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文壇四大高手縱論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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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的。
再往後是《三俠五義》，然後就是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等，20世紀三四十年代出現了像還珠樓主等武俠小說家，可以說是武俠小說發展的一大高峰。
1949年後，由于各種原因，武俠小說在中國内地停止了發展，20世紀50年代開始禁止出版發行武俠小說，武俠小說創作在大陸上斷檔了四五十年。
與此同時，在香港這個商品社會的特殊環境下，出現了以金庸、梁羽生、古龍為代表的新武俠小說。
這些武俠小說繼承了過去的某些武俠小說的優點，又進一步在深度、廣度上作了很大發展。
金庸小說中透露出來的深邃的中國傳統文化比較多，而且作品的思想境界也比以前的武俠小說高，在人物的藝術塑造上也有很大突破。
可以說，金庸小說是在特殊年代、特殊環境中産生的。
現在有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就是，金庸小說擁有衆多的讀者群。
從橫向來看，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說，從讀者的文化層次上來看也非常廣泛，政府官員、公司職員、學生、教師等，都非常喜歡他的作品。
這是個客觀現實，無法抹殺。
我們應該好好思考一下，金庸的作品為什麼會擁有這麼多的讀者？ 金庸在中國文學史上已經留下了自己獨特的一筆。
寫中國通俗文學史、中國文學史等，都應該提起武俠小說，提起金庸。
金庸在30年前寫的《鹿鼎記》是他最後一部、也是成就最高的一部作品，至今無人超越。
當然，金庸作為中國武俠小說的集大成者，除了他本身的文化高度和成就外，也借助了特殊的時代優勢，如50年代香港的文化格局，他對古典文化的依賴以及他吸收現代信息、傳播時代的力量等，這都是張恨水等舊派通俗文學作家不可能達到的成就。
我們正處在文學的多元化時代，我們在承認金庸小說的曆史地位、文學地位、現實地位的同時，還應該看到它作為武俠小說的局限。
有位朋友說，你們還在把金庸先生的作品當作武俠小說，他的作品其實已經不是武俠小說了。
我認為，金庸的小說始終就是武俠小說，盡管他的小說曆史積累非常深厚，文化底蘊也非常深刻。
但他寫的就是武俠小說，他虛構了一個實際上并不存在的江湖，這個江湖是萬能的，可以支配社會的發展。
通過金庸小說，盡管可以反映和折射社會的某些風貌，但畢竟不是直接反映，這樣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廣度上就不可避免地存在某種局限。
金庸是一位出色的作家，他的某些小說篇章可以進入到教科書裡，但說到底，他隻是中國的大仲馬。
大仲馬以他的《基督山恩仇記》等作品聞世，大仲馬有他的讀者群，但他畢竟不是巴爾紮克，不是雨果。
大仲馬有大仲馬的優點，但他不是法國文學史的全部，法國有許多比大仲馬成就更高的作家。
金庸在中國也是一樣。
因此，把金庸推崇到了極緻也不好，不是一個民族素質高的表現。
我在華山上跟金庸先生談話時，提到他的作品中有《鹿鼎記》，可山下的陳忠實有《白鹿原》；金庸先生虛構了一個江湖世界，而路遙則創作了一部《平凡的世界》。
如果過多地沉迷在虛拟的武俠世界裡，有可能會使我們更加迷惘，會把自己真實的世界忘掉。
因此，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讀武俠小說成風未必是一件好事。
肖雲儒(評論家、陝西省文聯副主席) 從文化上理解金庸，從大衆層面上來說，他的小說表現了生命極限之美，自然山川之美，求索解惑之美，浪漫想象之美，幽默調侃之美，現代解構之美，純情摯愛之美。
從精英層面上表現為，它展示了文化中國之美，把儒、釋、道、俠，琴棋書畫、漁樵耕讀融入到自己作品中，把中國人的俠義精神、被廟堂曆史所遺忘的武俠精神用審美形态載入了文字裡面，把野史雜記當中的民間生存狀态描繪了出來，給我們提供了一幅民間曆史的畫卷。
金庸對我們的民族精神很有發現。
他把武俠的“武”字作了重新诠釋，就是止戈為武，不是用武力去制止武力，這是武力的最高境界，以無招勝有招。
實際上說的是中國人在武力鬥争中體現的兼愛和非攻精神，希望和平的精神。
在這一方面他發掘得比較深刻。
金庸先生還發掘了誠信。
在他的筆下，不管多壞的人，包括西毒歐陽鋒等，盡管他們在道德判斷上有各種高下，但在誠信上卻很嚴格，體現了中國人重信守諾的精神。
