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南腔北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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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方言區内人說話，雖說也會有不清楚的時候，但好歹大緻能聽懂。
因為哪怕是東北話和雲南話，也隻有百分之二十的語音不同（粵方言與北方方言語音上的差别則多達百分之七十）。
當然，聽不明白的時候也有，但那多半是弄不清那些“專用名詞”的意思。
比如一個天津人告訴你，某某人“幹活崴泥，說話離奚，背後念三音”，你也會一頭的霧水。
因為你實在想不到“崴泥”就是不出力，“離奚”就是不着譜，“念三音”就是講怪話，可“崴泥”、“離奚”、“念三音”這幾個字你還是聽得懂。
對方再一解釋，也就什麼都明白了。
聽南方人講話，麻煩就大了。
首先是用詞五花八門，比如第三人稱，北方方言區都叫“他”，南方呢，有叫“伊”的（吳語、閩語），有叫“渠”的（贛語、粵語、客家話），還有叫“伲”、“其”的（吳語）。
你，至少也有“侬”（吳語）和“汝”（閩語）兩種；又比如祖母，北方基本上一律叫“奶奶”，南方呢，有叫“娘娘”（溫州）的，有叫“婆婆”（南昌）的，有叫“媽仔”（廈門）的，有叫“阿嬤”（廣州）的，有叫“依嬤”（福州）的，有叫“細爹”（嶽陽）的，甚至還有叫“娭毑”（長沙）的，你弄得清？最可笑的，是廣州人管父親叫“老豆”。
老爸如果是老豆，那咱們是什麼？豆芽菜呀？寫成“老窦”也不對，老爸是大窟窿，咱們是小窟窿？ 就算是用同一個詞，也未必聽得懂。
“有”是“烏”，“無”是“模”，到底是有還是沒有？再說也不是所有的南方人都把“沒有”叫“模”，也有叫“貓”的。
他們也常常分不清l和n這兩個聲母，an和ang這兩個韻母。
結果，在他們嘴裡，男子變成了“狼子”，女子變成了“驢子”。
閩南人更好玩，幹脆把人統統叫做“狼”，整一個“與狼共舞”。
一個閩侯人在朗讀《愚公移山》時，因為實在改不過腔來，便把那段名言“我死了還有子，子死了還有孫，子子孫孫是沒有窮盡的”，念成了“我死了還有煮，煮死了還有酸，煮煮酸酸是沒有窮盡的”。
這還是說“普通話”。
要是說家鄉話，那就更麻煩了。
湖南人把“捆紮”叫“tía”，把“勞累”叫“nía”，連個同音字都找不到，你聽得懂？ 南方人說話還颠三倒四。
比如“死人鹹”，就看不懂。
死人隻會臭，怎麼會鹹呢？腌魚啊？原來，這是閩南話，意思是“鹹得要命”、“鹹死人了”。
因為閩南人喜歡把話倒過來講，就弄得我們不知所雲。
其實北方也有類似的說法，比如“死鹹死鹹”，隻不過當中并不夾一個人字，就好懂些。
所以，聽南方話就跟聽外語似的，恨不得找個翻譯來才好。
三、方言與官話 說起來也是，要不是當年秦始皇統一了中國，南方這些方言，可不就是外語？南方從來就是“化外之地”，南人也從來就是“化外之民”。
“化外之民”在“化外之地”說的“化外之語”，不是“外語”是什麼？不過那時“外語”的地位可不像現在這麼高，要想活得人模狗樣就非得“至少掌握一門”不可。
相反，它還被看作是野蠻文化的象征。
孟子就說南方人是“鴃舌之人”。
鴃就是伯勞鳥，“鴃舌”也就是說話像鳥叫。
可見，把南方方言視為“鳥語”，也是由來已久，少說也有兩三千年曆史了。
那時不但語音不統一，南方一片“鳥語花香”，北方也有“齊東野語”，就連文字也五花八門。
用許慎的話說，就是“言語異聲，文字異形”。
秦始皇統一了文字（書同文），卻統一不了語音（語同音）。
反倒是，文字統一以後，溝通的困難少了許多，聽不懂，還可以寫出來看，大家也就懶得再去統一語音，故方言存焉。
所謂“方言”，其實也就是“四方之言”。
華夏民族以中央自居，視自己為“中”，視周邊民族（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為“外”，則“方言”也就是“外語”。
後來，天下一統，五族共和，成了一家子，又把更外邊的“老外”，什麼英曾利、法蘭西、德意志、葡萄牙看作“夷狄”，稱為“夷人”，老百姓則稱其為鬼子、鬼佬或鬼崽。
如此，則外語就該叫“夷語”或“鬼話”。
