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說與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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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王子，他自己對鐘靈說：從小“爹爹請了一位老師教我念四書五經、詩詞歌賦，請了一位高僧教我念佛經”(6)，可知很有些文化教養；喬峰、虛竹也都自小在少林寺受過一點教育；《笑傲江湖》中的令狐沖，文化上也比早先出現的楊過、狄雲、石破天等都要高；最後的《鹿鼎記》，主人公除韋小寶外，還應該算上一個康熙皇帝，那是金庸全部作品中文化程度最高的角色（金庸自己就在一篇文章中将康熙與郭靖、喬峰并列為“男主角”
(7)）。
金庸小說确有對中國傳統文化某些方面的批判，但決沒有陳墨先生所說的“非文化及反文化”的傾向。
至于金庸思想有沒有劉衛國先生所稱從儒家到道家又到佛家，終端卻是對傳統文化“徹底的絕望”這樣一個“流程” 呢？恐怕也不存在。
理由是金庸從《書劍恩仇錄》開始，實際上對傳統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墨家思想、道家思想都是既有肯定又有否定，既有吸取又有揚棄，既有繼承又有批判。
後來他又研讀佛經，也剖析世俗文化，卻同樣沒有全盤地接受，當然也無所謂“徹底的失望”。
金庸創作武俠小說，已過“而立”之年，中西文化根基大體已經打好，思想也趨于穩定和比較成熟，傳統文化在他的小說中是以綜合和融彙的形态存在的（這才使讀者感到他的小說具有豐富厚實的文化氣息），他不可能也不需要借小說創作先探索儒家思想，再探索道家思想，又探索佛家思想，而後探索市民文化與世俗文化，最終走向虛無、絕望。
這些說法恐怕都是研究者為追求建立某種“體系”而對金庸作品求之過深、走向偏頗的結果。
陳寅恪在為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所寫的審查報告中，曾說過一段發人深省的話：“今日之談中國古代哲學者，大抵即談其今日自身之哲學者也，所著之中國哲學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學史者也。
其言論愈有條理統系者，則去古人學說之真相愈遠。
”(8)這裡說的雖是古代哲學史研究，其實在方法論上有普遍意義，對金庸小說與金庸思想的研究也是同樣适用的。
二 我們說中國傳統文化在金庸小說裡是以綜合的形态存在的，這包括多層含義。
首先，指金庸小說中的傳統文化由多元所構成，儒、道、墨、法、釋乃至兵法家等各種思想成分都有。
金庸在不同的作品中出于不同的需要，通過藝術形象着重體現或發揮諸子百家中某一家、某幾家的若幹觀點，他本人卻似乎并不特别偏向或執著地信奉某家的思想。
金庸的傳統文化觀念本身就是多元融合。
因此，諸子百家的思想在金庸小說中往往不是單個地分離地存在的。
比方說，他的小說贊美了儒墨兩家的人生态度，同時卻又肯定了佛道兩家的哲理精神：采取一種儒墨與佛道互補的态度。
令狐沖那麼狂放灑脫，對師父卻總是畢恭畢敬，蒙冤受屈也不反抗，保持尊師重道的傳統道德，這既是人物性格的自然體現，也是金庸本人文化觀念的不自覺流露。
在愛國、重義、盡孝、尊師、守信這類基本道德觀念方面，金庸小說從儒墨兩家吸取很多，但在個人與社會相互關系的選擇上，作品又頗多佛道兩家的思想。
了解傳統文化問題上的這種多元性，是正确把握金庸小說内容、防止和避免簡單化論斷的關鍵之一。
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在我們今天看來，他們的學說各自代表社會要求的一個側面。
雖然相互間激烈地進行着争論和鬥争，卻并不一定是你死我活、互不相容的關系，倒是各有優長，可以相互補充。
