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南腔北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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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就斷了香火，還得靠錫伯人幫忙續上。
可見語言問題也不單純，它和政治，和經濟，和文化，都有扯不清的瓜葛。
當年，中華民國國會投票定國語，一些粵籍議員要選廣東話。
粵籍議員人數多，當真搞“民主”，沒準會通過，幸虧被“國父”中山先生苦口婆心勸住了，仍定為北京話。
要不然，當官的都得學粵語，小學校也用粵語教學，課本上盡是些諸如“咁”、“叻”、“呒”、“乜”之類沒幾個人認識的字，國家還不定亂成什麼樣子。
現在怎麼樣呢？沒誰動員，大家都屁颠屁颠地學起來，哇噻啦，威水啦，搞掂啦，埋單啦，誰不說誰老土。
照這樣下去，再過些年，定粵語為國語，說不定“哇”的一聲就通過了。
這很讓一些人憤憤不平。
從古到今，兩千多年了，從來隻有普及官話的，哪有普及“商話”的？學什麼粵語嘛！跟傍大款似的。
其實，語言的變遷從來就是“趨炎附勢”的，哪個地方财大氣粗，大家就跟着學哪個地方的話。
粵語成為時尚，隻不過是近幾年的事，因為改革開放以來，廣東先富了起來，代表着富裕的新生活方式，也都先從廣東登陸，然後再大舉“北伐”。
再說香港也說粵語，内地人沒去過香港，以為那裡遍地是黃金，人人是闊佬，會說粵語，便可以冒充“富族”，至少也表示見過世面，不“土”。
不過，先前那些崇洋媚外的“假洋鬼子”和“業餘華僑”，卻是以說上海話為榮、為時尚的。
别看現在香港、廣州牛逼烘烘，一百年前，香港可不叫“小廣州”，而叫“小上海”。
因為上海才是真正的國際化大都會，遠東亞洲新興城市的“一隻鼎”，新生活和現代化的代名詞。
那時，做一個上海人是很體面的，會說上海話則幾乎是“高等華人”的标志。
即便在香港，也如此。
粵語？土不拉叽的，算老幾！ 可惜，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現如今，上海話吃不開了，吃得開的是廣州話或香港話。
這可真是誰有錢誰是大爺。
其實，犯不着罵誰是“勢利眼”、“跟屁蟲”，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語言也一樣。
就說上海話，也并非一開始便是“高等華語”，起先也被人看不起過。
上海，原本是華亭的一個鎮，所以上海話的方言語音，一度“視華亭為重”。
華亭府後來改為松江府，而松江府又是從嘉興府獨立出來的，因此明代的《松江府志》和《華亭縣志》述及方言時，都說“府城視上海為輕，視嘉興為重”。
可見，這個時候，上海話的地位還是很低的，誰說上海話誰老土，說嘉興話才牛逼。
然而到了清代，嘉興話又不時髦了，時髦的是蘇州話。
因為蘇州經濟發達，富甲一方呀！于是，“府城視上海為輕，視蘇州為重”，沒嘉興什麼事。
民國以後，上海經濟比蘇州更發達，上海人比蘇州人更有錢，又沒蘇州什麼事了，倒是甯波話摻和了進來。