可惜後來大清帝國已不大擺得起譜，條約規定不得稱“夷”，——鬼子們在中國混的日子長了，也知道那“夷”不是什麼好字眼，于是改稱“方言”。
當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在武昌創辦的“方言學堂”（即今武漢大學前身）就是外語學院。
這回，東洋西洋，南洋北洋，又跟一家子似的了。
其實，他們哪裡也配姓趙？ 自打“夷語”改稱“方言”，倒是沒聽說鬼子們有什麼意見，實際上他們又上當了。
這是“春秋筆法”，他們不懂的。
什麼是“方言”？就是“地方之言”。
地方上的比起中央來，還是低了一等，鬼子們不明不白又吃了一個暗虧。
在玩弄詞藻講究名分這方面，他們從來就不是咱們的對手。
中央的話語就是官話，也就是國語。
官話和國語也是古已有之的，三千年前就有，隻不過那時叫“雅言”。
雅言也就是周王室使用的語言。
因為那時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又都尊周王為天下共主，則相互之間要溝通，要交流，要朝聘會盟，要勾肩搭背各懷鬼胎去打這個打那個，便約定都以周王室的語言為政治外交場合的正式通用語言，這就是“雅言”。
雅，就是雅正、規範。
那麼，誰來規範呢？諸侯們是沒有資格的，有資格的隻能是“天子”。
同樣，誰需要把話說得一本正經呢？庶民們是沒有這個需要的，有此需要的隻會是諸侯和大夫。
所以，雅言就是官方語言，也就是官話。
不過，那時的官話稱作“雅言”，也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雅”通“夏”。
所謂“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雅就是夏。
夏，就是華夏，也就是中原，甚至也就是中國（中央之國）。
認真說來，這華夏中國的雅言，在當時也不過隻是諸國國語中的一種，隻因為它為“天下共主”所有，這才成了“國際通用”的官方語言。
因此，等到天下一統，沒什麼“國際關系”了，雅言也就作廢，而代之以“官話”。
官話就是官場中人說的話。
中央政府派到各地去的官員都要說這種話，所以叫官話。
官話之所以叫官話，還因為隻有在官員當中，這種民族共同語才推行得開。
這也不奇怪，想那時并無廣播電視，一般民衆又都貓在家裡，守着祖上傳下來的那一畝三分地過日子，誰也不輕易往外跑，沒什麼對外交流的需要。
大家都是鄉裡鄉親的，會說土話，就足以打招呼、走親戚、娶媳婦，拿雞蛋換油鹽醬醋的了。
要想讓這些普通老百姓都學會“普通話”，不比讓黃河水變清容易多少，也沒這個必要。
有此必要的，是那些必須得在外邊跑來跑去的人。
這些人，一是官員，二是走江湖的。
走江湖的，天子呼來不上船，中央政府曆來管不了，管得了的隻有官員。
再說官員不管也不行，官員如果也說方言，皇上問起話來，也如雞同鴨講，那還成何體統？事實上，官場如無共同語，則政情無法通曉，政令也無法通達，那可真是國将不國。
比方說，将軍帶兵打仗，問部下前方有沒有敵人，明明有，卻答之以“烏”，将軍以為“無”，豈不糟糕？ 因此，做此官，就不但要“行此禮”，還得“說此話”。
清廷更是明文規定：“舉人生員貢監童生，不谙官話者不準送試，”做官就更談不上。
這下“南蠻鴃舌之人”可就慘了。
他們隻好硬着頭皮學官話。
中國的中央政權，從來就在北方，元、明、清三朝，更是連續在北京建都，所以官話基本上就是北方話，甚至是北京話。
說吳語、湘語、贛語的還稍好些，閩、粵、客家和北方話的距離相去何止以道裡計？結果便難免說得不三不四，南方人聽着像北方話，北方人聽着又像南方話，誰也聽不明白。
難怪俗諺有雲：“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廣東人說官話。
”廣東人說官話确實比較困難，他們的舌頭打不了彎。
投資是“投機”，蝦餃是“瞎搞”，“坐在船頭看郊區，越看越美麗”，讓北方人一聽，就是“坐在床頭看嬌妻，越看越美麗”。
福建人的官話水平比廣東人高了許多，但還是會把“粉紅鳳凰飛”說成“哄（上聲）紅哄（去聲）黃灰”。
因為閩方言中沒有唇齒清擦音f，結果該念f的都念成h。
可見南腔北調這說法是很有道理的。
腔改不過來，改調也沒有用。
普及官話，并不那麼容易。
四、誰跟誰學 一般地說，官話也就是國語，但清朝的情況有些特别。
