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朝秦暮楚
關燈
小
中
大
，五胡亂華，匈奴、鮮卑、揭、氏、羌，殺過來殺過去，中原地區就很不安定，一直處于動蕩之中。
東晉末年，戰亂更加劇烈，中原漢人就開始大規模地往南跑，有的便跑到了江西。
唐末和宋末，中原漢人又多次大批南遷。
這一次跑得就遠了。
跨黃河，過長江，越淮河，渡贛水，一直跑到廣東、福建，跑到後來成為客家方言區的地方。
這些南遷的漢人都要經過江西，江西就像是一個中轉鑽。
那時又沒有大京九，即便是逃難，也走不快。
也有走不動的，就幹脆留了下來。
但不管是過路的，還是留下的，也都要把當時中原的方言帶到這裡。
贛中、贛北人說話，原本就既不如吳人之“清”，又不如楚人之“楚”，有些不清不楚。
現在再讓北方官話接二連三這麼一攪和，就更加不三不四，結果，贛語就成了非吳非楚非中原的“怪話”。
事實上贛語的特征可能也是最不明顯突出的。
它南部接近客家方言，北部接近江淮方言，西部和湘語拉拉扯扯，東部又和閩語黏黏糊糊，疆域從來就沒弄清楚過。
贛語的語音也怪怪的，濁音都變成了清音，這和普通話是一樣的，但普通話中濁音變清音是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贛語卻一律送氣，又和客家話是一樣的。
長沙人藍男不分，泥犁卻分得很清楚，南昌人也一樣。
武漢人喜歡用“倒”這個虛詞，意思相當于“着”，南昌人也這麼說：“坐倒”（坐着）、“站倒”（站着）。
成都人也說“倒”，比如“牛都過得倒你過不倒”，這裡的“倒”就是“了”的意思。
成都人不說“坐倒”、“站倒”，而說“坐起”、“站起”。
同樣，武漢人也不說“拿一本書倒（給）我”，而說“拿一本書把（給）我”。
隻有在贛語中，“倒”才既有“着”的意思，又有“給”的意思。
贛語，明擺着是個混血兒。
它也是一個奇迹。
在吳語、楚語這些老方言節節敗退朝不保夕的情況下，它居然能作為一種新方言在夾縫中生長起來，還赢得了和吳、湘、閩、粵平起平坐的地位，真的讓人刮目了。
江西這地方，先前可沒有這樣得意過。
然而這樣一來，吳楚之間的聯系也就被切斷了。
吳楚之間的聯系原本就很松散，贛語一刀切将過來，便連藕斷絲連也很難做到。
中唐以後，大批移民從中原經贛北、贛中向贛南挺進，這個口子也就越撕越大，最後，不但吳語與湘語從此天各一方，而且閩語也被限制在東南一隅，除了往台灣島和海南島上跳，再沒别的出路。
四、不要問我從哪裡來 和贛語一起“分裂”吳楚的，還有客家話。
客家，是相對“土著”而言。
先入為主，後來為客，客家也就是移民，客家話也就是移民的語言。
不過不是所有的移民都叫客家，也不是所有的移民都說客家話。
所謂“客家”，特指在公元四世紀初（西晉末年）、九世紀末（唐朝末年）和十三世紀初（南宋末年）從黃河流域遷徙到南方，現居廣東、福建、廣西、江西、湖南、台灣等省區的移民。
他們祖上是北方人，到南方來是出于無奈。
然而“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
那些先來的便把他們叫做“客家”，甚至不承認他們是漢族，管他們叫“犭+客”。
客家人當然不能接受。
為了“反客為主”，也為了“自強不息”，便考證出自己是華夏正宗，其祖上居住的地方，大約北起并州上黨（山西），西屆司州弘農（陝西），東達揚州淮南（江蘇），中至豫州新蔡（河南），也就是黃河以南，淮河以北，汝水之東，颍水之西，地地道道的中原。
中原總是要打仗的，那裡從來就是問鼎逐鹿之地。
問鼎逐鹿當然是一種英雄業績，隻可惜這種英雄業績和老百姓沒多少關系。
反倒是，一将功成萬骨枯，勝利的成果隻屬于少數英雄，流離失所家破人亡的災難卻得由老百姓來承擔。
因此這塊土地上的人民便隻好一次又一次地倉皇出逃。
據曆史記載和學者考證，客家人的大規模遷徙一共有五次，前三次都是從北往南跑。
第一次跑到贛北、贛中，第二次跑到閩西、贛南，第三次跑到粵東、粵北。
越跑，離自己的家鄉越遠。
不過文化的認同卻是超時空的。
而且，越是遠在他鄉，就越是懷念故土。