現在被外地人看作上海話标志的“阿拉”，就是地地道道的甯波話，而上海人原本是自稱“伲”或“我伲”的，但甯波人在上海當老闆的多，老闆愛說的話，大家也都樂意仿效。
比如現在的老闆愛說“埋單”，大家也就不說“結賬”。
當年的老闆既然愛說“阿拉”，大家也就不再“我伲”了，再說“我伲”，就老土了。
再後來，上海大大地發了起來，比甯波還老闆，大夥兒便集體地侵犯甯波人的著作權，隻知道“阿拉上海人”，不知道“阿拉甯波人”。
這就叫“誰财大，誰氣粗”。
比方說，蘇北人（也叫江北人）在上海也很不少，誰又以江北話為時尚呢？沒有。
因為蘇北人當年在上海，多半是“苦力的幹活”，也就沒人願意認這門窮親戚。
其實，上海的蘇北人那麼多，上海話怎麼能不受蘇北話的影響？隻不過除方言學家外，沒多少人注意和承認罷了。
就連嘉興話、蘇州話和甯波話，後來也不再是時尚。
後來成為時尚的，是由嘉興話、松江話、蘇州話、甯波話、江北話甚至廣東話，以及其他雜七雜八混合而成的“上海話”，和明清時代被人看不起的上海話（松江府華亭縣上海鎮的土話）也不一碼事。
方言就是這樣“趨炎附勢”又“随波逐流”。
它總是不停地“稍息”、“立正”、“向右看齊”。
向誰靠攏和看齊呢？向中心城市，向有權有勢的地方。
或者說，向在文化上最有号召力和影響力的地方。
也許，這正是北方方言有那麼大地盤和勢力的原因之一。
因為在政治上，北方幾乎一直是“大爺”。
五、多樣與統一 在粵語文化大舉“北伐”之前，北方人是看不起粵語的。
北方人管粵語叫“鳥語”，說是聽起來像鳥叫。
廣東人比北方人少，就沒敢說北方人說話像驢叫。
想想廣東人也真是可笑，他們把五嶺以北的人統統叫做“北佬”，包括湖南人。
其實湖南人哪裡會是“北佬”？明明是“南蠻”嘛！他們當中固然有說西南官話的，算是說北方話，但“正宗”的湖南人說湘語，湘語可是南方方言的一種，何況不論說西南官話的，還是說湘語和贛語的，都吃米，很少吃面。
湖南人實在不能算是北方人。
湖南也是很牛逼的，就像廣東現在很牛逼一樣。
近百年來，湖南這地面上領袖人物出了不少，毛澤東、劉少奇、胡耀邦、朱銘基。
再往前，曾國藩也算得上是舉足輕重，但湖南話成不了國語。
我就是湖南人，要我選國語，也不投湖南話的票。
湖南話怎麼就不能當國語呢？除不好懂外，也不好聽，遠不像北京話那樣神完氣足字正腔圓。
即便湖南的官話長沙話，比起北京話來，也土得掉渣。
不是長沙話本身有什麼毛病，而是因為長沙從來就沒有當過全國的政治中心，而一個不是全國政治中心的地方，它的方言是不可能成為國語基礎的。
南腔北調的成因也大約就在這裡了。
中國的政治中心長期在北方。
西安、洛陽、開封、北京，統一王朝京城的遷徙，大約是東進北上，轉來轉去，總在北緯34度以上，也就是黃河流域和黃河以北。
如果跑到長江以南，那就糟糕，隻能叫“偏安”了。
所有的臣民，都會盼望那“王師北定中原日”。
至于那些建都江南的，則多半是短命王朝，而且隻有半壁江山，甚至半邊都沒有。
比如東吳、東晉，南朝的宋、齊、梁、陳，還有南宋，再小一些的不說也罷。
定都北方，則往往都能長治久安。
比如漢，比如唐，比如宋、元、明、清。
明政權本來也是在南京的，後來被朱棣搬到北京去了，這一搬，很持久地就混了二百多年。
要是仍在南京坐天下，那命運就很難講。
北方總是趨向于統一。
統一中國的，也總是北方人，或者從北方開始，南方則總是各自為政，自行其是，包括說話。
北方也容易統一，沃野千裡，一馬平川，站在高處喊一嗓子，大夥兒就全聽見了。
