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法幫了腐敗的忙 一、變法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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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67年,是一個對後世産生了重要影響的年份。這一年正月,三十六歲的宋英宗病逝,法定的接班人皇太子趙顼(音須)承嗣大統當了皇帝,是為宋神宗。當然,神宗是他的廟号,死了以後才叫的。在世的時候,我們大約隻能喚他一聲“當今聖上”。

    神宗是北宋王朝的第六任皇帝,前面五任是太祖趙匡胤、太宗趙光義、真宗趙恒、仁宗趙祯和英宗趙曙。此後,則還有三任皇帝,即哲宗趙煦、徽宗趙佶和欽宗趙桓。這時,北宋王朝已過去108年,算是步入中年,而新皇帝卻很年輕。慶曆八年(公元1048年)出生的趙顼,此刻正好二十歲。年輕人血氣方剛,總是想做些事情的,宋神宗也不例外。

    于是,便有了著名的“熙甯變法”。

    變法是宋神宗“新官上任三把火”的頭一把。因為它是從趙顼登基的第二年即熙甯元年(公元1068年)開始的,因此叫“熙甯變法”。後面的兩把火,則是元豐年間的“改制”(改革官制和兵制)和“用兵”(進攻西夏)。看來趙顼确實是一個很想有所作為的年輕人,隻不過他的作為似乎效果都不怎麼好。變法是一再受阻,節節敗退,對西夏用兵更是次次慘敗,因此趙顼死後得到的廟号竟是“神宗”。據谥法,“民無能名曰神”,也就是“不知道說什麼才好”的意思。曆史上叫做“神宗”的,還有一位明代的萬曆皇帝朱翊鈞。但萬曆皇帝是在位四十多年不理朝政,什麼事情都不做的,竟然和這位獨斷專任大刀闊斧的趙顼享用同一個廟号,這也真是讓人“不知道說什麼才好”。

    不過話又說回來,宋神宗的變法,倒也不是自尋煩惱,無事生非,為政績而政績。變法是有道理的,甚至可以說是有遠見卓識的。我們知道,一個成熟的王朝,如果順順當當地延續了上百年,那就幾乎一定會出問題。因為曆代王朝實行的政治制度,即中央集權的帝國制度,其合理性是建立在生産力水平不高,社會成員普遍貧窮落後的基礎之上的。正因為普遍貧窮落後,這才不但需要一個統一的國家,而且需要一個至高無上的權力實體(朝廷)或權力象征(皇帝)。一旦富裕起來,強盛起來,或貧富拉開差距,王朝發展成超級大帝國(突破規模),麻煩也就接踵而至。《宋史·食貨志》說:“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外國,耗蠹中土。縣官之費,數倍于昔。百姓亦稍縱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也就是說,和平安定的時間長了,人口就會大幅度增長,開支也會大幅度增長。一是軍隊越來越龐大,二是官場越來越臃腫,三是宗教越來越興盛,這些都要增加費用。何況富裕起來以後,要求也不同于前。不但官員的排場越來越大,就連民衆的生活也漸漸奢侈,财政豈能不成問題?

    與此相反,行政的效率則越來越低,國家的活力也越來越少。因為承平日久,憂患全無。朝野上下,慵懶疲軟,得過且過,不思進取。熙甯年間的情況便正是如此。五個宰相副宰相,除王安石生氣勃勃外,曾公亮老氣橫秋,富弼稱病求退,唐介不久辭世,趙捊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