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何曾照渠溝 六、晁錯之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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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首先要肯定，晁錯這個人，确有許多優點。
最明顯也最難得的，是既忠心耿耿又深謀遠慮。
惟其如此，這才冒着得罪四方諸侯的風險，頂着離間天家骨肉的罪名，力排衆議，頂風而上，強行削藩。
這無疑是“盡忠為漢”，他的冤死也讓人扼腕歎息，班固就說“錯雖不終，世哀其忠”。
但問題是，難道一個深謀遠慮的政治家，一定要用自己的血來祭奠自己的理想？難道“始作俑者”便當真“其無後乎”？ 事情恐怕并非如此。
正如蘇東坡所說，人們常常隻看到晁錯是因為忠心耿耿而死于非命的（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道他招緻飛來橫禍也有自身的原因（不知錯有以取也）。
晁錯确實深謀遠慮，但他的深謀遠慮，是對國家的，不是對自己的。
他為國家想得很多、很深、很遠，對自己的命運前途則懵懵懂懂，一無所知，甚至盲目樂觀，所以《漢書》說他是“銳于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
看來，即便是晁錯這樣的“智囊”，也不是什麼問題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當然，要說晁錯對自身的安危一無所知一無所慮，恐怕也不是事實。
至少，當他的父親把問題的嚴重性指出來以後，他應該有所反省。
但他卻斬釘截鐵地回答說：“固也。
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
”可見，他其實是想清楚了的。
而且，正因為想清楚了，這才奮不顧身，一往無前。
這種“奮不顧身”的品質常常被人們視為一種美德，然而我們在贊不絕口的同時是不是也應該多一點思考？奮不顧身當然很崇高，但奮不顧身的人往往也很難為他人着想；而一個連自己都保不住的人，也未必保得住國家。
為什麼呢？因為國家并不是一個抽象的東西，它是由一個個具體的人組成的。
因此國情其實就是人情。
不懂人情的人，其實也不會懂國情。
不懂國情，你又怎麼保衛國家呢？ 忠心耿耿也如此。
忠心耿耿是優點，但往往同時也是缺點。
因為忠心耿耿的人往往固執己見。
他們總以為既然自己是“忠”，則别人（持不同政見者）一定是“奸”；既然自己是“一心為公”，則别人（持不同政見者）一定是“一心為私”。
這又哪裡聽得進不同意見？如果不能廣泛聽取不同意見，又豈能做出的正确判斷和決策？結果是，一旦他們做出某種決定，便一定自以為是，而且一意孤行。
因為在他們看來，自己的決定是為公的，不是為私的。
處以公心，就無所畏懼。
無私者無畏嘛！ 這下子麻煩就大了。
實際上，作為一個政治家，還是有所畏懼的好。
有所畏懼，謀劃才周全，行事才周到，計慮才周密。
尤其是削藩這樣風險極大的事，絕非憑着書生意氣就可以進行的。
書生意氣隻能屬于書生，不能屬于政治家。
政治家最忌諱的，就是意氣用事。
政治家當然也要做非常之事，否則就不是政治家了。
但是，首先，他事前一定要深思熟慮，要把來龍去脈和利害關系都想清楚了，把各種可能性都考慮周全，做好最壞的打算，才能下決心。
其次，事情發生以後，他一定得臨危不懼，鎮定自若，不能自亂陣腳，更不能臨陣脫逃。
第三，對于已然發生的問題，包括種種不測，他要有足夠的智慧去解決，而且是指揮若定地逐一解決。
用蘇東坡的話說，就是“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圖”。
可惜的是，這三條，晁錯一條也做不到。
晁錯主張削藩雖然很早，考慮卻不周全。
我們隻看到他極力鼓吹削藩，卻沒看到他做過什麼“可行性研究”，提出什麼“可操作方案”。
對于由此而可能導緻的風險，他隻有“削之亦反，不削亦反。
