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說與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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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的入世并行。
中國一般知識分子年輕時積極關心世務和大衆，以天下為己任，當在現實環境中碰得頭破血流之後，有的仍然衣帶漸寬終不悔，有的不免趨于遁世與消極。
.. 我在三十歲稍過後開始寫武俠小說，所描寫的男主角為數衆多，個性和遭遇頗為繁複。
但寫到最後，男主角的結局通常不出于兩途：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或飄然而去，遁世隐居。
大概由于我從小就對範蠡、張良一類高人十分欽仰，而少年時代的颠沛流離使我一直渴望恬淡安泰的生活，所以不知不覺之間，我筆下郭靖、喬峰、康熙一類的人物寫得較少，多數以另一類的歸宿為結局。
從《書劍》的陳家洛、《碧血劍》的袁承志，以至《射雕》的王重陽、《倚天》的張無忌、《神雕》的楊過、《笑傲》的令狐沖、《天龍》的虛竹、段譽（他雖然做了大理國的皇帝，後來還是出家為僧），直到最後一部《鹿鼎記》仍是如此。
韋小寶貴為公爵，深得皇帝寵幸，還是選擇了逃避隐居。
結局如何，主要是根據人物的基本個性而發展出來。
重視責任和社會規範之人大緻走的是第一條路；追求個性解放之人多半會走第二條路。
..以兼善天下為目标的是我小說中的第一類男主角，第二類男主角則在努力一番之後遭到挫敗感意興闌珊，就獨善其身了。
“且自逍遙沒人管”（《天龍八部》的一句回目）是道家的理想，追求個性解放、自由灑脫，似乎另有一番積極意義。
儒家的“獨善其身”則有較強的道德内涵。
(14) 可見，即使都是隐居，也還有道家式和儒家式的不同。
金庸是注意了其間的區别，同時又采取兼容态度的。
這裡有必要考察一下《射雕英雄傳》和《神雕俠侶》中的郭靖形象。
一些研究者都把郭靖單純歸結為儒家文化的一個典型，這在我看來不免有些簡單。
郭靖身上當然有儒家思想的影響，但同時也有墨家文化的色彩，他是儒墨文化共育的典型。
儒墨兩家在春秋末戰國初都曾是顯學，思想亦有相通之處（都主張仁義）。
唐代韓愈曾說：“孔子必用墨，墨子必用孔；不相用，不足為孔墨！”然而具體到郭靖身上，墨家色彩或許更多些。
儒家和墨家雖然都主張“以天下為己任”，但墨家更重行，更加腳踏實地，埋頭苦幹。
墨子說：“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郭靖正是自覺地這樣做的。
他抗元幾十年，不畏勞苦，排除萬難，舍身救世。
墨家對戰争與和平這類關聯千千萬萬人的重大問題往往特别關心，墨子自己就止楚攻宋。
郭靖反對侵略戰争，反對成吉思汗殘殺百姓，也頗和墨家思想接近。
再有，郭靖在北方培養出的那種質樸、苦幹、實心眼、死心眼，也頗具墨家氣質。
儒家不像墨子之徒那麼傻。
除非在涉及氣節一類問題上，儒家一般并不主張拼命硬幹，他們有比較圓通的一面。
連孔子都說，“道不行則乘桴浮于海”；他還稱贊：“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
”(15)孟子也說：“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
”在這點上，儒家有點接近于道家，而不同于墨家。
對墨家，古人有雲： “墨子之徒，世謂熱腹”，“墨子之徒，專務救人”(16)，他們是一批熱心腸人，真會拼命硬幹的。
正因為這樣，墨家對後代的俠士頗有影響，許多遊俠源出墨家。
郭靖身上除有儒家文化的成分（包括他嚴厲制止楊過與師父小龍女戀愛）外，思想氣質更像墨家。
他至少是個兼容儒墨文化影響的俠士形象。
我們決不能僅憑一個英雄人物入世就認為是儒家，出世就認為是道家，實際情形相當複雜，要進行具體分析。
