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說與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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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野由武俠小說向曆史小說轉移。
聽說金庸現在正準備寫秦末漢初的曆史小說，這一意願如能實現，那麼《鹿鼎記》就不像過去所說是金庸小說創作的“封筆”或“結束”，而恰恰成為一個新的創作階段的開端。
三 我們說傳統文化在金庸小說中以綜合的形态存在，其次一層含義，是指金庸常常将傳統文化的優長和缺失，開放和封閉，豐富和貧弱，值得弘揚和必須變革的兩個方面，幾乎同時呈現在形象的圖畫中。
金庸對傳統文化很有感情。
他曾自豪地引用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的話，稱“中國文明曆史悠久且連續不斷，是世界唯一的”(18)。
在一篇講演中，金庸極有見地地說：“從西周開始，我們已有了一個嚴密的宗法社會制度。
後世講到中國封建社會，總認為封建的宗法制度很束縛人的思想，很束縛人的行為，其實這種宗法制度也有它的曆史作用，我們民族由于有了嚴密的繼承制度，從而避免了内部的争鬥和戰争。
”(19)他認為這是中華民族保持穩定和強盛的一個重要原因。
他還盛贊中國曆史上尤其漢代和唐代的開放政策，說唐朝宰相至少有二十三個是胡人；正是對外族的開放和融合，促使中華民族得以壯大。
但金庸也冷靜客觀地用科學理性精神考察中國曆史，正視傳統文化中的消極方面。
他指出：從明朝起，“中國開始落後了。
我想其中原因，一個是政治上的專制，對人民的思想控制很嚴，一點也不自由開放，動不動滿門抄斬，株連九族，吓得人們不敢亂說亂動，全部權力控制在皇帝一人手裡。
另一個原因就是明朝對付不了日本倭寇的入侵，便異想天開，實行所謂海禁，把航海的船隻全部燒掉，以為如此一來就能斷絕與倭寇的來往，餓死倭寇。
這是對日本完全不了解。
這種愚蠢的禁令，當然是永樂皇帝之後、鄭和下西洋之後的事情了。
明朝一實行封鎖，整個國力便開始衰退”(20)。
金庸在小說中，正是對傳統文化采取了分析的态度，既有贊揚，也有批判，既有吸收，也有揚棄，既有總體上的較多肯定，也有分體上的強烈否定。
他沒有簡單地全盤接受，更不是虛無地全面排斥。
以對儒家的态度而言：金庸在短篇《鴛鴦刀》的結尾，點出“仁者無敵” 的思想，構成全篇的主題，這當然是在贊美儒家學說。
《射雕英雄傳》中，郭靖與成吉思汗關于什麼樣的人能算英雄的争論，當然也是從儒家“德治” 觀念衍生出來的，同樣是對“仁政”思想的歌頌。
小說還寫到西毒歐陽鋒有一次路過書院，聽見一個書生正在講學，勸人要做忠臣孝子。
歐陽鋒聽得厭煩，就把這書生殺了。
他想起黃藥師和他并稱東邪西毒，一定氣味相投，就把書生的頭顱送給黃藥師。
不料黃藥師大發脾氣，說自己平生最敬重的，就是忠臣孝子，埋了頭顱之後，還恭恭敬敬作了三個揖。
歐陽鋒嘲笑黃藥師徒有虛名，原來也是個拘守禮法之人，黃藥師正色答道：忠孝是大節所在。
可見，金庸對儒家某些重要道德規範是接受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不全面肯定儒家的思想，有時甚至采取了嘲諷的态度。
《射雕英雄傳》第三十回寫到郭靖馱着黃蓉為求“南帝”段皇爺療傷而連闖漁、樵、耕、讀四關，就有這樣一段描述與對話： 那書生..于是說道：“姑娘文才雖佳，行止卻是有虧。
”黃蓉道：“倒要請教。
”那書生道：“《孟子》書中有雲：‘男女授受不親，禮也。
’瞧姑娘是位閨女，與這位小哥并非夫妻，卻何以由他負在背上？孟夫子說嫂溺，叔可援之以手。
姑娘既沒有掉在水裡，又非這小哥的嫂子，這樣背着抱着，實在大違禮教。
” 黃蓉心道：“哼，靖哥哥和我再好，别人總知道他不是我丈夫。
