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二篇 “胡适考證派”

的。

    他隻要“文學創作”這個觀念，别的都在“革”掉之列。

    那麼，這種“革命”由學者教授去領導、實踐好？還是由大作家擔任好？ 無疑，應屬後者，而由張愛玲這樣的作家來實現“紅學革命”真是再合适不過了。

    然而不知緣何，讓人奇怪的是她偏偏做了“考證派”，即“革命”的對象！ 這個事例十分耐人尋味。

     張愛玲在香港生活，後轉美國，她應早已聞知那個在香港首倡的“紅學革命”了；可惜她沒有認識這條新道路。

     她的“考證”可謂變本加厲，細膩之極——也繁瑣之甚了！ 我并不喜歡她的“考證走向”。

    我佩服她治學的精神态度，專誠摯切，以全身投入，因而多有創獲，為人所不能見，不能道。

    佩服是一回事，不喜其“走向”是一回事。

     如果承認一部偉大作品須有一個大家基本共識可讀的文本，那麼這個文本即應視為藝術既定型體，而不再是逐步制作、修改、打磨、潤色的“曆程”，即片段的積累組織的“工序”狀況。

    無奈，張女士給人留下的主要印象，卻正是那些“工序”中的片段之如何組綴，如何改動，如何“補苴”……。

     曹雪芹的《紅樓夢》，魅力由哪兒産生？絕不會是那麼瑣瑣碎碎的“部件”“榫卯”的材料和工技的事情。

    而張愛玲投入最多的似乎恰恰以此為“用武之地”了。

     對此，我是惋惜而感歎的。

     詩曰： 盡如己意世間難，何必吹求仁厚寬。

     敬佩心情兼歎惜，通達理會味悲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