金庸自己在談到入世的俠士、英雄時，是把儒家、墨家并提的，他說：“中國的傳統思想是儒家與墨家，兩者都教人盡力為人，追求世事的公平合理，其極緻是‘殺身成仁，舍生取義’。
武俠小說的基本傳統，也就是表達這種哲學思想。
”(17)這段話寫在1989年，可見金庸從未對儒家絕望（嶽不群是僞君子，根本代表不了儒家），而是對儒墨同樣看重。
我們分析作品和人物時，實在需要細心一點。
如果說郭靖的俠義精神兼容墨儒兩種思想的話，那麼，《鹿鼎記》中的康熙，就可以說是融合了儒家與法家文化優長的“明君”形象。
康熙确實是《鹿鼎記》的真正主角。
金庸寫近乎愚忠的陳近南和帶點流氣的韋小寶時，都用了諷刺筆法，對吳三桂、沐王府、鄭克爽以及神龍教系統的人物更加不在話下，唯獨對康熙卻都是正面寫來。
小說從他與鳌拜的鬥争中寫了他經受磨練，漸次成長；從他與親人（順治、太後、建甯公主）的關系以及與韋小寶相處中寫出他睿智而又親切、富有人情味的一面。
康熙憂國憂時，勤政愛民，仁厚大度，盡量減輕百姓負擔。
得知台灣遭遇嚴重台風災害時，還要縮減宮中開支去赈濟。
有人為《明夷待訪錄》的事誣告黃宗羲，想陷之于文字獄，康熙為黃宗羲辯誣。
康熙治國也采取不少法家乃至縱橫家的辦法，如嚴于執法，講究權術智謀，甚至任用秘密情報人員等。
但他任用小人而不失控，不被小人牽着鼻子走，隻讓他們為自己所用。
對韋小寶，康熙早就派人暗中監視，後來當面揭破他的天地會香主身分，使韋小寶吓出一身冷汗，将他玩弄于股掌之中。
康熙曾在韋小寶面前坦誠地說：“我做中國皇帝，雖然說不上什麼堯舜禹湯，可是愛惜百姓，勵精圖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個比我更加好的？”這番話大體符合曆史真實，決非自我吹噓。
如果跳出狹隘的漢族立場，必須承認康熙合乎儒法兩家“聖君”的标準。
金庸對康熙的評價，事實上非常接近于曆史唯物主義。
讀《鹿鼎記》而隻看見一個韋小寶，看不見康熙，還認為金庸小說主人公文化程度越寫越低，或者認為金庸越到後來越是對傳統文化絕望，那真有點一葉障目，不見泰山了。
看來，《鹿鼎記》與金庸以前小說的不同，是在創作風格有所改變以及主人公從俠士換成了皇帝，而不在“為民造福”的精神或者對傳統文化的态度有什麼變化。
《鹿鼎記》的出現，标志着金庸的
中國一般知識分子年輕時積極關心世務和大衆，以天下為己任，當在現實環境中碰得頭破血流之後，有的仍然衣帶漸寬終不悔，有的不免趨于遁世與消極。
.. 我在三十歲稍過後開始寫武俠小說，所描寫的男主角為數衆多，個性和遭遇頗為繁複。
但寫到最後，男主角的結局通常不出于兩途：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或飄然而去，遁世隐居。
大概由于我從小就對範蠡、張良一類高人十分欽仰，而少年時代的颠沛流離使我一直渴望恬淡安泰的生活，所以不知不覺之間，我筆下郭靖、喬峰、康熙一類的人物寫得較少，多數以另一類的歸宿為結局。
從《書劍》的陳家洛、《碧血劍》的袁承志，以至《射雕》的王重陽、《倚天》的張無忌、《神雕》的楊過、《笑傲》的令狐沖、《天龍》的虛竹、段譽（他雖然做了大理國的皇帝，後來還是出家為僧），直到最後一部《鹿鼎記》仍是如此。
韋小寶貴為公爵，深得皇帝寵幸，還是選擇了逃避隐居。
結局如何，主要是根據人物的基本個性而發展出來。
重視責任和社會規範之人大緻走的是第一條路；追求個性解放之人多半會走第二條路。
..以兼善天下為目标的是我小說中的第一類男主角，第二類男主角則在努力一番之後遭到挫敗感意興闌珊，就獨善其身了。
“且自逍遙沒人管”（《天龍八部》的一句回目）是道家的理想，追求個性解放、自由灑脫，似乎另有一番積極意義。
儒家的“獨善其身”則有較強的道德内涵。
(14) 可見，即使都是隐居，也還有道家式和儒家式的不同。
金庸是注意了其間的區别，同時又采取兼容态度的。
這裡有必要考察一下《射雕英雄傳》和《神雕俠侶》中的郭靖形象。
一些研究者都把郭靖單純歸結為儒家文化的一個典型，這在我看來不免有些簡單。
郭靖身上當然有儒家思想的影響，但同時也有墨家文化的色彩，他是儒墨文化共育的典型。
