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腐敗 七、并非不治之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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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不但與他們标榜的道德原則（比如勤政愛民、廉明清正、克己奉公）相悖，也會從根本上損害統治集團的長遠利益。
大面積大規模的典型腐敗，會造成國庫空虛，民生凋敝，社會動亂，天怒人怨，最終動搖國本。
這是稍有眼光的統治者所不願看到并必須竭力阻止的。
能夠容忍的也就是非典型腐敗。
第一，既然是非典型腐敗，就不會那麼駭人聽聞，直接危害也不那麼大。
第二，帝國雖然嚴禁官員結黨營私，卻也希望他們精誠團結，這就不能反對他們的往來。
再說，如果連請客吃飯、節令送禮也要禁止，似乎也不近人情。
第三，朝廷心裡很清楚，發給官員的那點微薄的俸祿其實不夠養家糊口，不讓他們多少盤剝一下百姓，收受一點禮金，就沒法過日子。
第四，誰都知道權力是可以贖買的，也都知道權力的贖買是當官的好處之一。
不讓官員們享受一點這種好處，就很難調動他們的積極性，也不大講得過去。
隻不過，要把握一個度，也要有個規矩，還得有個說法。
說法是現成的。
炭敬、冰敬、别敬、門敬，都很動聽，很有人情味。
定規矩也用不着皇上操心，官員們自己會去做。
官場從來就是一個講規矩的地方。
這些規矩倒未必就是什麼“潛規則”，有的也是“顯規則”，比如見了長官如何行禮，如何稱呼，如何應答，如何站，如何坐，誰坐上面，誰坐下面，誰坐左邊，誰坐右邊，誰走前面，誰走後面等等。
進入官場的第一步，就是學習這些規矩，否則就會遭人恥笑，甚至難以立足。
俗話說，不以規矩無以成方圓。
官場最講究的恰恰就是“方圓”。
因為帝國奉行的是倫理治國的原則。
講倫理，就是講規則、講等級、講秩序。
如果官場上都“語無倫次”，則其奈天下蒼生何？ 更何況，官場是個權力場，每個人都身懷利器，極具殺傷力。
倘無遊戲規則，頓時就會屍橫遍野。
所以官場和江湖一樣，都是最講規矩的地方。
這其實也是許多人，包括一些主張廉政的皇帝和清官也不得不對非典型腐敗網開一面的原因之一。
因為有紅包這個“潤滑劑”，官場上會減少許多摩擦。
更何況這些“潤滑劑”還頗有人情味，更能化解不少矛盾。
這是有利于整個官僚集團的穩定的。
穩定壓倒一切。
由此産生的副作用，就隻好以後再說。
官是本位，官場是榜樣，而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
官場上既然盛行請客送禮，盛行收受紅包，盛行非典型腐敗，民間自然要“見賢思齊”，努力效仿。
因為民間是一點權力都沒有的，或者隻有微不足道的一點權力（比如老子可以打兒子）。
就連這麼一點權力，也要受制于官方。
在一個權力至上的社會裡，沒有權力就寸步難行。
因此民間比官場更需要贖買權力。
在這方面，中國的老百姓大都無師自通。
我們畢竟是一個講究禮數的國度，請客送禮從來就是每個人必修的功課。
“千裡送鵝毛，禮輕情義重”，這道理誰都知道。
現在要做的，隻不過把“鵝毛”換成“紅包”而已。
現在我們已經大緻上弄清非典型腐敗的來龍去脈了――腐敗之所以發生，是因為權力可以贖買；非典型腐敗之所以盛行，是因為權力的贖買成了習慣；權力的贖買之所以成了習慣，是因為社會生活中到處都是權力關系；社會生活中之所以到處都是權力關系，則因為我們有兩千多年專制主義傳統，有兩千多年權力社會曆史，以及兩千多年來由這個制度和這種社會培養造就的文化心理和行為習慣，即國民性。
盡管現在已不再是帝國的時代，但任何一個新制度，都無法割斷它和舊制度在文化上的聯系，總會多少接受一些諸如此類的“文化遺産”。
任何運動着的事物都有它的慣性。
百足之蟲，尚且死而不僵，何況是千年之病毒？自然難免沉渣泛起，死灰複燃。
好在自辛亥革命以後，帝國制度已一命歸西。
除昙花一現的洪憲稱帝和張勳複辟以外，無論是誰執政，也無論是大陸、台灣，還是港澳，都贊成民主，反對專制，贊成共和，反對君主或君憲。
這是兩岸和平統一的政治基礎，也是根治腐敗的政治基礎。
因此，非典型腐敗既不是什麼疑難雜症，也不是什麼不治之症，隻不過治療期會比較長，而且還要對症下藥。
所謂“對症下藥”，也無非是兩條。
一是杜絕權力的贖買，二是将權力社會改造為非權力社會。
也就是說，不能讓可贖買的權力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不能讓原本通過正常渠道就可以解決的問題也要進行權力的贖買，不能讓一些原本正常的人際交往也具有權力贖買的性質，不能讓權力的贖買成為人們的習慣。
這當然都非一日之功，也許需要幾代人的努力。
但有些事也可以先做起來。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淡化權力關系和權力意識。