客家人從北國中原來到南方蠻荒之地，雖然也得“入鄉随俗”，但決不肯輕易苟同。
相反，隻要有可能，他們就會頑固地保持自己獨特的風土人情和語言習慣。
這也不是沒有可能。
因為和現如今打工青年的隻身南下不同，那時的南遷是集團軍式的。
不但是拖家帶口傾巢而出，而且往往是整個家族成建制地集體遷移。
血緣紐帶并未割斷，宗教關系照舊保存，風俗習慣也依然故我。
原來是什麼關系，現在還是什麼關系；原來怎麼過日子，現在還怎麼過日子；原來怎麼說話，現在還怎麼說話，隻不過換了個地方而已。
然而換了地方和沒換地方總歸不一樣。
雖雲“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但杭州畢竟不是汴州。
逃到杭州的汴州人慢慢開始說吳語，同時原來的杭州人也慢慢開始說官話，因此現在的杭州話便有一種半吳語半官話的特征，和其他吳語區頗不一樣。
客家來到遠離故土的南方，語言一點都不變，似乎也不可能。
不過客家先民的移居地不是杭州，而是閩粵贛與世隔絕的閉塞山區。
窮鄉僻壤，山川阻隔，交通不便，信息不通，天高皇帝遠，這就使客家先民有可能維持自己的文化習俗和語言習慣，而“甯賣祖宗田，不改祖宗言”也恰恰正是客家人的口号。
但這樣一來，他們和故土的關系就有點尴尬了，——他這裡一廂情願地保持着舊時風貌，“傳世三十，曆年七百，而守其語言不少變”（廣東梅縣客家人黃遵憲語），中原那邊卻早已“換了人間”，說起話來滿不再是當年那個“中原音韻”，結果，客家便走到哪裡都是“客”。
在移居地，是客；回到中原，也是客。
中原老鄉的子孫後代見了他們，聽着他們那一口現代中原人也不懂的“中原話”，真的要“笑問客從何處來”了。
客家如此不肯“客随主便”，與土著便難免有些格格不入，土客矛盾也時時烽煙驟起不可開交。
這就迫使客家人更加抱團紮堆，高築牆，廣積糧，建立自己的根據地。
閩西土樓就是這樣一種特殊的客家社區建築。
土樓被“老外”譽為“天上掉下的飛碟，地上長出的蘑菇”，但在我看來，它怎麼看都怎麼像個大碉堡。
體大，樓高，牆厚，處處設防，易守難攻。
土樓之中，水井、糧倉、畜圈，一應俱全，甚至還有“土電話”，可以
東晉末年，戰亂更加劇烈，中原漢人就開始大規模地往南跑，有的便跑到了江西。
唐末和宋末，中原漢人又多次大批南遷。
這一次跑得就遠了。
跨黃河，過長江，越淮河，渡贛水，一直跑到廣東、福建，跑到後來成為客家方言區的地方。
這些南遷的漢人都要經過江西，江西就像是一個中轉鑽。
那時又沒有大京九，即便是逃難，也走不快。
也有走不動的，就幹脆留了下來。
但不管是過路的，還是留下的，也都要把當時中原的方言帶到這裡。
贛中、贛北人說話，原本就既不如吳人之“清”，又不如楚人之“楚”，有些不清不楚。
現在再讓北方官話接二連三這麼一攪和，就更加不三不四，結果，贛語就成了非吳非楚非中原的“怪話”。
事實上贛語的特征可能也是最不明顯突出的。
它南部接近客家方言，北部接近江淮方言，西部和湘語拉拉扯扯，東部又和閩語黏黏糊糊，疆域從來就沒弄清楚過。
贛語的語音也怪怪的，濁音都變成了清音，這和普通話是一樣的，但普通話中濁音變清音是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贛語卻一律送氣，又和客家話是一樣的。
長沙人藍男不分，泥犁卻分得很清楚，南昌人也一樣。
武漢人喜歡用“倒”這個虛詞，意思相當于“着”，南昌人也這麼說：“坐倒”（坐着）、“站倒”（站着）。
成都人也說“倒”，比如“牛都過得倒你過不倒”，這裡的“倒”就是“了”的意思。
成都人不說“坐倒”、“站倒”，而說“坐起”、“站起”。
同樣，武漢人也不說“拿一本書倒（給）我”，而說“拿一本書把（給）我”。
隻有在贛語中，“倒”才既有“着”的意思，又有“給”的意思。
贛語，明擺着是個混血兒。
它也是一個奇迹。
在吳語、楚語這些老方言節節敗退朝不保夕的情況下，它居然能作為一種新方言在夾縫中生長起來，還赢得了和吳、湘、閩、粵平起平坐的地位，真的讓人刮目了。
江西這地方，先前可沒有這樣得意過。
然而這樣一來，吳楚之間的聯系也就被切斷了。
吳楚之間的聯系原本就很松散，贛語一刀切将過來，便連藕斷絲連也很難做到。