便是逐鹿中原，也痛快。
不像南方，坑坑窪窪，曲裡拐彎，到處是崇山峻嶺，到處是江河湖泊，重重疊疊，雲遮霧障，想抓個俘虜都不容易，人一閃就沒了影兒，你上哪兒找去？所以，仗一打到南方，往往就沒了快刀斬亂麻的痛快勁兒，拉拉扯扯，糾糾纏纏，沒完沒了。
等到好不容易打下來，也就不再有進行文化統一的雄心壯志。
隻要南方人挂了降旗服了軟，哪怕口服心不服，也就拉倒。
過去怎麼過日子，今後也還怎麼過日子；過去怎麼說話，今後也還怎麼說話。
哪怕是說“鳥語”，也不管不問了。
不這麼着也不行，管不了嘛！要管，也隻管得了官，管不了民，而且，也隻能要求官們在官場上說官話，管不了他們在家裡面說土話。
于是統一的北方就有了統一的語音，松散的南方則繼續七嘴八舌。
前面說過，北方方言内部的分歧是很小的，語音系統也比較簡易。
北方方言四大塊，華北、西北、西南、江淮，這是現代的分類。
隋唐宋金時，北方方言卻是汴洛（中原）、燕趙（河朔）、秦隴（關中）、梁益（巴蜀）四類，可見北方原先也不怎麼統一，但後來汴洛和燕趙先統一了起來，成為北方方言的代表—華北方言，而且又占領了東三省。
秦隴變成了西北，梁益變成了西南，江淮算是後發展的，它們與“正宗”官話（華北方言）的分歧，頂多也就是這三個次方言區中人，可能會男、藍不分，跟、庚不分，信、性不分，或資、知不分，雌、吃不分，四、是不分。
比方說，把“男褲子”說成“藍褲子”，把“是十九路”說成“四十九路”。
其他，也就是調門的事了。
南方方言就複雜得多，和北方方言相比也隔膜得多。
比如一個南方學校的校長宣布：“教職工開會，家屬也參加。
”在北方人聽來，便可能是“叫雞公開會，家畜也參加”。
光是聽不懂倒也罷了，有些南方話，就連寫出來也是看不懂的。
比如“伲撥俚吓仔一跳”，“佢分一本書??”，“我畀狗咬咗”，“汝店遮看會着”，你懂嗎？其實它們分别是蘇州話“我被他吓了一跳
可見語言問題也不單純，它和政治，和經濟，和文化，都有扯不清的瓜葛。
當年，中華民國國會投票定國語，一些粵籍議員要選廣東話。
粵籍議員人數多，當真搞“民主”，沒準會通過，幸虧被“國父”中山先生苦口婆心勸住了，仍定為北京話。
要不然，當官的都得學粵語，小學校也用粵語教學，課本上盡是些諸如“咁”、“叻”、“呒”、“乜”之類沒幾個人認識的字，國家還不定亂成什麼樣子。
現在怎麼樣呢？沒誰動員，大家都屁颠屁颠地學起來，哇噻啦，威水啦，搞掂啦，埋單啦，誰不說誰老土。
照這樣下去，再過些年，定粵語為國語，說不定“哇”的一聲就通過了。
這很讓一些人憤憤不平。
從古到今，兩千多年了，從來隻有普及官話的，哪有普及“商話”的？學什麼粵語嘛！跟傍大款似的。
其實，語言的變遷從來就是“趨炎附勢”的，哪個地方财大氣粗，大家就跟着學哪個地方的話。
粵語成為時尚，隻不過是近幾年的事，因為改革開放以來，廣東先富了起來，代表着富裕的新生活方式，也都先從廣東登陸，然後再大舉“北伐”。
再說香港也說粵語，内地人沒去過香港，以為那裡遍地是黃金，人人是闊佬，會說粵語，便可以冒充“富族”，至少也表示見過世面，不“土”。
不過，先前那些崇洋媚外的“假洋鬼子”和“業餘華僑”，卻是以說上海話為榮、為時尚的。
别看現在香港、廣州牛逼烘烘，一百年前，香港可不叫“小廣州”，而叫“小上海”。
因為上海才是真正的國際化大都會，遠東亞洲新興城市的“一隻鼎”，新生活和現代化的代名詞。
