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的藝術 藝術的紅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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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關系極端重要的“特殊讀者”，一個是脂硯齋，一個是高鹗。
關于這，我特别對王朝聞同志心折。
因為在這兩個“試金石”上才真正驗出評紅家對紅學是真精通還是假内行，對紅樓藝術的特點是自具眼還是徒有目。
你聽他是如何評論脂硯的： “在我看來，《紅樓夢》所用的藝術手法，不隻在于塑造出生動的形象，用它來表達作者對生活的認識，而且在于它的運用，同時産生了一種可能啟發誘導讀者，靠他們自己認識小說所再現的生活的作用。
……〔此處舉了鳳姐初見黛玉時的一番言辭作例〕脂硯齋認為，這些描寫是對鳳姐也是對黛玉的傳神之筆。
這是符合事物互相聯系的規律的話。
脂評還着重指出：鳳姐所說‘真有這樣的标緻人物’，‘這方是阿鳳言語。
若一味浮詞誇語，豈複為阿鳳哉？’這些議論不隻說出了作者的長處，……一筆寫出鳳姐和黛玉這兩個人物，同時也說出了讀者自己的長處，——能夠欣賞藝術美。
” 如此佳例，不能盡舉，說明對脂硯的賞識是藝術家的眼力高的證據。
對于高鹗，他的删、改、篡、添……，王朝聞同志完全用“紅學專家”校勘版本的做法，揭出了他的“藝術”上的遠遠不能與雪芹同日而語，而且嚴詞指明： “但是(高鹗)這種把讀者當笨伯的作法，自己正是一個笨伯。
經他一改之後，他自己認定的主題明确了，但形象的‘神韻’沒有了，作品的豐富内容被簡單化了。
可見在藝術觀方面，他不是曹雪芹的‘個中人’。
” “《石頭記》的續者高鹗，對《石頭記》的修改，仿佛隻是文學上的，其實正是高鹗在政治思想上和曹雪芹相矛盾的表現。
” “從這種删削可以看出，續者高鹗與作者曹雪芹在藝術和思想傾向方面的對立。
” “而且表明文藝創作與文藝欣賞的矛盾，是一種複雜的思想鬥争。
” 王朝聞同志并特别舉了尤三姐這個例子，分析評批了曹雪芹原作與高鹗改造的是非高下(對此我是完全同意的，我曾在一個會上說：曹雪芹無意給封建婦女立“貞女”“烈婦”牌坊來“旌表”之)。
他結論說：“文藝欣賞的思想鬥争是夠複雜的。
……高鹗的改書，至今仍得到一些讀者的支持。
讀者與作者的矛盾永遠存在，讀者與讀者的矛盾也永遠存在。
” 這真是，既為一位藝術老輩的慨乎言之，又為一位嚴肅學者的清醒認識。
這兩者的結合，就表明了本書的一切特色。
——例如他科學地論析了脂硯的一處批語之後，說出了一段話： “俗話說的‘給死人治病’或‘對牛彈琴’，用來理解創作與欣賞的矛盾，不是不尊敬某些自以為高明的讀者。
看來脂硯齋還不象是這樣的‘死人’或‘牛’，《紅樓夢》對他不完全是‘東風吹牛耳’的。
” 王朝聞這位藝術大家的慨乎言之，卻又是十分謹嚴而樸實的。
他的好文風，充分表明了他的好學風。
在結束語中，他指出： “《紅樓夢》所取得的超越前人作品的成就，依靠作者不能‘任陋人支借’的‘心靈’。
” “……因而應當說，《紅樓夢》藝術值得借鑒的方面，主要仍然在于藝術與群衆的關系。
” 我們對此，不是可以當作“晨鐘暮鼓”而發人深省嗎？ 王朝聞同志之著此巨編，并非“為談紅而談紅”，是有所為的。
我對他的評鳳姐這個人物的見地，并不一定非要“完全一緻”不可；我對此書也有我自己的“解味”與猶感不足之感。
東方藝術——特别是中華民族藝術上的特點而表現于曹雪芹筆下的，有些點、面，似乎王朝聞同志此次尚未來得及遍涉詳談。
但他也交代過了的：“我覺得《紅樓夢》的形式和風格，有一種區别于西方藝術的中國特征。
它近似中國畫或戲曲舞台藝術，不以造成逼真感的幻覺取勝，而是表現藝術家對生活的感受為主，……因而我閱讀它時，覺得發現多于直感，讀起來覺得它是常新的。
”這段話，最極重要。
(他隻提到中國畫和舞台藝術，我則還提出了“詩”的因素這個要點，見《曹雪芹小傳》第十九章，以及周策縱教授為此書所作序言中有關部分。