削之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一句空話。
諸侯反了怎麼辦，他是沒有對策的。
顯然，他隻想到了“應該去做
最明顯也最難得的，是既忠心耿耿又深謀遠慮。
惟其如此，這才冒着得罪四方諸侯的風險，頂着離間天家骨肉的罪名，力排衆議，頂風而上，強行削藩。
這無疑是“盡忠為漢”，他的冤死也讓人扼腕歎息，班固就說“錯雖不終，世哀其忠”。
但問題是，難道一個深謀遠慮的政治家，一定要用自己的血來祭奠自己的理想？難道“始作俑者”便當真“其無後乎”？ 事情恐怕并非如此。
正如蘇東坡所說，人們常常隻看到晁錯是因為忠心耿耿而死于非命的（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道他招緻飛來橫禍也有自身的原因（不知錯有以取也）。
晁錯确實深謀遠慮，但他的深謀遠慮，是對國家的，不是對自己的。
他為國家想得很多、很深、很遠，對自己的命運前途則懵懵懂懂，一無所知，甚至盲目樂觀，所以《漢書》說他是“銳于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
看來，即便是晁錯這樣的“智囊”，也不是什麼問題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當然，要說晁錯對自身的安危一無所知一無所慮，恐怕也不是事實。
至少，當他的父親把問題的嚴重性指出來以後，他應該有所反省。
但他卻斬釘截鐵地回答說：“固也。
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
”可見，他其實是想清楚了的。
而且，正因為想清楚了，這才奮不顧身，一往無前。
這種“奮不顧身”的品質常常被人們視為一種美德，然而我們在贊不絕口的同時是不是也應該多一點思考？奮不顧身當然很崇高，但奮不顧身的人往往也很難為他人着想；而一個連自己都保不住的人，也未必保得住國家。
為什麼呢？因為國家并不是一個抽象的東西，它是由一個個具體的人組成的。
因此國情其實就是人情。
不懂人情的人，其實也不會懂國情。
不懂國情，你又怎麼保衛國家呢？ 忠心耿耿也如此。
忠心耿耿是優點，但往往同時也是缺點。
因為忠心耿耿的人往往固執己見。
他們總以為既然自己是“忠”，則别人（持不同政見者）一定是“奸”；既然自己是“一心為公”，則别人（持不同政見者）一定是“一心為私”。
這又哪裡聽得進不同意見？如果不能廣泛聽取不同意見，又豈能做出的正确判斷和決策？結果是，一旦他們做出某種決定，便一定自以為是，而且一意孤行。
因為在他們看來，自己的決定是為公的，不是為私的。
處以公心，就無所畏懼。
無私者無畏嘛！ 這下子麻煩就大了。
實際上，作為一個政治家，還是有所畏懼的好。
有所畏懼，謀劃才周全，行事才周到，計慮才周密。
尤其是削藩這樣風險極大的事，絕非憑着書生意氣就可以進行的。
書生意氣隻能屬于書生，不能屬于政治家。
政治家最忌諱的，就是意氣用事。
政治家當然也要做非常之事，否則就不是政治家了。
但是，首先，他事前一定要深思熟慮，要把來龍去脈和利害關系都想清楚了，把各種可能性都考慮周全，做好最壞的打算，才能下決心。
其次，事情發生以後，他一定得臨危不懼，鎮定自若，不能自亂陣腳，更不能臨陣脫逃。
第三，對于已然發生的問題，包括種種不測，他要有足夠的智慧去解決，而且是指揮若定地逐一解決。
用蘇東坡的話說，就是“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圖”。
可惜的是，這三條，晁錯一條也做不到。
晁錯主張削藩雖然很早，考慮卻不周全。
我們隻看到他極力鼓吹削藩，卻沒看到他做過什麼“可行性研究”，提出什麼“可操作方案”。
對于由此而可能導緻的風險，他隻有“削之亦反，不削亦反。
削之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一句空話。
諸侯反了怎麼辦，他是沒有對策的。
顯然，他隻想到了“應該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