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東拉西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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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首先自己就得有大智慧,而且,要悟得無上正等正覺,就得“破執”。

    執,就是執著,也就是不開竅,認死理,非在一棵樹上吊死不可。

    執則迷,迷則不悟,叫做“執迷不悟”。

    執迷不悟也是禅宗用語,現在也變成了我們的口頭禅。

     禅宗大師們要破執、啟智、開悟,弘法時就不能教條主義地照本宣科,得說些讓人覺得耳目一新豁然開朗恍然大悟的話才行,比如什麼“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啦,什麼“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啦,都是。

    這些驚人妙語即便不能真正使人覺悟,至少也讓人覺得新鮮好玩,大家也都會跟着學。

    久而久之,也就成了人們的口頭禅。

     四、老母雞變鴨 外來語大量成為中國人的口頭禅,其盛況空前最早大約是在漢唐之際。

     漢唐時期幾乎有一千年之久,其間所謂“漢唐盛世”更是中國曆史上很值得誇耀的輝煌時代。

    漢武帝好大喜功。

    在他手上,帝國的疆域竟擴張到兩倍以上,廣達五百萬平方公裡。

    唐太宗雄才大略。

    他采納魏微“中國既安,四夷自服”的建議,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果然弄得九州臣服,八方來朝。

    什麼突厥啦,吐蕃啦,高麗啦,日本啦,波斯啦,乃至亞美尼亞、東羅馬帝國和阿拉伯半島的大食,都一撥一撥地把使者和留學生派到中國來,心悅誠服地學習中國文化。

    于是大唐帝國便成了世界文化的中心。

     中心總是會名垂史冊的。

    事實上現在我們使用的語言被稱作“漢語”,或者被叫作“唐話”,就因為這兩個朝代國力最雄厚,文化最繁榮,影響最深遠,和世界的交往也最多。

    結果大家記得住的,便不是漢,就是唐。

    比如日語中當用漢字的語音有吳音、漢音、唐音三個系統。

    京都的京讀作きょう,是吳音;京師的京讀作けい,是漢音;南京的京讀作きん,是唐音。

    日本人渡海而來,上岸的地方是江南,最先學去的當然是吳音。

    漢音和唐音就有點名不副實了。

    所謂漢音,其實是模仿唐代中原語音的,但那時唐的名氣還不如漢大,于是便被稱作漢音。

    後來,宋元明清又不如唐,結果模仿宋元明清語音的又被稱為唐音。

    盡管北宋當局一再要求各國改稱中國為宋,卻可惜收效甚微。

    這也怪不得人家,漢與唐,實在是“先前闊得多了”。

     語言學家薩不爾(Sapir)有句名言:語言很少是自給自足的。

    日本人要學中國話,中國人也要從外國人那裡借語言。

    事實上當兩種異質文化發生關系時,影響從來就很少是單方面的。

    就算是打架吧,也會你一拳,我一腳,你在我身上劃道口子,我在你身上留個傷疤。

    漢開拓,唐開放,與外部世界的交通聯系自然頻繁。

    張骞通西域,玄奘求佛經,飲食服飾、風俗習慣、語言文字之類的東西也會跟着“搭便車”。

    至少是,西域既通,現成的詞彙就不敷使用;佛經既得,外文的翻譯就成了問題,因此漢唐兩代,也就成了大量借詞彙入民族公用語庫,華夏民族語言大大豐富的時代。

     外來文化進入中國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是那些外國有中國沒有的東西,不知道該怎麼叫。

    最便當的辦法,自然是人家怎麼叫咱們也怎麼叫,這就是音譯。

    但那時還沒有漢語拼音,便隻好找些讀音相近的漢字來對付。

    這種辦法,近現代也要用的,比如咖啡(coffee)、可可(cocoa)、坦克(tank)、蘇打(soda)、沙龍(salon)、邏輯(logic)。

    苜蓿和葡萄也是。

    苜蓿和葡萄都來自大宛語,在伊朗語中分别是buksuk和budawa,讀起來差不多。

     我們老祖宗做事,是相當認真的。

    雖說不過是音譯,也不肯胡亂找些字來湊合,總希望不但聽起來像那麼回事,看起來也得有那麼一點意思才好。

    比如葡萄原本翻譯為蒲桃或蒲陶,後來幾經斟酌,還是寫成葡萄。

    因為葡萄既不是蒲(香蒲、昌蒲或蒲柳),也不是桃,更不是陶。

    寫成葡萄,不但不會鬧誤會,而且還真有一嘟噜一嘟噜的感覺。

     這也是中文翻譯的一貫精神;信、雅、達。

    所以,用“可口可樂”譯cocacola,用“偉哥”譯Viagra,便被稱為“神譯”。

    其實,雷達(radar)和模特(model)也是譯得很傳神的。

    雷達,像雷電一樣迅速傳達;模特,模樣既好,又很獨特。

     不過古人的困難比我們大,可用之字既少,新鮮事物又多,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供借鑒,隻好摸着石頭過河。