儒墨兩家在春秋末戰國初都曾是顯學，思想亦有相通之處（都主張仁義）。
唐代韓愈曾說：“孔子必用墨，墨子必用孔；不相用，不足為孔墨！”然而具體到郭靖身上，墨家色彩或許更多些。
儒家和墨家雖然都主張“以天下為己任”，但墨家更重行，更加腳踏實地，埋頭苦幹。
墨子說：“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郭靖正是自覺地這樣做的。
他抗元幾十年，不畏勞苦，排除萬難，舍身救世。
墨家對戰争與和平這類關聯千千萬萬人的重大問題往往特别關心，墨子自己就止楚攻宋。
郭靖反對侵略戰争，反對成吉思汗殘殺百姓，也頗和墨家思想接近。
再有，郭靖在北方培養出的那種質樸、苦幹、實心眼、死心眼，也頗具墨家氣質。
儒家不像墨子之徒那麼傻。
除非在涉及氣節一類問題上，儒家一般并不主張拼命硬幹，他們有比較圓通的一面。
連孔子都說，“道不行則乘桴浮于海”；他還稱贊：“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
”(15)孟子也說：“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
”在這點上，儒家有點接近于道家，而不同于墨家。
對墨家，古人有雲： “墨子之徒，世謂熱腹”，“墨子之徒，專務救人”(16)，他們是一批熱心腸人，真會拼命硬幹的。
正因為這樣，墨家對後代的俠士頗有影響，許多遊俠源出墨家。
郭靖身上除有儒家文化的成分（包括他嚴厲制止楊過與師父小龍女戀愛）外，思想氣質更像墨家。
他至少是個兼容儒墨文化影響的俠士形象。
我們決不能僅憑一個英雄人物入世就認為是儒家，出世就認為是道家，實際情形相當複雜，要進行具體分析。
金庸自己在談到入世的俠士、英雄時，是把儒家、墨家并提的，他說：“中國的傳統思想是儒家與墨家，兩者都教人盡力為人，追求世事的公平合理，其極緻是‘殺身成仁，舍生取義’。
武俠小說的基本傳統，也就是表達這種哲學思想。
”(17)這段話寫在1989年，可見金庸從未對儒家絕望（嶽不群是僞君子，根本代表不了儒家），而是對儒墨同樣看重。
我們分析作品和人物時，實在需要細心一點。
如果說郭靖的俠義精神兼容墨儒兩種思想的話，那麼，《鹿鼎記》中的康熙，就可以說是融合了儒家與法家文化優長的“明君”形象。
康熙确實是《鹿鼎記》的真正主角。
金庸寫近乎愚忠的陳近南和帶點流氣的韋小寶時，都用了諷刺筆法，對吳三桂、沐王府、鄭克爽以及神龍教系統的人物更加不在話下，唯獨對康熙卻都是正面寫來。
小說從他與鳌拜的鬥争中寫了他經受磨練，漸次成長；從他與親人（順治、太後、建甯公主）的關系以及與韋小寶相處中寫出他睿智而又親切、富有人情味的一面。
康熙憂國憂時，勤政愛民，仁厚大度，盡量減輕百姓負擔。
得知台灣遭遇嚴重台風災害時，還要縮減宮中開支去赈濟。
有人為《明夷待訪錄》的事誣告黃宗羲，想陷之于文字獄，康熙為黃宗羲辯誣。
康熙治國也采取不少法家乃至縱橫家的辦法，如嚴于執法，講究權術智謀，甚至任用秘密情報人員等。
但他任用小人而不失控，不被小人牽着鼻子走，隻讓他們為自己所用。
對韋小寶，康熙早就派人暗中監視，後來當面揭破他的天地會香主身分，使韋小寶吓出一身冷汗，将他玩弄于股掌之中。
康熙曾在韋小寶面前坦誠地說：“我做中國皇帝，雖然說不上什麼堯舜禹湯，可是愛惜百姓，勵精圖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個比我更加好的？”這番話大體符合曆史真實，決非自我吹噓。
如果跳出狹隘的漢族立場，必須承認康熙合乎儒法兩家“聖君”的标準。
金庸對康熙的評價，事實上非常接近于曆史唯物主義。
讀《鹿鼎記》而隻看見一個韋小寶，看不見康熙，還認為金庸小說主人公文化程度越寫越低，或者認為金庸越到後來越是對傳統文化絕望，那真有點一葉障目，不見泰山了。
看來，《鹿鼎記》與金庸以前小說的不同，是在創作風格有所改變以及主人公從俠士換成了皇帝，而不在“為民造福”的精神或者對傳統文化的态度有什麼變化。
《鹿鼎記》的出現，标志着金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