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腐敗 七、并非不治之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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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非典型腐敗是一種“習慣性腐敗”或“常規性腐敗”。
它不但是腐敗的隐蔽形式（典型腐敗則是其公認形式），也是對權力的“習慣性贖買”。
也就是說，隻要一發生權力關系，就立即想到要進行贖買，或必須進行贖買，哪怕對方履行的隻是分内職責，自己提出的也是正當要求。
這就和典型腐敗不一樣。
典型腐敗往往有特殊的要求，比如網開一面，或者通風報信，甚至指鹿為馬，總之是徇私舞弊。
非典型腐敗卻不是。
它不是要走後門，而是走前門，隻不過請你按照規定把門開一下。
但因為開門的權力在你那裡，開不開，我說了不算，便隻好意思意思，疏通疏通，其實并無“非分之想”。
它甚至隻是一種“習慣動作”。
一看見有人把門，就習慣性地把紅包遞過去。
習慣成自然。
久而久之，它也就成了慣例，成了規矩，因此也叫“規禮”、“陋規”（即所謂“潛規則”）。
陋而成為規，腐敗而成為習慣，可見問題之嚴重。
所以，諸如此類的做法和規矩雖然不是典型腐敗，也不是什麼大案要案，卻是社會風氣敗壞的典型表現。
其實，養成這樣一種“習慣”也并不容易，它需要有三個條件。
第一，整個國家已成為一個權力至上和權力蔓延的社會。
第二，權力的可以贖買和必須贖買已成為全民的共識。
第三，對于不造成典型腐敗的權力贖買，大家已習以為常，不認為是腐敗。
中國兩千多年的專制主義政治制度便恰好滿足了這三個條件。
首先是集權。
兩千多年前由秦始皇創立的政治制度，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帝國制度；由此産生的社會，則是一個典型的專制社會，也是典型的權力社會。
在這個社會中，包括政權、産權和人身權利，也包括榮譽、地位和生存條件，一切都是由權力來決定的。
皇帝有權殺大臣，父親有權賣子女，丈夫有權休妻，縣官有權加稅。
反正誰有權誰是大爺，誰沒權誰是孫子。
于是，有條件的就攫取權力，沒條件的就贖買權力，既無法攫取又無法贖買的就隻好任人宰割和魚肉。
權力，不可能不成為人們的向往。
有權力的是官員。
皇帝的權力雖然最大，但和老百姓隔得太遠，感受不到。
最能讓老百姓感受到權力利害（施惠能力和加害能力）的，還是各級官員，尤其是地方官。
老百姓從自己的切身感受中不難深刻地體會到，一個官員如果要施惠或者加害于自己，是何等的輕而易舉，有時簡直就是一句話的事情。
官員的權力雖然隻是皇帝授予的代理權，但用在老百姓身上，卻威力無窮。
而且，正因為是代理權，才格外可怕。
一方面，官員可以動用國家力量來對付你，足以使你傾家蕩産，家破人亡；另一方面，皇帝又不可能對所有的代理人進行監控，也不可能受理所有的冤屈。
你能做的，隻能是設法贖買官員們手中的權力，而這又等于說誰當官誰發财。
當官，也不可能不成為人們的向往。
何況皇帝也不是人人都能當的。
有可能當他一當的是官。
因此，隻要有可能，當官都是許多人職業選擇中的首選。
盡管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圓這個夢，但這絲毫也不妨礙他們把官場當作仿效的對象，把官職、官位、官銜和官員的級别當作社會價值的計算标準，按照官場的規矩和做派來決定自己的行為。
這就是“官本位”。
官本位其實就是權力本位，它同時也就是倫理本位。
因為倫理治國的原則是：兒子服從老子，妻子服從丈夫，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皇帝。
這其實是把所有的倫理關系都解釋成了權力關系。
或者說，把道德關系（君仁臣忠，父慈子孝）轉換成了權力關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
實際上正如兒子不能反抗老子，民衆也不能反抗官員，因為官員也是他們的父母。
于是權力本位和倫理本位便可以集中表現為官本位。
官成了本位，官場也就成了榜樣。
因此，如果官場中的權力是可贖買的，那麼，社會生活中所有的權力也就都能贖買。
如果官場中權力的贖買已成為一種習慣，那麼，社會上所有的人便都會習以為常。
也就是說，如果官場上發生了“非典”，整個社會便都會傳染。
事實上首先發病的正是官場。
官場是什麼？官場是權力的集散地。
在官場中，一切關系都是權力關系，或可以還原為權力關系。
權力支配着一切，也制約着一切。
如果說，有了權力，便可以施惠或者加害于他人，那麼，這一點于官場則為尤甚。
所謂“官大一級壓死人”，其實就是“權大一級壓死人”；而所謂“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則說明做官的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攫取和使用權力。
的确，沒有什麼地方，能比官場更突出地體現權力的至高無上和誘惑無窮。
