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與子》(新版)後記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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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的向往”。
他認為巴紮羅夫是“一個預言家,一個大人物,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固然他寫了巴紮羅夫的死,但他是把巴紮羅夫看作一個生在時代之前的人④,因此把他放在和他格格不入的社會環境中,使他顯得很孤單,還給他安排了一個過早死亡的結局。
而且他寫到巴紮羅夫死的時候,還流過眼淚。
他甚至說巴紮羅夫是他的“心愛的孩子”。
這都不是假話。
然而作者是一個資産階級的自由主義者,是一個改良派,西歐派。
他不會真正理解巴紮羅夫,也不可能真正地愛巴紮羅夫。
他隻是憑着自己對俄羅斯社會生活長期的觀察和研究,憑着他的藝術的概括力量,看到了一代新的人,知道這新人——六十年代的平民知識分子一定要壓倒過去的一代人物。
他稱巴紮羅夫為“虛無主義者”。
他創造了這個詞。
他又在私人通信中解釋道:“虛無主義者——這就是革命者。
”這個詞在十九世紀後半期中普遍地被采用,用來稱呼一切反對沙皇政治、地主和資産階級的黨派。
民意黨人司特普尼亞克在他的著作《地下的俄羅斯》(1882)的開頭就說:“俄國小說家屠格涅夫的名聲自然将由他的著作而長存于後代,但是隻靠一個詞他也可以不朽了。
他就是第一個使用‘虛無主義’這個詞的人。
” 屠格涅夫發表《父與子》的時候,巴紮羅夫這個新人剛剛産生,一般人對他還很生疏。
但是不久,這樣的新人便大量出現,像“大自然是一座工廠”,“拉斐爾沒有一點用處”這一類話已經成了“虛無主義者”常用的警句。
他們是嚴肅地相信這一切,并且準備為它們獻身的。
這般六十年代的平民知識分子,“不服從任何權威的人”,到了七十年代,在巴黎公社革命之後,就讓位給另一代新人了,那就是“到民間去”的“民意黨的英雄”們。
然後又出現了同工人緊密結合在無産階級領導的革命運動中沖鋒陷陣的戰士……但是遠在法國的衰老的屠格涅夫已經無法理解而且也來不及在新的作品中反映了。
他的最後一部長篇是在一八七六年脫稿的。
他把年輕的涅日達諾夫(《處女地》的主人公)幾乎寫成了像他自己那樣的人。
然而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我在《處女地》後記中寫的那一段話:“他不贊成革命,但是他知道革命必然要來;……而且要改變當時存在的一切。
”也就是一八八三年民意黨人在散發的傳單上所說的:“也許他甚至不希望發生革命,而隻是一個誠懇的‘漸進主義者’……對我們來說,重要的是他用他作品裡的真摯的思想為俄羅斯革命服務過,他愛護過革命青年。
”① 屠格涅夫“想通過主人公的形象把迅速嬗替中的俄羅斯社會文化發展的各個階段加以典型的藝術概括,”④他的六部長篇小說完成了這個任務。
他“寫出了數十年間③的俄羅斯社會生活的藝術編年史”。
④一百多年前出現的新人巴紮羅夫早已歸于塵土,可是小說中新舊兩代的鬥争仍然強烈地打動我的心。
對于這個鬥争屠格涅夫是深有體會的,他本人就同他的母親(短篇《木木》中的地主婆)鬥争了一生。
但是她母親所代表、所體現的一切在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中已經化成灰燼,找不到一點痕迹了。
舊的要衰老,要死亡,新的要發展,要壯大;舊的要讓位給新的,進步的要趕走落後的--這是無可改變的真理。
即使作者描寫了新人巴紮羅夫的死亡,也改變不了這個真理。
在的時間雖然不很長,但是他們并不孤單,而且他們給七十年代的新人開辟了路。
①②③引自《俄國文學史》下冊(蔣路、劉遼逸譯)。
④數十年間,指30年代到70年代。
重讀屠格涅夫的這部小說,我感到精神振奮,我對這個真理的信仰加強了。
