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說看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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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他們的參與是形勢造成，退出也是出于被動。
金庸自己最喜愛的模範是範蠡，但範蠡不是“碰到頭破血流”之後飄然引退，他是功成身退，越王複國，他的責任也完成了，他要“退休”，又有誰能反對？我們隻能贊賞他不貪戀富貴，懂得急流勇退，更羨慕他能與心愛的人遁迹湖山，在淡泊中享其馀年。
退隐還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在今天的香港，這不是一個理論上的問題，而是最現實、最逼切的問題：九七當前，去還是留？去的不一定是自私，因為總要有人表達人類熱愛自由這個訊息，去，也是一種行動的抗議。
另一方面，留的也不一定是天真、樂觀或愚蠢，甚至未必是過度浪漫地以天下為己任，有時一個人的性情，就是雖然明知有危險也不忍離開的。
香港的去留問題比金庸小說的情境更加複雜，因為多了一層顧慮，就是去的人可能會打擊别人的信心；另一個問題是，留的人以為自己會留下去，于是領導其他人走上留的路向，如果他自己忽然飄然引退，他是不是應該要對這些人負責？ 三種出世 以天下為己任、社會責任心太重的人，弱點是過分認真，把一己的行為看得過于重要，也可以說，太過自我中心了。
武俠小說是英雄主義的故事，英雄、領袖，在他們的時代和社會之中，或者有不可代替的地位，普通人是不是應以英雄的人生觀為人生觀，是一個很深奧的問題。
現代管理學的格言是：沒有人是無可代替的。
到最後，殺身成仁已不是對社會的責任，而是一種極端個人的、對道德完美的追求。
“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從個人的觀點看，就是甯為玉碎、不為瓦全，與社會後果一點關系也沒有。
奇怪的是，從這個角度看，金庸最出世的一位英雄，跟“衣帶漸寬終不悔”的最入世的英雄，本質上完全一樣。
我是指令狐沖這個從頭到尾都對政治全無興趣的人。
他從頭到尾拒絕做任何組織的領袖，勉為其難地暫時做一下恒山掌門，也做得一塌糊塗；他根本沒有領導才能，根本完全沒有想過以天下為己任。
他看到各路人馬怎樣處心積慮要“一統江湖”，下意識的反應就是快點退出。
他隻願意在琴、劍、投合的伴侶之間，與世無争地度過一生。
然而，令狐沖是個天生的道德完美主義者，天生一副甯為玉碎、不為瓦全的脾性。
他外表不修邊幅，态度散漫不羁，但是在道德情操上，他絕對是個視最高标準為當然的人。
令狐沖是金庸小說唯一的一個徹頭徹尾出世的英雄，但金庸小說裡，出世的人生觀并不是一種，而是可以分為幾個層次。
“退隐”是一個層次，這包括了以天下為己任一番之後的退隐，和從未有過以天下為己任的退隐。
第二個層次是佛、道思想的出世，其中佛與道又不互相同。
道家式出世的代表人物有周伯通、小龍女；佛家式的出世，例子更加普遍，比如勸喻喬峰放棄報仇的智光大師，一舉而渡蕭遠山、慕容博兩人的無名老僧等等。
第三種“出世”，是與佛、道都不相同的浪漫思想，就是《倚天屠龍記》裡明教的信仰：“到頭這一身，難逃那一日。
受用了一朝，一朝便宜。
百歲光陰，七十者稀。
急急流年，滔滔逝水。
”小龍女與周伯通照徐複觀先生在《中國藝術精神》一書裡所說，道家的人生态度，其中就是“藝術地人生”，即是說，以藝術精神看人生。
藝術精神的要點是在于追求自然，追求個性的解放，發揮事物、個人的本質，在淋漓盡緻的發揮中體驗到快樂和達到美的境界。