儒家強調個人對社會應負的責任，主張從道德修身的自我完善方面來保證“禮治”、實行“仁政”，以維持既定的社會秩序。
孔子不贊成法治，而主張德治，他說：“道（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9)又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
”(10)可見，他認為主要應該從道德教育上解決問題（所謂“克己複禮為仁”）。
但道德教育當然不是萬能的，孔子沒有辦法時還是殺了少正卯。
在國家、社會的管理方面，強調法治的法家，必然是對儒家的重要修正和補充。
然而，如果像法家那樣隻靠片面的嚴刑峻法，“樂以刑殺為威”，社會也可以失去彈性和生機，結果就如秦代那樣“蒙罪者衆，刑戮相望于道”(11)，全國變成一個沒有圍牆的大監獄，終于民怨沸騰，二世而亡。
在這方面，不但儒家的“仁政”思想有合理性，道家尊崇自然、無為而治、愛惜民力、休養生息的主張更是對法家的重要補充。
漢初有一段時間實行黃老之學，那實際是“外道内法”，結果社會經濟就發展了，形成“文景之治”。
漢武帝表面獨尊儒家，同時卻任用酷吏，加強社會控制，這是“陽儒陰法”，用漢宣帝的話來說也叫做“霸王道雜之”(12)——“霸道”指法，“王道”指儒。
至于縱橫家的外交策略，兵法家的戰略戰術，當然也是國家管理的一個方面的需要。
墨家在人生态度上非常入世，接近于儒，但它似乎更密切關心下層勞動者、小生産者的利益，喜歡幹預社會上不平之事，它的尚俠精神在漢武帝時代受到重大打擊（不少俠士被殺）。
後來傳入的佛教，在抑制人的貪欲、安定社會秩序、闡釋人生哲理方面，也都有重要作用。
總之，各家之學都有其合理性，也都有其局限性，如能互相補充，融會優長，體現文化生态平衡的要求，完全有可能在社會治理上取得輝煌的成功。
曾國藩号稱大儒，實際上吸取百家，他曾說：“若遊心能如老莊之虛靜，治身能如墨翟之勤儉，齊民能如管商之嚴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補之，則諸子皆可師，不可棄也。
”(13)這話很有道理。
金庸小說正是兼容儒、墨、釋、道、法各家的。
他的許多主人公，曾經出生入死，行俠仗義，豪氣幹雲，最後卻又飄然而去，遁世而居，既踐儒墨之旨，複遵釋道之教。
金庸在1989年寫的一篇文章中曾說：漢唐之後佛法和道家思想盛行，中國人的思想也為之一變，佛道的出世和儒
金庸小說确有對中國傳統文化某些方面的批判，但決沒有陳墨先生所說的“非文化及反文化”的傾向。
至于金庸思想有沒有劉衛國先生所稱從儒家到道家又到佛家，終端卻是對傳統文化“徹底的絕望”這樣一個“流程” 呢？恐怕也不存在。
理由是金庸從《書劍恩仇錄》開始，實際上對傳統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墨家思想、道家思想都是既有肯定又有否定，既有吸取又有揚棄，既有繼承又有批判。
後來他又研讀佛經，也剖析世俗文化，卻同樣沒有全盤地接受，當然也無所謂“徹底的失望”。
金庸創作武俠小說，已過“而立”之年，中西文化根基大體已經打好，思想也趨于穩定和比較成熟，傳統文化在他的小說中是以綜合和融彙的形态存在的（這才使讀者感到他的小說具有豐富厚實的文化氣息），他不可能也不需要借小說創作先探索儒家思想，再探索道家思想，又探索佛家思想，而後探索市民文化與世俗文化，最終走向虛無、絕望。
這些說法恐怕都是研究者為追求建立某種“體系”而對金庸作品求之過深、走向偏頗的結果。
陳寅恪在為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所寫的審查報告中，曾說過一段發人深省的話：“今日之談中國古代哲學者，大抵即談其今日自身之哲學者也，所著之中國哲學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學史者也。
其言論愈有條理統系者，則去古人學說之真相愈遠。
