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士杜魯底》①前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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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見過布埃那文土拉·杜魯底,不過我知道他,我常常聽見人說起他。我第一次知道這個名字是在一九二七年春天。那時他和阿斯加索、何威爾兩人正囚禁在法國監獄裡。阿根廷政府要求将他們引渡過去,以便執行早已判決了的死刑。據說法國當局已經有意應允了。但是他們不能夠忍耐地順從這個命運。他們三個人在監牢裡實行同盟絕食。同時在外面他們的同志和全法國的自由思想家一緻地揚起了正義的呼聲:他們是無罪而被捕的,(“西班牙的安那其主義者”,這不能作為罪名;但他們确實是在西班牙國王遊曆巴黎的時候,因了這個“罪名”而被捕的。)因此他們必須被釋放。這呼聲成了一種力量,到底生出效果:杜魯底、阿斯加索、何威爾在同志們的熱誠的歡迎中走出了法國的監獄。

    我讀到這三個人聯名的宣言。那時我和幾個朋友在巴黎編輯一個刊物,由美國舊金山的友人印刷發行。我密切地注意着這事件的發展,把詳細情形在那雜志上陸續刊出。我也翻譯了他們的宣言。那裡面有幾句話我到現在還不能夠忘記。他們說,他們靠了法國友人的援助獲得自由,他們懷着深的感激回到自由的天地,他們不願意吐露空泛的感激的言詞,卻保證有一天要用事實來回答朋友們的厚意。

    這事實如今果然擺在了我們面前,在所有關心他們,愛護他們的各國朋友面前。杜魯底和阿斯加索慷慨地交出生命,用他們的血酬答了朋友的信賴。

    何威爾至今還勇敢地在前線作戰。巴塞洛那的陵墓的建築,幾十萬民衆參加的葬儀,全世界酷愛自由的人士的同聲哀悼,……這些都不是沒有原因的。

    杜魯底,這個西班牙的機器工人,在生前他就獲得我們大家的敬愛。我常常看見從西歐來的刊物上關于他的記載。我也聽見一些朋友談到他的近況。當我知道他率領志願兵向沙拉各薩進軍時,我興奮地預祝他的成功。當我聽見他去瑪德裡參加堅守危城的巷戰時,我對西班牙革命前途的信賴更加強固。最後哈瓦斯社的一個簡單的電報,使我感到像見着一顆巨星殒落時的空虛。

    但是西班牙局勢的發展又使我的心變成十分強健的了。我編譯這本小書不僅紀念一個未見面的友人,對他的忠實的工作和慷慨的犧牲表示一點感激和敬愛。同時我也願意讓我的同胞在這一個艱苦奮鬥的抗戰時期中略略知道

    另一個國度所經曆的苦難和偉大的西班牙革命的前途怎樣在這些苦難中逐漸長成。

    正文八篇都是從C.N.T.—F.A.I.①出版的一本小冊中譯出的。作為附錄的加闵斯基的一篇短的報告,則是譯自他的一本描寫巴塞洛那的各方面情形的著作。加闵斯基并不是杜魯底的同志,不過是從客觀的立場寫了那報告的。

    我懷着萬分熱誠重描了另一個争自由的國度裡最偉大的戰士的雄姿。我希望它能夠透過一層層虛僞報導的暗霧清晰地現露在我的同胞的眼前,讓他們知道在西班牙鬥争中誰盡了最大的力量,什麼人是西班牙民衆愛戴的英雄。

    1938年5月20日。

    ①《戰士杜魯底》,高德曼等著,一九三九年四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①C.N.T.—F.A.I.:分别為“西班牙全國勞工聯盟”和“伊比利亞安那其主義者聯合會”的縮寫。

    以上的話是去年在廣州寫的。這小書的紙型已經毀在廣州淪陷時的大火中,此次重排,我另外加上一篇杜魯底夫人愛米琳·莫林的演講稿,這是從《西班牙與世界》這期刊轉譯的。

    1939年3月16日。

    選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185—18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