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變法皇帝 六 拗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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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人獨大
韓绛罷相之後，王安石一人獨攬宰相大權。
一人獨大，這在北宋不多見。
因為當時的同平章事一般都是兩個人，即兩人并列為宰相，主持朝政。
宋朝有幾本通俗小說集，包括《碾玉觀音》、《菩薩蠻》、《西山一窟鬼》、《志誠張主管》、《拗相公》、《錯斬崔甯》、《馮玉梅團圓》等。
這幾篇小說的問世，預示着中國小說的來臨。
其中，《拗相公》寫的是王安石推行新法不得民心的故事，反映了宋代反對新法一派的思想傾向。
“拗相公”是時人對王安石的别稱。
拗，是不順、不順從的意思。
如果用來形容人，則表現為這個人性格倔強，個性很強，不服輸。
王安石就是這種人：文學上獨樹一幟，造詣頗深，散文筆意雄健峭拔，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政治上，他不甘現狀，銳意改革。
王安石推行新政，不容許任何人反對。
朋友不行，反對他，朋友就變成了敵人；敵人更不行，反對他就會叫你靠邊站。
他能言善辯，能說服皇帝趙顼相信他的強國之策，決心把他的改革計劃進行到底，當然，這還要取決于趙顼也有一顆求變之心。
因為在仁宗皇帝時，王安石也曾上過萬言書，請求變法，仁宗皇帝就不理會，王安石雖然雄心萬丈，卻無用武之地。
王安石當政後，趙顼給他配了兩個助手，新任參知政事馮京、王珪。
在這兩名副手的協助下，他大舉推行的新法，保甲法、免役法，就是在這段時期内相繼出台的。
他是個文人，知道文人的影響力，為了控制天下的文人，在推行新法的同時，他還對科舉制度進行了變革。
宋初沿用唐朝的舊制，以科舉取士。
所試科目是詩賦雜文及帖經墨義，仁宗時聽從範仲淹的建議，取消了帖經墨義，考試的科目為：先考曆史或政治，次考經典古籍。
這兩輪考試過關後，再在皇帝親自監督之下考詩賦，然後再考策論。
王安石當國後，欲對科舉制度進行改革，一意興學。
趙顼命令召開專題會議讨論這個問題。
蘇轼認為，仁宗朝立學已經是徒存虛名，但科舉取士的制度還是可行的，沒有必要進行變革。
趙顼也同意蘇轼的意見。
王安石卻堅持認為現有科舉制度有不盡完善之處，必須改革。
後來經過調解，決定以經義論策取士，罷詩賦、帖經、墨義。
後來更立太學生三舍法，注重經學。
王安石為了控制學者文人的思想觀念，編寫了一部名為《三經新義》的書，并将此書規定為官定标準，無論學校、科舉，隻準使用《三經新義》，所有先儒傳注，一律廢止。
應試時，考生的意見如果與宰相的見解小有出入，便會名落孫山。
王安石雖然是文學大家，但《三經新義》畢竟是在兩年内倉促寫成，而且還是由他的兒子王雱和呂惠卿編寫，學術價值并沒有得到如歐陽修、蘇轼等大家的認可，他是憑借宰相的權力，廢止先儒們典籍而專用他的書。
這恐怕是王安石“拗”的一種體現。
蘇轼是文壇巨子，文學造詣不輸王安石，而且更勝于他，他見王安石如此專橫，實在是忍無可忍。
為了表示對王安石的不滿，他在一次進士考試中，給舉子們拟了這樣一道試題： 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哙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
為何？ 王安石知道蘇轼是在指桑罵槐譏諷他。
借故把蘇轼調到開封府去做了一名推官。
蘇轼本來就很有名氣，因這一事件而遭王安石的排擠，更使他聲名大震。
蘇轼知道自己得罪了王安石，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再次上疏，指斥王安石的新法。
其實，早在熙甯三年（1070年）二月，他就曾上過一道奏折，矛頭直指青苗法。
兩次奏折，都是洋洋灑灑，包羅萬象，雄辯滔滔，直言無隐。
蘇轼知道，這一道奏折呈上去後，京城再也沒有他的立足之地了，立即上表請求外調。
其實，此時的蘇轼，早已陷入糾紛之中。