    比如苜蓿就曾翻譯為牧宿和目宿,琥珀則曾翻譯為虎魄。

    但苜蓿畢竟不是放牧時睡覺或看得見的宿營地,琥珀也不是老虎的魂魄。

    譯為牧宿、目宿、虎魄,怎麼看怎麼不對勁,于是幹脆一不做二不休,發明出新字來表示。

    除“琥”字古已有之外(唬是古代的一種禮器,即琥磺;或信物,即虎符),珀、苜、蓿,都是專門為此發明的。

    後來,但凡松柏樹脂的化石都叫珀,如臘珀、金珀、明珀、水珀、花珀,隻有紅的才叫琥珀。

     最妙的是“佛”。

    前面說過,中國原本是沒有佛的,所以佛教剛傳入中國時,Buddha一詞的譯法也五花八門。

    沒馱、勃馱、浮屠、浮圖、佛圖、佛陀,不一而足。

    最後選定了佛陀,簡稱為佛。

    因為沒馱、勃馱實在怪異,讓人看了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浮屠、浮圖也容易産生歧義。

    當然,也可以意譯為“覺者”,但總覺得不過瘾。

    既不崇高,又沒有神秘感,想來想去,還是佛陀好。

    佛的本義是仿佛,即所謂“見不審也”。

    像釋伽牟尼佛祖這樣的人,我們自然看不真切,惚兮恍兮,高深莫測。

    再說,佛這個字也妙不可言,既是人(有單人旁),又不是人(弗人),正好用來表示那悟得了無上正等正覺的非凡的人。

    何況鬼、神、仙、佛并列,也很整齊。

    所以,用佛來譯Buddha,也是“神譯”。

     比佛低一等的是菩薩,但這是中國人的說法。

    在原始佛教中,它本是釋迎牟尼修行尚未成佛時的稱号,全稱是菩提薩埵,即梵文Budhisattva的音譯。

    其中,菩提(Budhi)即斷絕煩惱成就涅桑的智慧和覺悟,薩埵(Sattva)即心系衆生,不但自己修成正果,還要救萬民于水火,所以,一個人,如果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就會被稱作“活菩薩”或“菩薩心腸”。

    菩薩低眉,金剛怒目,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佛家的世界很是豐富。

     閻羅也是音譯,而且和菩薩一樣,都是偷工減料,省掉了兩個字,全稱則是閻魔羅阇(Yamaraja)。

    菩提薩埵簡稱為菩薩,閻魔羅阇簡稱為閻羅,并不光是為了省事,也是為了更容易為中國人所接受。

    你看菩薩和菩提薩埵相比,閻羅和閻魔羅阇相比,是不是更有中國味兒?至于邬波馱耶(Upadhyaya)譯為和尚,比丘尼(Bhiksuni)稱作尼姑,就更是中國化。

    事實上菩薩、閻羅也好,和尚、尼姑也好,不但讀音全變,意思也不盡相同,早就變成中國的名詞,異國情調已經沒有多少了。

     這可真是眼睛一眨,老母雞變鴨。

     五、東邊日出西邊雨 日本人的本事也不小。

     日本人是很能學習和吸取外來文化的。

    當年,他們跑到中國來,學了不少東西去,連文字都是從中國進口。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人以西洋為師,一大堆先前聞所未聞的新名詞湧入日本,頗有些應接不暇。

    他們的辦法,是用從中國借來的漢字去對付,反正借一回是借,借兩回也是借,一客不煩二主,幹脆一借到底。

     具體說來,方式又有好幾種。

     最便當的方式當然是用現成的漢語詞彙來意譯,比如文化(culture)、文明(civilization)、革命(revolution)、經濟(economics)。

    這些詞,中國老早就有,但意思不同或不完全相同。

    比如文化的意思是文治教化。

    西漢劉向《說苑》的《指武》篇說:“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

    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

    ”那意思是說,咱們是“禮義之邦”,從來不興随便動武的。

    先用“文”(文明)去“化”(教化)你,要是“化”了幾回還是老樣子,不肯改過來,那就别怪我不客氣了。

    顯然,這裡說的“文化”,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