陸乘風陸師哥這麼說，這位狀元公又這麼說。
”當下小嘴一扁，說道：“孟夫子最愛胡說八道，他的話怎麼也信得的？” 那書生怒道：“孟夫子是大聖大賢，他的話怎麼信不得？”黃蓉笑吟道： “乞丐何曾有二妻？鄰家焉得許多雞？當時尚有周天子，何事紛紛說魏齊？”那書生越想越對，呆在當地，半晌說不出話來。
原來這首詩是黃藥師所作，他非湯武、薄周孔，對聖賢傳下來的言語，挖空了心思加以駁斥嘲諷，曾作了不少詩詞歌賦來譏刺孔孟。
孟子講過一個故事，說齊人有一妻一妾而去乞讨殘羹冷飯，又說有一個人每天要偷鄰家一隻雞。
黃藥師就說這兩個故事是騙人的。
這首詩最後兩句言道：戰國之時，周天子尚在，孟子何以不去輔佐王室，卻去向梁惠王、齊宣王求官做？這未免大違于聖賢之道。
(21)小說借黃蓉之口嘲諷了儒家的亞聖孟子以及男女授受不親這套陳腐觀念。
同書第三十一回，當一燈大師說到将瑛姑送給周伯通，“我确是甘願割愛相贈，豈有他意？自古道：兄弟如手足，夫妻如衣服。
區區一個女子，又當得什麼大事？”黃蓉急道：“呸，呸，伯伯，你瞧不起女子，這幾句話簡直胡說八道。
”(22)又是對儒家觀念給予一頓批駁。
這些都體現了小說作者的思想。
《鹿鼎記》中，金庸在通過康熙形象肯定儒家“仁政”思想的同時，也特意設計了顧炎武等向韋小寶“勸進”的情節，微微諷刺了儒家在民族問題上奉行大漢族主義的“迂”（并非真要否定知識分子，相反，金庸借康熙之口對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給予很高評價）。
試想，如果真的由韋小寶而不是由康熙來當皇帝，那中國政治将會是一種什麼樣的局面，中國近三百年曆史又将怎樣寫出？金庸前兩年在一篇講演中曾說： 過去的曆史家都說蠻夷戎狄、五胡亂華，滿洲人侵領我中華，大好山河淪亡于異族等等，這個觀念要改一改。
我想寫幾篇曆史文章，說少數民族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北魏、元朝、清朝隻是少數派執政，談不上中華亡于異族，隻是“輪流做莊”。
滿洲人建立清朝執政，肯定比明朝好得多。
這些觀念我在小說中發揮得很多..。
(23) 我們還可以舉出金庸對袁崇煥悲劇所作的剖
聽說金庸現在正準備寫秦末漢初的曆史小說，這一意願如能實現，那麼《鹿鼎記》就不像過去所說是金庸小說創作的“封筆”或“結束”，而恰恰成為一個新的創作階段的開端。
三 我們說傳統文化在金庸小說中以綜合的形态存在，其次一層含義，是指金庸常常将傳統文化的優長和缺失，開放和封閉，豐富和貧弱，值得弘揚和必須變革的兩個方面，幾乎同時呈現在形象的圖畫中。
金庸對傳統文化很有感情。
他曾自豪地引用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的話，稱“中國文明曆史悠久且連續不斷，是世界唯一的”(18)。
在一篇講演中，金庸極有見地地說：“從西周開始，我們已有了一個嚴密的宗法社會制度。
後世講到中國封建社會，總認為封建的宗法制度很束縛人的思想，很束縛人的行為，其實這種宗法制度也有它的曆史作用，我們民族由于有了嚴密的繼承制度，從而避免了内部的争鬥和戰争。
”(19)他認為這是中華民族保持穩定和強盛的一個重要原因。
他還盛贊中國曆史上尤其漢代和唐代的開放政策，說唐朝宰相至少有二十三個是胡人；正是對外族的開放和融合，促使中華民族得以壯大。
但金庸也冷靜客觀地用科學理性精神考察中國曆史，正視傳統文化中的消極方面。
他指出：從明朝起，“中國開始落後了。
我想其中原因，一個是政治上的專制，對人民的思想控制很嚴，一點也不自由開放，動不動滿門抄斬，株連九族，吓得人們不敢亂說亂動，全部權力控制在皇帝一人手裡。
另一個原因就是明朝對付不了日本倭寇的入侵，便異想天開，實行所謂海禁，把航海的船隻全部燒掉，以為如此一來就能斷絕與倭寇的來往，餓死倭寇。
這是對日本完全不了解。
這種愚蠢的禁令，當然是永樂皇帝之後、鄭和下西洋之後的事情了。
明朝一實行封鎖，整個國力便開始衰退”(20)。