同樣，也沒有什麼人，能比官員更知道和熟悉如何使用和贖買權力。
權力的贖買頻繁地發生在官場上，是一點都不奇怪的。
問題在于，任何王朝和政府，都決不會允許典型腐敗的大規模大面積發生，除非真是到了王朝的末日。
因
它不但是腐敗的隐蔽形式（典型腐敗則是其公認形式），也是對權力的“習慣性贖買”。
也就是說，隻要一發生權力關系，就立即想到要進行贖買，或必須進行贖買，哪怕對方履行的隻是分内職責，自己提出的也是正當要求。
這就和典型腐敗不一樣。
典型腐敗往往有特殊的要求，比如網開一面，或者通風報信，甚至指鹿為馬，總之是徇私舞弊。
非典型腐敗卻不是。
它不是要走後門，而是走前門，隻不過請你按照規定把門開一下。
但因為開門的權力在你那裡，開不開，我說了不算，便隻好意思意思，疏通疏通，其實并無“非分之想”。
它甚至隻是一種“習慣動作”。
一看見有人把門，就習慣性地把紅包遞過去。
習慣成自然。
久而久之，它也就成了慣例，成了規矩，因此也叫“規禮”、“陋規”（即所謂“潛規則”）。
陋而成為規，腐敗而成為習慣，可見問題之嚴重。
所以，諸如此類的做法和規矩雖然不是典型腐敗，也不是什麼大案要案，卻是社會風氣敗壞的典型表現。
其實，養成這樣一種“習慣”也并不容易，它需要有三個條件。
第一，整個國家已成為一個權力至上和權力蔓延的社會。
第二，權力的可以贖買和必須贖買已成為全民的共識。
第三，對于不造成典型腐敗的權力贖買，大家已習以為常，不認為是腐敗。
中國兩千多年的專制主義政治制度便恰好滿足了這三個條件。
首先是集權。
兩千多年前由秦始皇創立的政治制度，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帝國制度；由此産生的社會，則是一個典型的專制社會，也是典型的權力社會。
在這個社會中，包括政權、産權和人身權利，也包括榮譽、地位和生存條件，一切都是由權力來決定的。
皇帝有權殺大臣，父親有權賣子女，丈夫有權休妻，縣官有權加稅。
反正誰有權誰是大爺，誰沒權誰是孫子。
于是，有條件的就攫取權力，沒條件的就贖買權力，既無法攫取又無法贖買的就隻好任人宰割和魚肉。
權力，不可能不成為人們的向往。
有權力的是官員。
皇帝的權力雖然最大，但和老百姓隔得太遠，感受不到。
最能讓老百姓感受到權力利害（施惠能力和加害能力）的，還是各級官員，尤其是地方官。
老百姓從自己的切身感受中不難深刻地體會到，一個官員如果要施惠或者加害于自己，是何等的輕而易舉，有時簡直就是一句話的事情。
官員的權力雖然隻是皇帝授予的代理權，但用在老百姓身上，卻威力無窮。
而且，正因為是代理權，才格外可怕。
一方面，官員可以動用國家力量來對付你，足以使你傾家蕩産，家破人亡；另一方面，皇帝又不可能對所有的代理人進行監控，也不可能受理所有的冤屈。
你能做的，隻能是設法贖買官員們手中的權力，而這又等于說誰當官誰發财。
當官，也不可能不成為人們的向往。
何況皇帝也不是人人都能當的。
有可能當他一當的是官。
因此，隻要有可能，當官都是許多人職業選擇中的首選。
盡管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圓這個夢，但這絲毫也不妨礙他們把官場當作仿效的對象，把官職、官位、官銜和官員的級别當作社會價值的計算标準，按照官場的規矩和做派來決定自己的行為。
這就是“官本位”。
官本位其實就是權力本位，它同時也就是倫理本位。
因為倫理治國的原則是：兒子服從老子，妻子服從丈夫，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皇帝。
這其實是把所有的倫理關系都解釋成了權力關系。
或者說，把道德關系（君仁臣忠，父慈子孝）轉換成了權力關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
實際上正如兒子不能反抗老子，民衆也不能反抗官員，因為官員也是他們的父母。
于是權力本位和倫理本位便可以集中表現為官本位。
官成了本位，官場也就成了榜樣。
因此，如果官場中的權力是可贖買的，那麼，社會生活中所有的權力也就都能贖買。
如果官場中權力的贖買已成為一種習慣，那麼，社會上所有的人便都會習以為常。
也就是說，如果官場上發生了“非典”，整個社會便都會傳染。
事實上首先發病的正是官場。
官場是什麼？官場是權力的集散地。
在官場中，一切關系都是權力關系，或可以還原為權力關系。
權力支配着一切，也制約着一切。
如果說，有了權力，便可以施惠或者加害于他人，那麼，這一點于官場則為尤甚。
所謂“官大一級壓死人”，其實就是“權大一級壓死人”；而所謂“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則說明做官的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攫取和使用權力。
的确，沒有什麼地方，能比官場更突出地體現權力的至高無上和誘惑無窮。
同樣，也沒有什麼人，能比官員更知道和熟悉如何使用和贖買權力。
權力的贖買頻繁地發生在官場上，是一點都不奇怪的。
問題在于，任何王朝和政府，都決不會允許典型腐敗的大規模大面積發生，除非真是到了王朝的末日。
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