這個人生态度，與儒家重仁義的人生态度最徹底的分别，是在于以儒家的人生态度，一舉一動都要顧及對社會的影響、發自做人的責任，但道家卻完全不講究“用”、“目的”、“責任”這些東西。
為藝術而藝術，為生活而生活，為存在而存在，無拘無束，就是道家“出世”的人生觀。
我從徐先生的解說中，看到一動一靜的兩個體現這種人生态度的方式，動的以“遊”為典型，而靜的典型就是柔美的形象。
在金庸的小說中，恰巧周伯通就代表了動的道家人生态度，而小龍女則代表了靜的一面。
周伯通視人世如一個大遊樂場，他陸上玩厭了就到海上遨遊，一個人雙手互搏也可以大玩特玩。
而小龍女不食人間煙火、不沾七情六欲的“豔極無雙”，就如莊子所說的姑射仙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
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
不食五谷，吸風飲露。
乘雲氣，禦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
” 徐先生解釋說，這是描寫“柔靜高深之美的精神的自由活動”。
熟讀金庸小說的讀者會記得，在《倚天屠龍記》卷首，金庸就引了一首丘處機所作的詞〈無俗念〉，說是贊譽小龍女的，其中就有“渾似姑射真人，天姿靈秀，意氣殊高潔”的字句。
《神雕俠侶》之中，周伯通與小龍女一見面便十分投合，但又全無瓜葛，因為他們是同一類極清淡的人。
但完全出世的人生觀，似乎無法成為金庸小說裡的一個主流思想。
它的作用，其實是烘托出“仁義為先”的入世人生觀。
楊過深戀小龍女，就如極入世的知識分子（如金庸），對放下一切社會責任而退隐，“且自逍遙沒人管”的無限向往。
慈悲為懷 《神雕俠侶》第三十回，小龍女初會一燈大師，楊過感覺到，小龍女與一燈相互知心，是自己與小龍女從來沒有的。
金庸是不是說，佛、道對人生的看法相近，反而是與入世的儒、墨人生态度格格不入？我認為不是。
一燈與小龍女心意相通之處，不過是在于看淡生死，但是他兩人看淡生死的因由是截然不同的。
小龍女是自幼受訓練，摒絕情欲，除了楊過之外，從來對一切事物都感情極淡；除了楊過，她沒有愛過、沒有恨過、沒有渴望過、沒有失望過。
一燈卻是在經曆過一切情欲愛恨之後，終于大徹大悟，從此看淡塵世一切、看淡生死。
這個分别太重要了。
一燈所代表的觀念是先入世而後出世的，引導他出世的道路是他對人世間痛苦的了解，因此他的出世人生觀之中，有很濃重的痛苦意識。
可以說，他的出世是極緻深情的出世。
這個出世人生觀的特質是慈悲心，驅使他去拯救在苦海及罪孽中沉淪而不自知的衆生。
慈悲心的另一種特質，就是舍己為人的精神：“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就是這種精神，這是小龍女或周伯通所代表的道家的出世人生觀所無的。
《天龍八部》第四十三回，在少林寺的藏經閣上，喬峰不忍百姓再受戰争蹂躏，斷然拒絕與慕容父子結盟，無名老僧便現身稱贊他“如此以天下蒼生為念，當真是菩薩心腸”。
其實，從金庸小說來看，以“出世”來形容佛家的人生觀也許完全錯誤，出世與入世的分别，應在于是不是認為一個人應“獨善其身”。
滔滔逝水 《倚天屠龍記》裡的“明教”，有異于金庸小說其他魔教的地方是，它不隻是一個幫會，而是在幫會組織之外更有一套精神信仰。
第十一回提到明教“食菜事魔”和裸葬的規矩，并且解釋裸葬的意義是每人出世時赤條條的來，離世時也當赤條條的去。
第二十回，明教教徒為死難者誦往生經文，盤膝而坐，雙手十指張開，舉在胸前，作火焰飛騰之狀，經文道：“焚我殘軀，熊熊聖火，生亦何歡，死亦何苦？為善除惡，惟光明故，喜樂悲愁，皆歸塵土。