隻這一段話，就使我對他異常欽佩傾倒。
對此，他謙虛地表示了正在深入探索和拟出續篇(論黛玉)的打算。
我相信，我的“不足”會得到滿足。
一九八一年夏揮汗草 （原刊于《讀書》）
關于這，我特别對王朝聞同志心折。
因為在這兩個“試金石”上才真正驗出評紅家對紅學是真精通還是假内行，對紅樓藝術的特點是自具眼還是徒有目。
你聽他是如何評論脂硯的： “在我看來，《紅樓夢》所用的藝術手法，不隻在于塑造出生動的形象，用它來表達作者對生活的認識，而且在于它的運用，同時産生了一種可能啟發誘導讀者，靠他們自己認識小說所再現的生活的作用。
……〔此處舉了鳳姐初見黛玉時的一番言辭作例〕脂硯齋認為，這些描寫是對鳳姐也是對黛玉的傳神之筆。
這是符合事物互相聯系的規律的話。
脂評還着重指出：鳳姐所說‘真有這樣的标緻人物’，‘這方是阿鳳言語。
若一味浮詞誇語，豈複為阿鳳哉？’這些議論不隻說出了作者的長處，……一筆寫出鳳姐和黛玉這兩個人物，同時也說出了讀者自己的長處，——能夠欣賞藝術美。
” 如此佳例，不能盡舉，說明對脂硯的賞識是藝術家的眼力高的證據。
對于高鹗，他的删、改、篡、添……，王朝聞同志完全用“紅學專家”校勘版本的做法，揭出了他的“藝術”上的遠遠不能與雪芹同日而語，而且嚴詞指明： “但是(高鹗)這種把讀者當笨伯的作法，自己正是一個笨伯。
經他一改之後，他自己認定的主題明确了，但形象的‘神韻’沒有了，作品的豐富内容被簡單化了。
可見在藝術觀方面，他不是曹雪芹的‘個中人’。
” “《石頭記》的續者高鹗，對《石頭記》的修改，仿佛隻是文學上的，其實正是高鹗在政治思想上和曹雪芹相矛盾的表現。
” “從這種删削可以看出，續者高鹗與作者曹雪芹在藝術和思想傾向方面的對立。
” “而且表明文藝創作與文藝欣賞的矛盾，是一種複雜的思想鬥争。
” 王朝聞同志并特别舉了尤三姐這個例子，分析評批了曹雪芹原作與高鹗改造的是非高下(對此我是完全同意的，我曾在一個會上說：曹雪芹無意給封建婦女立“貞女”“烈婦”牌坊來“旌表”之)。
他結論說：“文藝欣賞的思想鬥争是夠複雜的。
……高鹗的改書，至今仍得到一些讀者的支持。
讀者與作者的矛盾永遠存在，讀者與讀者的矛盾也永遠存在。
” 這真是，既為一位藝術老輩的慨乎言之，又為一位嚴肅學者的清醒認識。
這兩者的結合，就表明了本書的一切特色。
——例如他科學地論析了脂硯的一處批語之後，說出了一段話： “俗話說的‘給死人治病’或‘對牛彈琴’，用來理解創作與欣賞的矛盾，不是不尊敬某些自以為高明的讀者。
看來脂硯齋還不象是這樣的‘死人’或‘牛’，《紅樓夢》對他不完全是‘東風吹牛耳’的。
” 王朝聞這位藝術大家的慨乎言之，卻又是十分謹嚴而樸實的。
他的好文風，充分表明了他的好學風。
在結束語中，他指出： “《紅樓夢》所取得的超越前人作品的成就，依靠作者不能‘任陋人支借’的‘心靈’。
” “……因而應當說，《紅樓夢》藝術值得借鑒的方面，主要仍然在于藝術與群衆的關系。
” 我們對此，不是可以當作“晨鐘暮鼓”而發人深省嗎？ 王朝聞同志之著此巨編，并非“為談紅而談紅”，是有所為的。
我對他的評鳳姐這個人物的見地，并不一定非要“完全一緻”不可；我對此書也有我自己的“解味”與猶感不足之感。
東方藝術——特别是中華民族藝術上的特點而表現于曹雪芹筆下的，有些點、面，似乎王朝聞同志此次尚未來得及遍涉詳談。
但他也交代過了的：“我覺得《紅樓夢》的形式和風格，有一種區别于西方藝術的中國特征。
它近似中國畫或戲曲舞台藝術，不以造成逼真感的幻覺取勝，而是表現藝術家對生活的感受為主，……因而我閱讀它時，覺得發現多于直感，讀起來覺得它是常新的。
”這段話，最極重要。
(他隻提到中國畫和舞台藝術，我則還提出了“詩”的因素這個要點，見《曹雪芹小傳》第十九章，以及周策縱教授為此書所作序言中有關部分。
隻這一段話，就使我對他異常欽佩傾倒。
對此，他謙虛地表示了正在深入探索和拟出續篇(論黛玉)的打算。
我相信，我的“不足”會得到滿足。
一九八一年夏揮汗草 （原刊于《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