金庸在小說中，正是對傳統文化采取了分析的态度，既有贊揚，也有批判，既有吸收，也有揚棄，既有總體上的較多肯定，也有分體上的強烈否定。
他沒有簡單地全盤接受，更不是虛無地全面排斥。
以對儒家的态度而言：金庸在短篇《鴛鴦刀》的結尾，點出“仁者無敵” 的思想，構成全篇的主題，這當然是在贊美儒家學說。
《射雕英雄傳》中，郭靖與成吉思汗關于什麼樣的人能算英雄的争論，當然也是從儒家“德治” 觀念衍生出來的，同樣是對“仁政”思想的歌頌。
小說還寫到西毒歐陽鋒有一次路過書院，聽見一個書生正在講學，勸人要做忠臣孝子。
歐陽鋒聽得厭煩，就把這書生殺了。
他想起黃藥師和他并稱東邪西毒，一定氣味相投，就把書生的頭顱送給黃藥師。
不料黃藥師大發脾氣，說自己平生最敬重的，就是忠臣孝子，埋了頭顱之後，還恭恭敬敬作了三個揖。
歐陽鋒嘲笑黃藥師徒有虛名，原來也是個拘守禮法之人，黃藥師正色答道：忠孝是大節所在。
可見，金庸對儒家某些重要道德規範是接受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不全面肯定儒家的思想，有時甚至采取了嘲諷的态度。
《射雕英雄傳》第三十回寫到郭靖馱着黃蓉為求“南帝”段皇爺療傷而連闖漁、樵、耕、讀四關，就有這樣一段描述與對話： 那書生..于是說道：“姑娘文才雖佳，行止卻是有虧。
”黃蓉道：“倒要請教。
”那書生道：“《孟子》書中有雲：‘男女授受不親，禮也。
’瞧姑娘是位閨女，與這位小哥并非夫妻，卻何以由他負在背上？孟夫子說嫂溺，叔可援之以手。
姑娘既沒有掉在水裡，又非這小哥的嫂子，這樣背着抱着，實在大違禮教。
” 黃蓉心道：“哼，靖哥哥和我再好，别人總知道他不是我丈夫。
陸乘風陸師哥這麼說，這位狀元公又這麼說。
”當下小嘴一扁，說道：“孟夫子最愛胡說八道，他的話怎麼也信得的？” 那書生怒道：“孟夫子是大聖大賢，他的話怎麼信不得？”黃蓉笑吟道： “乞丐何曾有二妻？鄰家焉得許多雞？當時尚有周天子，何事紛紛說魏齊？”那書生越想越對，呆在當地，半晌說不出話來。
原來這首詩是黃藥師所作，他非湯武、薄周孔，對聖賢傳下來的言語，挖空了心思加以駁斥嘲諷，曾作了不少詩詞歌賦來譏刺孔孟。
孟子講過一個故事，說齊人有一妻一妾而去乞讨殘羹冷飯，又說有一個人每天要偷鄰家一隻雞。
黃藥師就說這兩個故事是騙人的。
這首詩最後兩句言道：戰國之時，周天子尚在，孟子何以不去輔佐王室，卻去向梁惠王、齊宣王求官做？這未免大違于聖賢之道。
(21)小說借黃蓉之口嘲諷了儒家的亞聖孟子以及男女授受不親這套陳腐觀念。
同書第三十一回，當一燈大師說到将瑛姑送給周伯通，“我确是甘願割愛相贈，豈有他意？自古道：兄弟如手足，夫妻如衣服。
區區一個女子，又當得什麼大事？”黃蓉急道：“呸，呸，伯伯，你瞧不起女子，這幾句話簡直胡說八道。
”(22)又是對儒家觀念給予一頓批駁。
這些都體現了小說作者的思想。
《鹿鼎記》中，金庸在通過康熙形象肯定儒家“仁政”思想的同時，也特意設計了顧炎武等向韋小寶“勸進”的情節，微微諷刺了儒家在民族問題上奉行大漢族主義的“迂”（并非真要否定知識分子，相反，金庸借康熙之口對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給予很高評價）。
試想，如果真的由韋小寶而不是由康熙來當皇帝，那中國政治将會是一種什麼樣的局面，中國近三百年曆史又将怎樣寫出？金庸前兩年在一篇講演中曾說： 過去的曆史家都說蠻夷戎狄、五胡亂華，滿洲人侵領我中華，大好山河淪亡于異族等等，這個觀念要改一改。
我想寫幾篇曆史文章，說少數民族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北魏、元朝、清朝隻是少數派執政，談不上中華亡于異族，隻是“輪流做莊”。
滿洲人建立清朝執政，肯定比明朝好得多。
這些觀念我在小說中發揮得很多..。
(23) 我們還可以舉出金庸對袁崇煥悲劇所作的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