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二篇 “胡适考證派”

評壇人士早已指出，以名作家享譽世界而兼作紅學研究的，以張愛玲為第一例，而且作的不同凡響，超邁等倫。

     這是事實，并非誇張擡捧之俗态。

     但，紅學流派甚多，風格各異，她屬于什麼“派”？價值何在？為什麼她有過人的見解和成就？這都應該深入考論一下，方能使流輩獲切磋之功，後賢知引路之惠。

     很清楚：她是個“胡适考證派”。

     她不是書呆子，弄書本，作校勘，别的不會；不是的。

    她通西文，工翻譯，創作小說劇本，曾獲最高評價，列榜第一。

    她讀的古今中外的小說，不知其數，爛熟于胸中——這樣，才真算有資格作個被人嘲貶的“考證派”。

     她的紅學學識，集中在作者、版本兩大方面，就表明了這即是“胡适先生紅學”一線的繼承者。

     她學貫中西，所以不僅僅是通古文，富有“乾、嘉樸學”的流風遺韻……。

     這就值得世上自命為“紅學家”的許多人聞聲失色。

     “胡适考證派”的罵名最“盛”了，人皆畏而避之，敬鬼神而遠之。

    “紅學革命”的呼聲也不滿于以研究作者、版本為深切理解作品的重要前提的這個“考證派”，曾被認為是“山窮水盡”、“眼前無路想回頭”，呼喊“紅學革命”。

    這“命”怎麼“革”法呢？據說是要“回到文學創作上去”。

     這個“革命口号”和“宗旨”，充分表達了“革命”者對《紅樓夢》所以産生“紅學”的内在原因是不知重視的，對中華文學傳統的“知人論世”這條原則也是不太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