比如由政府行政部門組織和主持的各類學術評審（評獎、評職稱、評博導、評博士點、評重點學科、評國家社科基金）就應該盡快取消。
關于這一點，我另有文章讨論，這裡不再贅述。
大面積大規模的典型腐敗，會造成國庫空虛，民生凋敝，社會動亂，天怒人怨，最終動搖國本。
這是稍有眼光的統治者所不願看到并必須竭力阻止的。
能夠容忍的也就是非典型腐敗。
第一，既然是非典型腐敗，就不會那麼駭人聽聞，直接危害也不那麼大。
第二，帝國雖然嚴禁官員結黨營私，卻也希望他們精誠團結，這就不能反對他們的往來。
再說，如果連請客吃飯、節令送禮也要禁止，似乎也不近人情。
第三，朝廷心裡很清楚，發給官員的那點微薄的俸祿其實不夠養家糊口，不讓他們多少盤剝一下百姓，收受一點禮金，就沒法過日子。
第四，誰都知道權力是可以贖買的，也都知道權力的贖買是當官的好處之一。
不讓官員們享受一點這種好處，就很難調動他們的積極性，也不大講得過去。
隻不過，要把握一個度，也要有個規矩，還得有個說法。
說法是現成的。
炭敬、冰敬、别敬、門敬，都很動聽，很有人情味。
定規矩也用不着皇上操心，官員們自己會去做。
官場從來就是一個講規矩的地方。
這些規矩倒未必就是什麼“潛規則”，有的也是“顯規則”，比如見了長官如何行禮，如何稱呼，如何應答，如何站，如何坐，誰坐上面，誰坐下面，誰坐左邊，誰坐右邊，誰走前面，誰走後面等等。
進入官場的第一步，就是學習這些規矩，否則就會遭人恥笑，甚至難以立足。
俗話說，不以規矩無以成方圓。
官場最講究的恰恰就是“方圓”。
因為帝國奉行的是倫理治國的原則。
講倫理，就是講規則、講等級、講秩序。
如果官場上都“語無倫次”，則其奈天下蒼生何？ 更何況，官場是個權力場，每個人都身懷利器，極具殺傷力。
倘無遊戲規則，頓時就會屍橫遍野。
所以官場和江湖一樣，都是最講規矩的地方。
這其實也是許多人，包括一些主張廉政的皇帝和清官也不得不對非典型腐敗網開一面的原因之一。
因為有紅包這個“潤滑劑”，官場上會減少許多摩擦。
更何況這些“潤滑劑”還頗有人情味，更能化解不少矛盾。
這是有利于整個官僚集團的穩定的。
穩定壓倒一切。
由此産生的副作用，就隻好以後再說。
官是本位，官場是榜樣，而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
官場上既然盛行請客送禮，盛行收受紅包，盛行非典型腐敗，民間自然要“見賢思齊”，努力效仿。
因為民間是一點權力都沒有的，或者隻有微不足道的一點權力（比如老子可以打兒子）。
就連這麼一點權力，也要受制于官方。
在一個權力至上的社會裡，沒有權力就寸步難行。
因此民間比官場更需要贖買權力。
在這方面，中國的老百姓大都無師自通。
我們畢竟是一個講究禮數的國度，請客送禮從來就是每個人必修的功課。
“千裡送鵝毛，禮輕情義重”，這道理誰都知道。
現在要做的，隻不過把“鵝毛”換成“紅包”而已。
現在我們已經大緻上弄清非典型腐敗的來龍去脈了――腐敗之所以發生，是因為權力可以贖買；非典型腐敗之所以盛行，是因為權力的贖買成了習慣；權力的贖買之所以成了習慣，是因為社會生活中到處都是權力關系；社會生活中之所以到處都是權力關系，則因為我們有兩千多年專制主義傳統，有兩千多年權力社會曆史，以及兩千多年來由這個制度和這種社會培養造就的文化心理和行為習慣，即國民性。
盡管現在已不再是帝國的時代，但任何一個新制度，都無法割斷它和舊制度在文化上的聯系，總會多少接受一些諸如此類的“文化遺産”。
任何運動着的事物都有它的慣性。
百足之蟲，尚且死而不僵，何況是千年之病毒？自然難免沉渣泛起，死灰複燃。
好在自辛亥革命以後，帝國制度已一命歸西。
除昙花一現的洪憲稱帝和張勳複辟以外，無論是誰執政，也無論是大陸、台灣，還是港澳，都贊成民主，反對專制，贊成共和，反對君主或君憲。
這是兩岸和平統一的政治基礎，也是根治腐敗的政治基礎。
因此，非典型腐敗既不是什麼疑難雜症，也不是什麼不治之症，隻不過治療期會比較長，而且還要對症下藥。
所謂“對症下藥”，也無非是兩條。
一是杜絕權力的贖買，二是将權力社會改造為非權力社會。
也就是說，不能讓可贖買的權力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不能讓原本通過正常渠道就可以解決的問題也要進行權力的贖買，不能讓一些原本正常的人際交往也具有權力贖買的性質，不能讓權力的贖買成為人們的習慣。
這當然都非一日之功，也許需要幾代人的努力。
但有些事也可以先做起來。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淡化權力關系和權力意識。
比如由政府行政部門組織和主持的各類學術評審（評獎、評職稱、評博導、評博士點、評重點學科、評國家社科基金）就應該盡快取消。
關于這一點，我另有文章讨論，這裡不再贅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