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法幫了腐敗的忙 二、時勢造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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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也是一個志向非凡的人。
王安石天資聰慧，博學多才，讀書過目不忘，作文動筆如飛。
憑着自己的真才實學和滿腹經綸，他在二十二歲那年，即慶曆二年（公元1042年）考中進士第四名，從此踏上仕途。
與衆不同的是，少年得志的他，既沒有得意忘形，也沒有飛黃騰達，更沒有上竄下跳結交權貴，為自己謀取高位。
從宋仁宗慶曆二年到宋英宗治平四年，二十五年間王安石一直在關注和思考着國家的命運與前途，《宋史?王安石傳》說他“果于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
這個志向和這些思考曾促使他給仁宗皇帝上過萬言書。
史家認為，這份萬言書其實就是他後來實施變法的綱領性文件（後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
萬言書交上去以後就沒有了下文。
王安石明白，改革時機未到。
于是，他一次次謝絕了朝廷的任命，繼續在地方官任上韬光養晦，并種他的試驗田。
王安石謝絕這些任命也并不容易。
因為當時的輿論，是“以金陵（即王安石）不做執政為屈”。
朝廷也屢屢“欲俾以美官”，隻怕他不肯接受（惟患其不就也）。
有一次，官府派人将委任狀送上門去，王安石照例不肯接受，送信人隻好跪下來求他。
王安石躲進廁所裡，送信人則将委任狀放在桌上就走，卻又被王安石追上退還。
在王安石看來，做不做官，以及做什麼官，都并不要緊，要緊的是能不能做事。
如果在朝廷做大官而不能做事，那就甯肯在地方上做一個能做事的小官。
在宋神宗承繼大統之前，王安石确實更願意做地方官。
他考中進士以後，曾分配到淮南當判官。
照規矩，任期期滿後，可以通過提交論文的方式，在京師謀一個體面的官職（許獻文求試館職）。
王安石卻不這樣做（安石獨否），又調任鄞縣當縣長。
在鄞縣任上，他“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實實在在地為民辦事。
更重要的是，他還“貸谷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
這其實就是他後來變法的預演了。
這樣一來，當改革變法時機成熟時，王安石就已經有了足夠的思想、理論和實踐準備。
正因為如此，當王安石與宋神宗君臣相遇時，他就能胸有成竹地侃侃而談了。
熙甯元年四月，神宗問王安石，要治國，何為先？王答：“擇術為先”。
神宗又問，你看唐太宗怎麼樣？這時，身為翰林學士的王安石居然回答說，要做就做堯、舜，做什麼唐太宗呢？這當然很對神宗的胃口。
不過這時神宗還很猶豫。
他還要繼續考察，看看這個口出狂言的中年人究竟是不是自己尋覓已久的人選。
直到王安石已任參知政事（副宰相）的熙甯二年，在君臣雙方一次金殿對策後，宋神宗才下定決心，銳意革新，厲行變法，并由王安石來主持這項工作。
神宗的決策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道理之一，就是王安石志雖大而才不疏。
在這次金殿對策時，神宗曾問王安石，說大家都說你隻懂理論（但知經術），不懂實踐（不曉世務），是不是這樣？王安石回答說，理論原本就是指導實踐的（經術正所以經世務）。
隻因為後世所謂理論家都是庸人，這才弄得大家都以為理論不能用于實踐了。
這很在理，也是實情，但神宗仍不放心，又問：“然則卿所施設以何先？”王安石答：“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
”至此，君臣二人的思想完全取得了一緻。
宋神宗聖意已定：改革變法，非君莫
王安石天資聰慧，博學多才，讀書過目不忘，作文動筆如飛。
憑着自己的真才實學和滿腹經綸，他在二十二歲那年，即慶曆二年（公元1042年）考中進士第四名，從此踏上仕途。
與衆不同的是，少年得志的他，既沒有得意忘形，也沒有飛黃騰達，更沒有上竄下跳結交權貴，為自己謀取高位。
從宋仁宗慶曆二年到宋英宗治平四年，二十五年間王安石一直在關注和思考着國家的命運與前途，《宋史?王安石傳》說他“果于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
這個志向和這些思考曾促使他給仁宗皇帝上過萬言書。
史家認為，這份萬言書其實就是他後來實施變法的綱領性文件（後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
萬言書交上去以後就沒有了下文。
王安石明白，改革時機未到。
于是，他一次次謝絕了朝廷的任命，繼續在地方官任上韬光養晦，并種他的試驗田。
王安石謝絕這些任命也并不容易。
因為當時的輿論，是“以金陵（即王安石）不做執政為屈”。
朝廷也屢屢“欲俾以美官”，隻怕他不肯接受（惟患其不就也）。
有一次，官府派人将委任狀送上門去，王安石照例不肯接受，送信人隻好跪下來求他。
王安石躲進廁所裡，送信人則将委任狀放在桌上就走，卻又被王安石追上退還。
在王安石看來，做不做官，以及做什麼官，都并不要緊，要緊的是能不能做事。
如果在朝廷做大官而不能做事，那就甯肯在地方上做一個能做事的小官。
在宋神宗承繼大統之前，王安石确實更願意做地方官。
他考中進士以後，曾分配到淮南當判官。
照規矩，任期期滿後，可以通過提交論文的方式，在京師謀一個體面的官職（許獻文求試館職）。
王安石卻不這樣做（安石獨否），又調任鄞縣當縣長。
在鄞縣任上，他“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實實在在地為民辦事。
更重要的是，他還“貸谷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
這其實就是他後來變法的預演了。
這樣一來，當改革變法時機成熟時，王安石就已經有了足夠的思想、理論和實踐準備。
正因為如此，當王安石與宋神宗君臣相遇時，他就能胸有成竹地侃侃而談了。
熙甯元年四月，神宗問王安石，要治國，何為先？王答：“擇術為先”。
神宗又問，你看唐太宗怎麼樣？這時，身為翰林學士的王安石居然回答說，要做就做堯、舜，做什麼唐太宗呢？這當然很對神宗的胃口。
不過這時神宗還很猶豫。
他還要繼續考察，看看這個口出狂言的中年人究竟是不是自己尋覓已久的人選。
直到王安石已任參知政事（副宰相）的熙甯二年，在君臣雙方一次金殿對策後，宋神宗才下定決心，銳意革新，厲行變法，并由王安石來主持這項工作。
神宗的決策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道理之一，就是王安石志雖大而才不疏。
在這次金殿對策時，神宗曾問王安石，說大家都說你隻懂理論（但知經術），不懂實踐（不曉世務），是不是這樣？王安石回答說，理論原本就是指導實踐的（經術正所以經世務）。
隻因為後世所謂理論家都是庸人，這才弄得大家都以為理論不能用于實踐了。
這很在理，也是實情，但神宗仍不放心，又問：“然則卿所施設以何先？”王安石答：“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
”至此，君臣二人的思想完全取得了一緻。
宋神宗聖意已定：改革變法，非君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