那時，做一個上海人是很體面的，會說上海話則幾乎是“高等華人”的标志。
即便在香港，也如此。
粵語？土不拉叽的，算老幾！ 可惜，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現如今，上海話吃不開了，吃得開的是廣州話或香港話。
這可真是誰有錢誰是大爺。
其實，犯不着罵誰是“勢利眼”、“跟屁蟲”，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語言也一樣。
就說上海話，也并非一開始便是“高等華語”，起先也被人看不起過。
上海，原本是華亭的一個鎮，所以上海話的方言語音，一度“視華亭為重”。
華亭府後來改為松江府，而松江府又是從嘉興府獨立出來的，因此明代的《松江府志》和《華亭縣志》述及方言時，都說“府城視上海為輕，視嘉興為重”。
可見，這個時候，上海話的地位還是很低的，誰說上海話誰老土，說嘉興話才牛逼。
然而到了清代，嘉興話又不時髦了，時髦的是蘇州話。
因為蘇州經濟發達，富甲一方呀！于是，“府城視上海為輕，視蘇州為重”，沒嘉興什麼事。
民國以後，上海經濟比蘇州更發達，上海人比蘇州人更有錢，又沒蘇州什麼事了，倒是甯波話摻和了進來。
現在被外地人看作上海話标志的“阿拉”，就是地地道道的甯波話，而上海人原本是自稱“伲”或“我伲”的，但甯波人在上海當老闆的多，老闆愛說的話，大家也都樂意仿效。
比如現在的老闆愛說“埋單”，大家也就不說“結賬”。
當年的老闆既然愛說“阿拉”，大家也就不再“我伲”了，再說“我伲”，就老土了。
再後來，上海大大地發了起來，比甯波還老闆，大夥兒便集體地侵犯甯波人的著作權，隻知道“阿拉上海人”，不知道“阿拉甯波人”。
這就叫“誰财大，誰氣粗”。
比方說，蘇北人（也叫江北人）在上海也很不少，誰又以江北話為時尚呢？沒有。
因為蘇北人當年在上海，多半是“苦力的幹活”，也就沒人願意認這門窮親戚。
其實，上海的蘇北人那麼多，上海話怎麼能不受蘇北話的影響？隻不過除方言學家外，沒多少人注意和承認罷了。
就連嘉興話、蘇州話和甯波話，後來也不再是時尚。
後來成為時尚的，是由嘉興話、松江話、蘇州話、甯波話、江北話甚至廣東話，以及其他雜七雜八混合而成的“上海話”，和明清時代被人看不起的上海話（松江府華亭縣上海鎮的土話）也不一碼事。
方言就是這樣“趨炎附勢”又“随波逐流”。
它總是不停地“稍息”、“立正”、“向右看齊”。
向誰靠攏和看齊呢？向中心城市，向有權有勢的地方。
或者說，向在文化上最有号召力和影響力的地方。
也許，這正是北方方言有那麼大地盤和勢力的原因之一。
因為在政治上，北方幾乎一直是“大爺”。
五、多樣與統一 在粵語文化大舉“北伐”之前，北方人是看不起粵語的。
北方人管粵語叫“鳥語”，說是聽起來像鳥叫。
廣東人比北方人少，就沒敢說北方人說話像驢叫。
想想廣東人也真是可笑，他們把五嶺以北的人統統叫做“北佬”，包括湖南人。
其實湖南人哪裡會是“北佬”？明明是“南蠻”嘛！他們當中固然有說西南官話的，算是說北方話，但“正宗”的湖南人說湘語，湘語可是南方方言的一種，何況不論說西南官話的，還是說湘語和贛語的，都吃米，很少吃面。
湖南人實在不能算是北方人。
湖南也是很牛逼的，就像廣東現在很牛逼一樣。
近百年來，湖南這地面上領袖人物出了不少，毛澤東、劉少奇、胡耀邦、朱銘基。