”(8)這裡說的雖是古代哲學史研究，其實在方法論上有普遍意義，對金庸小說與金庸思想的研究也是同樣适用的。
二 我們說中國傳統文化在金庸小說裡是以綜合的形态存在的，這包括多層含義。
首先，指金庸小說中的傳統文化由多元所構成，儒、道、墨、法、釋乃至兵法家等各種思想成分都有。
金庸在不同的作品中出于不同的需要，通過藝術形象着重體現或發揮諸子百家中某一家、某幾家的若幹觀點，他本人卻似乎并不特别偏向或執著地信奉某家的思想。
金庸的傳統文化觀念本身就是多元融合。
因此，諸子百家的思想在金庸小說中往往不是單個地分離地存在的。
比方說，他的小說贊美了儒墨兩家的人生态度，同時卻又肯定了佛道兩家的哲理精神：采取一種儒墨與佛道互補的态度。
令狐沖那麼狂放灑脫，對師父卻總是畢恭畢敬，蒙冤受屈也不反抗，保持尊師重道的傳統道德，這既是人物性格的自然體現，也是金庸本人文化觀念的不自覺流露。
在愛國、重義、盡孝、尊師、守信這類基本道德觀念方面，金庸小說從儒墨兩家吸取很多，但在個人與社會相互關系的選擇上，作品又頗多佛道兩家的思想。
了解傳統文化問題上的這種多元性，是正确把握金庸小說内容、防止和避免簡單化論斷的關鍵之一。
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在我們今天看來，他們的學說各自代表社會要求的一個側面。
雖然相互間激烈地進行着争論和鬥争，卻并不一定是你死我活、互不相容的關系，倒是各有優長，可以相互補充。
儒家強調個人對社會應負的責任，主張從道德修身的自我完善方面來保證“禮治”、實行“仁政”，以維持既定的社會秩序。
孔子不贊成法治，而主張德治，他說：“道（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9)又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
”(10)可見，他認為主要應該從道德教育上解決問題（所謂“克己複禮為仁”）。
但道德教育當然不是萬能的，孔子沒有辦法時還是殺了少正卯。
在國家、社會的管理方面，強調法治的法家，必然是對儒家的重要修正和補充。
然而，如果像法家那樣隻靠片面的嚴刑峻法，“樂以刑殺為威”，社會也可以失去彈性和生機，結果就如秦代那樣“蒙罪者衆，刑戮相望于道”(11)，全國變成一個沒有圍牆的大監獄，終于民怨沸騰，二世而亡。
在這方面，不但儒家的“仁政”思想有合理性，道家尊崇自然、無為而治、愛惜民力、休養生息的主張更是對法家的重要補充。
漢初有一段時間實行黃老之學，那實際是“外道内法”，結果社會經濟就發展了，形成“文景之治”。
漢武帝表面獨尊儒家，同時卻任用酷吏，加強社會控制，這是“陽儒陰法”，用漢宣帝的話來說也叫做“霸王道雜之”(12)——“霸道”指法，“王道”指儒。
至于縱橫家的外交策略，兵法家的戰略戰術，當然也是國家管理的一個方面的需要。
墨家在人生态度上非常入世，接近于儒，但它似乎更密切關心下層勞動者、小生産者的利益，喜歡幹預社會上不平之事，它的尚俠精神在漢武帝時代受到重大打擊（不少俠士被殺）。
後來傳入的佛教，在抑制人的貪欲、安定社會秩序、闡釋人生哲理方面，也都有重要作用。
總之，各家之學都有其合理性，也都有其局限性，如能互相補充，融會優長，體現文化生态平衡的要求，完全有可能在社會治理上取得輝煌的成功。
曾國藩号稱大儒，實際上吸取百家，他曾說：“若遊心能如老莊之虛靜，治身能如墨翟之勤儉，齊民能如管商之嚴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補之，則諸子皆可師，不可棄也。
”(13)這話很有道理。
金庸小說正是兼容儒、墨、釋、道、法各家的。
他的許多主人公，曾經出生入死，行俠仗義，豪氣幹雲，最後卻又飄然而去，遁世而居，既踐儒墨之旨，複遵釋道之教。
金庸在1989年寫的一篇文章中曾說：漢唐之後佛法和道家思想盛行，中國人的思想也為之一變，佛道的出世和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