中唐以後，大批移民從中原經贛北、贛中向贛南挺進，這個口子也就越撕越大，最後，不但吳語與湘語從此天各一方，而且閩語也被限制在東南一隅，除了往台灣島和海南島上跳，再沒别的出路。
四、不要問我從哪裡來 和贛語一起“分裂”吳楚的，還有客家話。
客家，是相對“土著”而言。
先入為主，後來為客，客家也就是移民，客家話也就是移民的語言。
不過不是所有的移民都叫客家，也不是所有的移民都說客家話。
所謂“客家”，特指在公元四世紀初（西晉末年）、九世紀末（唐朝末年）和十三世紀初（南宋末年）從黃河流域遷徙到南方，現居廣東、福建、廣西、江西、湖南、台灣等省區的移民。
他們祖上是北方人，到南方來是出于無奈。
然而“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
那些先來的便把他們叫做“客家”，甚至不承認他們是漢族，管他們叫“犭+客”。
客家人當然不能接受。
為了“反客為主”，也為了“自強不息”，便考證出自己是華夏正宗，其祖上居住的地方，大約北起并州上黨（山西），西屆司州弘農（陝西），東達揚州淮南（江蘇），中至豫州新蔡（河南），也就是黃河以南，淮河以北，汝水之東，颍水之西，地地道道的中原。
中原總是要打仗的，那裡從來就是問鼎逐鹿之地。
問鼎逐鹿當然是一種英雄業績，隻可惜這種英雄業績和老百姓沒多少關系。
反倒是，一将功成萬骨枯，勝利的成果隻屬于少數英雄，流離失所家破人亡的災難卻得由老百姓來承擔。
因此這塊土地上的人民便隻好一次又一次地倉皇出逃。
據曆史記載和學者考證，客家人的大規模遷徙一共有五次，前三次都是從北往南跑。
第一次跑到贛北、贛中，第二次跑到閩西、贛南，第三次跑到粵東、粵北。
越跑，離自己的家鄉越遠。
不過文化的認同卻是超時空的。
而且，越是遠在他鄉，就越是懷念故土。
客家人從北國中原來到南方蠻荒之地，雖然也得“入鄉随俗”，但決不肯輕易苟同。
相反，隻要有可能，他們就會頑固地保持自己獨特的風土人情和語言習慣。
這也不是沒有可能。
因為和現如今打工青年的隻身南下不同，那時的南遷是集團軍式的。
不但是拖家帶口傾巢而出，而且往往是整個家族成建制地集體遷移。
血緣紐帶并未割斷，宗教關系照舊保存，風俗習慣也依然故我。
原來是什麼關系，現在還是什麼關系；原來怎麼過日子，現在還怎麼過日子；原來怎麼說話，現在還怎麼說話，隻不過換了個地方而已。
然而換了地方和沒換地方總歸不一樣。
雖雲“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但杭州畢竟不是汴州。
逃到杭州的汴州人慢慢開始說吳語，同時原來的杭州人也慢慢開始說官話，因此現在的杭州話便有一種半吳語半官話的特征，和其他吳語區頗不一樣。
客家來到遠離故土的南方，語言一點都不變，似乎也不可能。
不過客家先民的移居地不是杭州，而是閩粵贛與世隔絕的閉塞山區。
窮鄉僻壤，山川阻隔，交通不便，信息不通，天高皇帝遠，這就使客家先民有可能維持自己的文化習俗和語言習慣，而“甯賣祖宗田，不改祖宗言”也恰恰正是客家人的口号。
但這樣一來，他們和故土的關系就有點尴尬了，——他這裡一廂情願地保持着舊時風貌，“傳世三十，曆年七百，而守其語言不少變”（廣東梅縣客家人黃遵憲語），中原那邊卻早已“換了人間”，說起話來滿不再是當年那個“中原音韻”，結果，客家便走到哪裡都是“客”。
在移居地，是客；回到中原，也是客。
中原老鄉的子孫後代見了他們，聽着他們那一口現代中原人也不懂的“中原話”，真的要“笑問客從何處來”了。
客家如此不肯“客随主便”，與土著便難免有些格格不入，土客矛盾也時時烽煙驟起不可開交。
這就迫使客家人更加抱團紮堆，高築牆，廣積糧，建立自己的根據地。
閩西土樓就是這樣一種特殊的客家社區建築。
土樓被“老外”譽為“天上掉下的飛碟，地上長出的蘑菇”，但在我看來，它怎麼看都怎麼像個大碉堡。
體大，樓高，牆厚，處處設防，易守難攻。
土樓之中，水井、糧倉、畜圈，一應俱全，甚至還有“土電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