因為清是滿族人坐天下的朝代，所以清代的“國語”是滿語，漢語倒成了“方言”。
清朝制度，皇親帝胃，都要學“國語”；重要公文，也用滿漢兩種文字書寫。
然而這“國語”仍然未能普及推廣，反倒是八旗子弟都一口的京片子，弄得滿文化差
因為哪怕是東北話和雲南話，也隻有百分之二十的語音不同（粵方言與北方方言語音上的差别則多達百分之七十）。
當然，聽不明白的時候也有，但那多半是弄不清那些“專用名詞”的意思。
比如一個天津人告訴你，某某人“幹活崴泥，說話離奚，背後念三音”，你也會一頭的霧水。
因為你實在想不到“崴泥”就是不出力，“離奚”就是不着譜，“念三音”就是講怪話，可“崴泥”、“離奚”、“念三音”這幾個字你還是聽得懂。
對方再一解釋，也就什麼都明白了。
聽南方人講話，麻煩就大了。
首先是用詞五花八門，比如第三人稱，北方方言區都叫“他”，南方呢，有叫“伊”的（吳語、閩語），有叫“渠”的（贛語、粵語、客家話），還有叫“伲”、“其”的（吳語）。
你，至少也有“侬”（吳語）和“汝”（閩語）兩種；又比如祖母，北方基本上一律叫“奶奶”，南方呢，有叫“娘娘”（溫州）的，有叫“婆婆”（南昌）的，有叫“媽仔”（廈門）的，有叫“阿嬤”（廣州）的，有叫“依嬤”（福州）的，有叫“細爹”（嶽陽）的，甚至還有叫“娭毑”（長沙）的，你弄得清？最可笑的，是廣州人管父親叫“老豆”。
老爸如果是老豆，那咱們是什麼？豆芽菜呀？寫成“老窦”也不對，老爸是大窟窿，咱們是小窟窿？ 就算是用同一個詞，也未必聽得懂。
“有”是“烏”，“無”是“模”，到底是有還是沒有？再說也不是所有的南方人都把“沒有”叫“模”，也有叫“貓”的。
他們也常常分不清l和n這兩個聲母，an和ang這兩個韻母。
結果，在他們嘴裡，男子變成了“狼子”，女子變成了“驢子”。
閩南人更好玩，幹脆把人統統叫做“狼”，整一個“與狼共舞”。
一個閩侯人在朗讀《愚公移山》時，因為實在改不過腔來，便把那段名言“我死了還有子，子死了還有孫，子子孫孫是沒有窮盡的”，念成了“我死了還有煮，煮死了還有酸，煮煮酸酸是沒有窮盡的”。
這還是說“普通話”。
要是說家鄉話，那就更麻煩了。
湖南人把“捆紮”叫“tía”，把“勞累”叫“nía”，連個同音字都找不到，你聽得懂？ 南方人說話還颠三倒四。
比如“死人鹹”，就看不懂。
死人隻會臭，怎麼會鹹呢？腌魚啊？原來，這是閩南話，意思是“鹹得要命”、“鹹死人了”。
因為閩南人喜歡把話倒過來講，就弄得我們不知所雲。
其實北方也有類似的說法，比如“死鹹死鹹”，隻不過當中并不夾一個人字，就好懂些。
所以，聽南方話就跟聽外語似的，恨不得找個翻譯來才好。
三、方言與官話 說起來也是，要不是當年秦始皇統一了中國，南方這些方言，可不就是外語？南方從來就是“化外之地”，南人也從來就是“化外之民”。
“化外之民”在“化外之地”說的“化外之語”，不是“外語”是什麼？不過那時“外語”的地位可不像現在這麼高，要想活得人模狗樣就非得“至少掌握一門”不可。
相反，它還被看作是野蠻文化的象征。
孟子就說南方人是“鴃舌之人”。
鴃就是伯勞鳥，“鴃舌”也就是說話像鳥叫。
可見，把南方方言視為“鳥語”，也是由來已久，少說也有兩三千年曆史了。
那時不但語音不統一，南方一片“鳥語花香”，北方也有“齊東野語”，就連文字也五花八門。
用許慎的話說，就是“言語異聲，文字異形”。
秦始皇統一了文字（書同文），卻統一不了語音（語同音）。
反倒是，文字統一以後，溝通的困難少了許多，聽不懂，還可以寫出來看，大家也就懶得再去統一語音，故方言存焉。
所謂“方言”，其實也就是“四方之言”。
華夏民族以中央自居，視自己為“中”，視周邊民族（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為“外”，則“方言”也就是“外語”。
後來，天下一統，五族共和，成了一家子，又把更外邊的“老外”，什麼英曾利、法蘭西、德意志、葡萄牙看作“夷狄”，稱為“夷人”，老百姓則稱其為鬼子、鬼佬或鬼崽。
如此，則外語就該叫“夷語”或“鬼話”。
可惜後來大清帝國已不大擺得起譜，條約規定不得稱“夷”，——鬼子們在中國混的日子長了，也知道那“夷”不是什麼好字眼，于是改稱“方言”。
當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在武昌創辦的“方言學堂”（即今武漢大學前身）就是外語學院。
