漂亮的意思,比如靓仔就是漂亮男孩。

    所以“的确靓”是典型的粵語譯法,追求音近意佳的。

    但六七十年代的确良從廣州進口時,粵語還不像現在這麼普及,北方人弄不清那“靓”是什麼東西(甚至也不會讀),就改成“的确涼”。

    後來發現這玩藝也未必涼快,又改成“的确良”。

     滬譯外語在五十年代前也曾風行一時,現在則多半不用了,比如生司(cents硬币)、派司(pass通行證)、切司(cheese乳酪)、沙司(sauce番茄汁)、配司(paste番茄醬)、水門汀(cement混凝土)。

    要用,範圍也不大。

    比如“羅宋湯”,西餐菜譜上還有。

    有些詞,新上海人甯願直接說英語,比如暫停說stop,而不再說“史到婆”。

    有些詞,則和全國統一,比如bar(酒吧)不再叫“排”,而叫“吧”。

     然而還是有些外來詞像鹽溶入水裡一樣,化得不見痕迹了,比如“癟三”和“阿飛”就是。

    癟三和阿飛,一般都認為是上海方言,薛理勇先生則指出它們是洋泾浜英語(見薛著《閑話上海》)。

    洋泾浜,在今上海延安東路一帶,當年是黃浦江的一條支流,也是租界的界河。

    既然是界河所在,便難免華洋混雜,交易頻繁的。

    那時與洋人打交道的,有所謂洋行幫、生意幫、白相幫和碼頭幫。

    但不管是哪一幫,英語都不怎麼地道(洋行幫水平最高,碼頭幫最差),都夾雜着上海話或上海腔,所以叫洋泾浜英語。

     洋泾浜是地地道道的上海特産,也是典型的外語加方言。

    那時上海的各行各業差不多都要和洋人交往,連人力車夫一類的“苦力”也不例外,也就顧不上語音标準不标準,語法規範不規範。

    為了普及英語,更有好事者編出洋泾浜歌:來是康姆去是谷,廿四洋钿吞的福。

    是叫也司勿叫諾,如此如此沙鹹魚沙。

    真嶄實貨佛立谷,洋行買辦江擺渡。

    翹梯翹梯請吃茶,雪堂雪堂請侬坐。

    打屁股叫班蒲曲,混賬王八蛋風爐。

    麥克麥克鈔票多,畢的生司當票多。

    紅頭阿三開潑度,自家兄弟勃拉茶。

    爺要發茶娘賣茶,丈人阿伯發音落。

    如果用上海話把這歌訣念一遍,保管洋泾浜味道十足。

     洋泾浜如此這般一普及,有些詞就變成了上海話,不再是英語了。

    比如英語管乞丐叫beg,管乞讨叫begfor,洋泾浜則稱作begsay,寫成漢字就是“癟三”。

    癟,指容貌枯黃幹癟;三,指衣食住三者全無。

    如果這人還買了件舊西裝人模狗樣地穿在身上裝闊氣,便會被罵作“洋裝癟三”。

    阿飛則從英語fly來。

    美國人把二十年代後出現的城市不良青年叫做蒼蠅(fly),而fly的本義和常用意義是“飛”。

    吳語喜用“阿”字,如阿哥阿姐、阿公阿婆、阿貓阿狗阿木林,就連那些印度錫克族警員都被稱作“紅頭阿三”(英國人招呼警員常以Isay開頭,這些人又都頭纏紅布),則fly當然也就是“阿飛”了。

    上海的阿飛和北京的痞子,以及中國傳統社會中的流氓地痞是不一樣的。

    他們的作派更“洋氣”,往往是些油頭粉面穿着時髦的“小白臉”。

    同樣,上海的癟三也比國内其他城市中的無業遊民更為幹癟枯瘦面目可憎。

    于是,阿飛和癟三,就成了上海方言。

     其實不但外語會變成方言,方言也會變成外語。

    比如英語中的tea,便是閩南話“茶”的音譯,法語和德語也是(俄語和日語中的茶則是北方方言的音譯)。

    此外,Bohea(武夷),Pekoe(白毫)、Oolong(烏龍);souchong(小種,即小毛尖)、Hyson(熙春),Congou(工夫茶),也都不是來自閩語,便是來自粵語,而且多半來自閩語(陳原《社會語言學》)。

    可見文化的交流總是雙向的,中國人固然要“西扯”,西方人也要“東拉”。

     拉拉扯扯之中,難免以訛傳訛。

    比如英語中圍棋叫go,就是日語“碁”的音譯。

    圍棋在日文中寫作“碁”,讀作ご。

    其實中國古代圍棋也叫“碁”,碁和棋是相通的。

    老外不但不知道日本人的這個“碁”就是中國人的“棋”,而且還以為圍棋是日本人的發明,稱作“日本的棋藝”。

    這可真是讓人哭笑不得。

    不過這已是題外話,不說也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