金庸先生的另一個發掘就是重倫重友。
他把倫理精神放到行政關系之上，甚至于棄官崇交。
他發掘了我們民族性格中的這一部分。
再往後是《三俠五義》，然後就是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等，20世紀三四十年代出現了像還珠樓主等武俠小說家，可以說是武俠小說發展的一大高峰。
1949年後，由于各種原因，武俠小說在中國内地停止了發展，20世紀50年代開始禁止出版發行武俠小說，武俠小說創作在大陸上斷檔了四五十年。
與此同時，在香港這個商品社會的特殊環境下，出現了以金庸、梁羽生、古龍為代表的新武俠小說。
這些武俠小說繼承了過去的某些武俠小說的優點，又進一步在深度、廣度上作了很大發展。
金庸小說中透露出來的深邃的中國傳統文化比較多，而且作品的思想境界也比以前的武俠小說高，在人物的藝術塑造上也有很大突破。
可以說，金庸小說是在特殊年代、特殊環境中産生的。
現在有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就是，金庸小說擁有衆多的讀者群。
從橫向來看，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說，從讀者的文化層次上來看也非常廣泛，政府官員、公司職員、學生、教師等，都非常喜歡他的作品。
這是個客觀現實，無法抹殺。
我們應該好好思考一下，金庸的作品為什麼會擁有這麼多的讀者？ 金庸在中國文學史上已經留下了自己獨特的一筆。
寫中國通俗文學史、中國文學史等，都應該提起武俠小說，提起金庸。
金庸在30年前寫的《鹿鼎記》是他最後一部、也是成就最高的一部作品，至今無人超越。
當然，金庸作為中國武俠小說的集大成者，除了他本身的文化高度和成就外，也借助了特殊的時代優勢，如50年代香港的文化格局，他對古典文化的依賴以及他吸收現代信息、傳播時代的力量等，這都是張恨水等舊派通俗文學作家不可能達到的成就。
我們正處在文學的多元化時代，我們在承認金庸小說的曆史地位、文學地位、現實地位的同時，還應該看到它作為武俠小說的局限。
有位朋友說，你們還在把金庸先生的作品當作武俠小說，他的作品其實已經不是武俠小說了。
我認為，金庸的小說始終就是武俠小說，盡管他的小說曆史積累非常深厚，文化底蘊也非常深刻。
但他寫的就是武俠小說，他虛構了一個實際上并不存在的江湖，這個江湖是萬能的，可以支配社會的發展。
通過金庸小說，盡管可以反映和折射社會的某些風貌，但畢竟不是直接反映，這樣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廣度上就不可避免地存在某種局限。
金庸是一位出色的作家，他的某些小說篇章可以進入到教科書裡，但說到底，他隻是中國的大仲馬。
大仲馬以他的《基督山恩仇記》等作品聞世，大仲馬有他的讀者群，但他畢竟不是巴爾紮克，不是雨果。
大仲馬有大仲馬的優點，但他不是法國文學史的全部，法國有許多比大仲馬成就更高的作家。
金庸在中國也是一樣。
因此，把金庸推崇到了極緻也不好，不是一個民族素質高的表現。
我在華山上跟金庸先生談話時，提到他的作品中有《鹿鼎記》，可山下的陳忠實有《白鹿原》；金庸先生虛構了一個江湖世界，而路遙則創作了一部《平凡的世界》。
如果過多地沉迷在虛拟的武俠世界裡，有可能會使我們更加迷惘，會把自己真實的世界忘掉。
因此，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讀武俠小說成風未必是一件好事。
肖雲儒(評論家、陝西省文聯副主席) 從文化上理解金庸，從大衆層面上來說，他的小說表現了生命極限之美，自然山川之美，求索解惑之美，浪漫想象之美，幽默調侃之美，現代解構之美，純情摯愛之美。
從精英層面上表現為，它展示了文化中國之美，把儒、釋、道、俠，琴棋書畫、漁樵耕讀融入到自己作品中，把中國人的俠義精神、被廟堂曆史所遺忘的武俠精神用審美形态載入了文字裡面，把野史雜記當中的民間生存狀态描繪了出來，給我們提供了一幅民間曆史的畫卷。
金庸對我們的民族精神很有發現。
他把武俠的“武”字作了重新诠釋，就是止戈為武，不是用武力去制止武力，這是武力的最高境界，以無招勝有招。
實際上說的是中國人在武力鬥争中體現的兼愛和非攻精神，希望和平的精神。
在這一方面他發掘得比較深刻。
金庸先生還發掘了誠信。
在他的筆下，不管多壞的人，包括西毒歐陽鋒等，盡管他們在道德判斷上有各種高下，但在誠信上卻很嚴格，體現了中國人重信守諾的精神。
金庸先生的另一個發掘就是重倫重友。
他把倫理精神放到行政關系之上，甚至于棄官崇交。
他發掘了我們民族性格中的這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