這回，東洋西洋，南洋北洋，又跟一家子似的了。
其實，他們哪裡也配姓趙？ 自打“夷語”改稱“方言”，倒是沒聽說鬼子們有什麼意見，實際上他們又上當了。
這是“春秋筆法”，他們不懂的。
什麼是“方言”？就是“地方之言”。
地方上的比起中央來，還是低了一等，鬼子們不明不白又吃了一個暗虧。
在玩弄詞藻講究名分這方面，他們從來就不是咱們的對手。
中央的話語就是官話，也就是國語。
官話和國語也是古已有之的，三千年前就有，隻不過那時叫“雅言”。
雅言也就是周王室使用的語言。
因為那時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又都尊周王為天下共主，則相互之間要溝通，要交流，要朝聘會盟，要勾肩搭背各懷鬼胎去打這個打那個，便約定都以周王室的語言為政治外交場合的正式通用語言，這就是“雅言”。
雅，就是雅正、規範。
那麼，誰來規範呢？諸侯們是沒有資格的，有資格的隻能是“天子”。
同樣，誰需要把話說得一本正經呢？庶民們是沒有這個需要的，有此需要的隻會是諸侯和大夫。
所以，雅言就是官方語言，也就是官話。
不過，那時的官話稱作“雅言”，也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雅”通“夏”。
所謂“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雅就是夏。
夏，就是華夏，也就是中原，甚至也就是中國（中央之國）。
認真說來，這華夏中國的雅言，在當時也不過隻是諸國國語中的一種，隻因為它為“天下共主”所有，這才成了“國際通用”的官方語言。
因此，等到天下一統，沒什麼“國際關系”了，雅言也就作廢，而代之以“官話”。
官話就是官場中人說的話。
中央政府派到各地去的官員都要說這種話，所以叫官話。
官話之所以叫官話，還因為隻有在官員當中，這種民族共同語才推行得開。
這也不奇怪，想那時并無廣播電視，一般民衆又都貓在家裡，守着祖上傳下來的那一畝三分地過日子，誰也不輕易往外跑，沒什麼對外交流的需要。
大家都是鄉裡鄉親的，會說土話，就足以打招呼、走親戚、娶媳婦，拿雞蛋換油鹽醬醋的了。
要想讓這些普通老百姓都學會“普通話”，不比讓黃河水變清容易多少，也沒這個必要。
有此必要的，是那些必須得在外邊跑來跑去的人。
這些人，一是官員，二是走江湖的。
走江湖的，天子呼來不上船，中央政府曆來管不了，管得了的隻有官員。
再說官員不管也不行，官員如果也說方言，皇上問起話來，也如雞同鴨講，那還成何體統？事實上，官場如無共同語，則政情無法通曉，政令也無法通達，那可真是國将不國。
比方說，将軍帶兵打仗，問部下前方有沒有敵人，明明有，卻答之以“烏”，将軍以為“無”，豈不糟糕？ 因此，做此官，就不但要“行此禮”，還得“說此話”。
清廷更是明文規定：“舉人生員貢監童生，不谙官話者不準送試，”做官就更談不上。
這下“南蠻鴃舌之人”可就慘了。
他們隻好硬着頭皮學官話。
中國的中央政權，從來就在北方，元、明、清三朝，更是連續在北京建都，所以官話基本上就是北方話，甚至是北京話。
說吳語、湘語、贛語的還稍好些，閩、粵、客家和北方話的距離相去何止以道裡計？結果便難免說得不三不四，南方人聽着像北方話，北方人聽着又像南方話，誰也聽不明白。
難怪俗諺有雲：“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廣東人說官話。
”廣東人說官話确實比較困難，他們的舌頭打不了彎。
投資是“投機”，蝦餃是“瞎搞”，“坐在船頭看郊區，越看越美麗”，讓北方人一聽，就是“坐在床頭看嬌妻，越看越美麗”。
福建人的官話水平比廣東人高了許多，但還是會把“粉紅鳳凰飛”說成“哄（上聲）紅哄（去聲）黃灰”。
因為閩方言中沒有唇齒清擦音f，結果該念f的都念成h。
可見南腔北調這說法是很有道理的。
腔改不過來，改調也沒有用。
普及官話，并不那麼容易。
四、誰跟誰學 一般地說，官話也就是國語，但清朝的情況有些特别。
因為清是滿族人坐天下的朝代，所以清代的“國語”是滿語，漢語倒成了“方言”。
清朝制度，皇親帝胃，都要學“國語”；重要公文，也用滿漢兩種文字書寫。
然而這“國語”仍然未能普及推廣，反倒是八旗子弟都一口的京片子，弄得滿文化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