再往前，曾國藩也算得上是舉足輕重，但湖南話成不了國語。
我就是湖南人，要我選國語，也不投湖南話的票。
湖南話怎麼就不能當國語呢？除不好懂外，也不好聽，遠不像北京話那樣神完氣足字正腔圓。
即便湖南的官話長沙話，比起北京話來，也土得掉渣。
不是長沙話本身有什麼毛病，而是因為長沙從來就沒有當過全國的政治中心，而一個不是全國政治中心的地方，它的方言是不可能成為國語基礎的。
南腔北調的成因也大約就在這裡了。
中國的政治中心長期在北方。
西安、洛陽、開封、北京，統一王朝京城的遷徙，大約是東進北上，轉來轉去，總在北緯34度以上，也就是黃河流域和黃河以北。
如果跑到長江以南，那就糟糕，隻能叫“偏安”了。
所有的臣民，都會盼望那“王師北定中原日”。
至于那些建都江南的，則多半是短命王朝，而且隻有半壁江山，甚至半邊都沒有。
比如東吳、東晉，南朝的宋、齊、梁、陳，還有南宋，再小一些的不說也罷。
定都北方，則往往都能長治久安。
比如漢，比如唐，比如宋、元、明、清。
明政權本來也是在南京的，後來被朱棣搬到北京去了，這一搬，很持久地就混了二百多年。
要是仍在南京坐天下，那命運就很難講。
北方總是趨向于統一。
統一中國的，也總是北方人，或者從北方開始，南方則總是各自為政，自行其是，包括說話。
北方也容易統一，沃野千裡，一馬平川，站在高處喊一嗓子，大夥兒就全聽見了。
便是逐鹿中原，也痛快。
不像南方，坑坑窪窪，曲裡拐彎，到處是崇山峻嶺，到處是江河湖泊，重重疊疊，雲遮霧障，想抓個俘虜都不容易，人一閃就沒了影兒，你上哪兒找去？所以，仗一打到南方，往往就沒了快刀斬亂麻的痛快勁兒，拉拉扯扯，糾糾纏纏，沒完沒了。
等到好不容易打下來，也就不再有進行文化統一的雄心壯志。
隻要南方人挂了降旗服了軟，哪怕口服心不服，也就拉倒。
過去怎麼過日子，今後也還怎麼過日子；過去怎麼說話，今後也還怎麼說話。
哪怕是說“鳥語”，也不管不問了。
不這麼着也不行，管不了嘛！要管，也隻管得了官，管不了民，而且，也隻能要求官們在官場上說官話，管不了他們在家裡面說土話。
于是統一的北方就有了統一的語音，松散的南方則繼續七嘴八舌。
前面說過，北方方言内部的分歧是很小的，語音系統也比較簡易。
北方方言四大塊，華北、西北、西南、江淮，這是現代的分類。
隋唐宋金時，北方方言卻是汴洛（中原）、燕趙（河朔）、秦隴（關中）、梁益（巴蜀）四類，可見北方原先也不怎麼統一，但後來汴洛和燕趙先統一了起來，成為北方方言的代表—華北方言，而且又占領了東三省。
秦隴變成了西北，梁益變成了西南，江淮算是後發展的，它們與“正宗”官話（華北方言）的分歧，頂多也就是這三個次方言區中人，可能會男、藍不分，跟、庚不分，信、性不分，或資、知不分，雌、吃不分，四、是不分。
比方說，把“男褲子”說成“藍褲子”，把“是十九路”說成“四十九路”。
其他，也就是調門的事了。
南方方言就複雜得多，和北方方言相比也隔膜得多。
比如一個南方學校的校長宣布：“教職工開會，家屬也參加。
”在北方人聽來，便可能是“叫雞公開會，家畜也參加”。
光是聽不懂倒也罷了，有些南方話，就連寫出來也是看不懂的。
比如“伲撥俚吓仔一跳”，“佢分一本書??”，“我畀狗咬咗”，“汝店遮看會着”，你懂嗎？其實它們分别是蘇州話“我被他吓了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