1978年9月8日。
選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284—289頁。
他認為巴紮羅夫是“一個預言家,一個大人物,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固然他寫了巴紮羅夫的死,但他是把巴紮羅夫看作一個生在時代之前的人④,因此把他放在和他格格不入的社會環境中,使他顯得很孤單,還給他安排了一個過早死亡的結局。
而且他寫到巴紮羅夫死的時候,還流過眼淚。
他甚至說巴紮羅夫是他的“心愛的孩子”。
這都不是假話。
然而作者是一個資産階級的自由主義者,是一個改良派,西歐派。
他不會真正理解巴紮羅夫,也不可能真正地愛巴紮羅夫。
他隻是憑着自己對俄羅斯社會生活長期的觀察和研究,憑着他的藝術的概括力量,看到了一代新的人,知道這新人——六十年代的平民知識分子一定要壓倒過去的一代人物。
他稱巴紮羅夫為“虛無主義者”。
他創造了這個詞。
他又在私人通信中解釋道:“虛無主義者——這就是革命者。
”這個詞在十九世紀後半期中普遍地被采用,用來稱呼一切反對沙皇政治、地主和資産階級的黨派。
民意黨人司特普尼亞克在他的著作《地下的俄羅斯》(1882)的開頭就說:“俄國小說家屠格涅夫的名聲自然将由他的著作而長存于後代,但是隻靠一個詞他也可以不朽了。
他就是第一個使用‘虛無主義’這個詞的人。
” 屠格涅夫發表《父與子》的時候,巴紮羅夫這個新人剛剛産生,一般人對他還很生疏。
但是不久,這樣的新人便大量出現,像“大自然是一座工廠”,“拉斐爾沒有一點用處”這一類話已經成了“虛無主義者”常用的警句。
他們是嚴肅地相信這一切,并且準備為它們獻身的。
這般六十年代的平民知識分子,“不服從任何權威的人”,到了七十年代,在巴黎公社革命之後,就讓位給另一代新人了,那就是“到民間去”的“民意黨的英雄”們。
然後又出現了同工人緊密結合在無産階級領導的革命運動中沖鋒陷陣的戰士……但是遠在法國的衰老的屠格涅夫已經無法理解而且也來不及在新的作品中反映了。
他的最後一部長篇是在一八七六年脫稿的。
他把年輕的涅日達諾夫(《處女地》的主人公)幾乎寫成了像他自己那樣的人。
然而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我在《處女地》後記中寫的那一段話:“他不贊成革命,但是他知道革命必然要來;……而且要改變當時存在的一切。
”也就是一八八三年民意黨人在散發的傳單上所說的:“也許他甚至不希望發生革命,而隻是一個誠懇的‘漸進主義者’……對我們來說,重要的是他用他作品裡的真摯的思想為俄羅斯革命服務過,他愛護過革命青年。
”① 屠格涅夫“想通過主人公的形象把迅速嬗替中的俄羅斯社會文化發展的各個階段加以典型的藝術概括,”④他的六部長篇小說完成了這個任務。
他“寫出了數十年間③的俄羅斯社會生活的藝術編年史”。
④一百多年前出現的新人巴紮羅夫早已歸于塵土,可是小說中新舊兩代的鬥争仍然強烈地打動我的心。
對于這個鬥争屠格涅夫是深有體會的,他本人就同他的母親(短篇《木木》中的地主婆)鬥争了一生。
但是她母親所代表、所體現的一切在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中已經化成灰燼,找不到一點痕迹了。
舊的要衰老,要死亡,新的要發展,要壯大;舊的要讓位給新的,進步的要趕走落後的--這是無可改變的真理。
即使作者描寫了新人巴紮羅夫的死亡,也改變不了這個真理。
在的時間雖然不很長,但是他們并不孤單,而且他們給七十年代的新人開辟了路。
①②③引自《俄國文學史》下冊(蔣路、劉遼逸譯)。
④數十年間,指30年代到70年代。
重讀屠格涅夫的這部小說,我感到精神振奮,我對這個真理的信仰加強了。
1978年9月8日。
選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284—28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