當時有一個謠傳，說蘇氏兄弟運父靈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濫用官家的衛兵，并購買家具瓷器，并可能偷運私鹽從中牟利。
謠言是王安石的親信謝景溫放出來的。
官方派人到蘇氏運靈所經過的各省路途上，從船夫、兵卒、
一人獨大，這在北宋不多見。
因為當時的同平章事一般都是兩個人，即兩人并列為宰相，主持朝政。
宋朝有幾本通俗小說集，包括《碾玉觀音》、《菩薩蠻》、《西山一窟鬼》、《志誠張主管》、《拗相公》、《錯斬崔甯》、《馮玉梅團圓》等。
這幾篇小說的問世，預示着中國小說的來臨。
其中，《拗相公》寫的是王安石推行新法不得民心的故事，反映了宋代反對新法一派的思想傾向。
“拗相公”是時人對王安石的别稱。
拗，是不順、不順從的意思。
如果用來形容人，則表現為這個人性格倔強，個性很強，不服輸。
王安石就是這種人：文學上獨樹一幟，造詣頗深，散文筆意雄健峭拔，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政治上，他不甘現狀，銳意改革。
王安石推行新政，不容許任何人反對。
朋友不行，反對他，朋友就變成了敵人；敵人更不行，反對他就會叫你靠邊站。
他能言善辯，能說服皇帝趙顼相信他的強國之策，決心把他的改革計劃進行到底，當然，這還要取決于趙顼也有一顆求變之心。
因為在仁宗皇帝時，王安石也曾上過萬言書，請求變法，仁宗皇帝就不理會，王安石雖然雄心萬丈，卻無用武之地。
王安石當政後，趙顼給他配了兩個助手，新任參知政事馮京、王珪。
在這兩名副手的協助下，他大舉推行的新法，保甲法、免役法，就是在這段時期内相繼出台的。
他是個文人，知道文人的影響力，為了控制天下的文人，在推行新法的同時，他還對科舉制度進行了變革。
宋初沿用唐朝的舊制，以科舉取士。
所試科目是詩賦雜文及帖經墨義，仁宗時聽從範仲淹的建議，取消了帖經墨義，考試的科目為：先考曆史或政治，次考經典古籍。
這兩輪考試過關後，再在皇帝親自監督之下考詩賦，然後再考策論。
王安石當國後，欲對科舉制度進行改革，一意興學。
趙顼命令召開專題會議讨論這個問題。
蘇轼認為，仁宗朝立學已經是徒存虛名，但科舉取士的制度還是可行的，沒有必要進行變革。
趙顼也同意蘇轼的意見。
王安石卻堅持認為現有科舉制度有不盡完善之處，必須改革。
後來經過調解，決定以經義論策取士，罷詩賦、帖經、墨義。
後來更立太學生三舍法，注重經學。
王安石為了控制學者文人的思想觀念，編寫了一部名為《三經新義》的書，并将此書規定為官定标準，無論學校、科舉，隻準使用《三經新義》，所有先儒傳注，一律廢止。
應試時，考生的意見如果與宰相的見解小有出入，便會名落孫山。
王安石雖然是文學大家，但《三經新義》畢竟是在兩年内倉促寫成，而且還是由他的兒子王雱和呂惠卿編寫，學術價值并沒有得到如歐陽修、蘇轼等大家的認可，他是憑借宰相的權力，廢止先儒們典籍而專用他的書。
這恐怕是王安石“拗”的一種體現。
蘇轼是文壇巨子，文學造詣不輸王安石，而且更勝于他，他見王安石如此專橫，實在是忍無可忍。
為了表示對王安石的不滿，他在一次進士考試中，給舉子們拟了這樣一道試題： 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哙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
為何？ 王安石知道蘇轼是在指桑罵槐譏諷他。
借故把蘇轼調到開封府去做了一名推官。
蘇轼本來就很有名氣，因這一事件而遭王安石的排擠，更使他聲名大震。
蘇轼知道自己得罪了王安石，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再次上疏，指斥王安石的新法。
其實，早在熙甯三年（1070年）二月，他就曾上過一道奏折，矛頭直指青苗法。
兩次奏折，都是洋洋灑灑，包羅萬象，雄辯滔滔，直言無隐。
蘇轼知道，這一道奏折呈上去後，京城再也沒有他的立足之地了，立即上表請求外調。
其實，此時的蘇轼，早已陷入糾紛之中。
當時有一個謠傳，說蘇氏兄弟運父靈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濫用官家的衛兵，并購買家具瓷器，并可能偷運私鹽從中牟利。
謠言是王安石的親信謝景溫放出來的。
官方派人到蘇氏運靈所經過的各省路途上，從船夫、兵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