憐我世人，憂患實多！憐我世人，憂患實多！” 第二十五回，金庸借楊逍解釋，明教原是在唐朝時從波斯傳入中國的“摩尼教”，就是因伸張教義“為善除惡”，變成往往與當權者作對，因而被朝廷禁得十分嚴厲，迫成地下組織，久而久之，便蒙上一層神秘色彩。
明教的人生觀既“入世”而又“出世”，其實準确一點，可說是有點基督教的ｏｔｈｅｒ－ｗｏｒｌｄｌｙ——“他世”意味。
就是說，這個塵世是虛幻短暫的，而且充滿痛苦和罪惡，我們在努力鏟除罪惡和不平之馀，必須謹記人間就是這樣的了，惟有到了另一個世界——“天堂”——才可以找到圓滿的快樂。
人世間是“涕泣之谷”，世人“憂患實多”，所以生亦何歡；度過死亡而至永生，所以死亦何苦。
在世上受苦的義人其實不應自怨，反而是沉迷在虛幻的喜樂悲愁中的人值得可憐。
不過，金庸的明教絕口不提另一個世界，當然也沒有“天堂”、沒有“永生”。
金庸把明教的人生觀建于極浪漫的詩的意念上。
與明教有關的還有一首曲兒和兩句詩，詩是波斯詩人峨默所造的，金庸讓來自波斯的金花婆婆黛绮絲教給殷離，由殷離在茫茫大海中凄迷地唱出來。
曲則沒有說明出處。
小昭在光明道中唱給無忌聽，殷離又繼續唱出來，金庸大概暗示都是韓夫人所教，但看内容，似乎更像中國詩人的曲子。
兩句詩是：“來如流水兮逝如風，不知何處來兮何所終！”曲就是前面引述過
金庸自己最喜愛的模範是範蠡，但範蠡不是“碰到頭破血流”之後飄然引退，他是功成身退，越王複國，他的責任也完成了，他要“退休”，又有誰能反對？我們隻能贊賞他不貪戀富貴，懂得急流勇退，更羨慕他能與心愛的人遁迹湖山，在淡泊中享其馀年。
退隐還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在今天的香港，這不是一個理論上的問題，而是最現實、最逼切的問題：九七當前，去還是留？去的不一定是自私，因為總要有人表達人類熱愛自由這個訊息，去，也是一種行動的抗議。
另一方面，留的也不一定是天真、樂觀或愚蠢，甚至未必是過度浪漫地以天下為己任，有時一個人的性情，就是雖然明知有危險也不忍離開的。
香港的去留問題比金庸小說的情境更加複雜，因為多了一層顧慮，就是去的人可能會打擊别人的信心；另一個問題是，留的人以為自己會留下去，于是領導其他人走上留的路向，如果他自己忽然飄然引退，他是不是應該要對這些人負責？ 三種出世 以天下為己任、社會責任心太重的人，弱點是過分認真，把一己的行為看得過于重要，也可以說，太過自我中心了。
武俠小說是英雄主義的故事，英雄、領袖，在他們的時代和社會之中，或者有不可代替的地位，普通人是不是應以英雄的人生觀為人生觀，是一個很深奧的問題。
現代管理學的格言是：沒有人是無可代替的。
到最後，殺身成仁已不是對社會的責任，而是一種極端個人的、對道德完美的追求。
“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從個人的觀點看，就是甯為玉碎、不為瓦全，與社會後果一點關系也沒有。
奇怪的是，從這個角度看，金庸最出世的一位英雄，跟“衣帶漸寬終不悔”的最入世的英雄，本質上完全一樣。
我是指令狐沖這個從頭到尾都對政治全無興趣的人。
他從頭到尾拒絕做任何組織的領袖，勉為其難地暫時做一下恒山掌門，也做得一塌糊塗；他根本沒有領導才能，根本完全沒有想過以天下為己任。
他看到各路人馬怎樣處心積慮要“一統江湖”，下意識的反應就是快點退出。
他隻願意在琴、劍、投合的伴侶之間，與世無争地度過一生。
然而，令狐沖是個天生的道德完美主義者，天生一副甯為玉碎、不為瓦全的脾性。
他外表不修邊幅，态度散漫不羁，但是在道德情操上，他絕對是個視最高标準為當然的人。
令狐沖是金庸小說唯一的一個徹頭徹尾出世的英雄，但金庸小說裡，出世的人生觀并不是一種，而是可以分為幾個層次。
“退隐”是一個層次，這包括了以天下為己任一番之後的退隐，和從未有過以天下為己任的退隐。
第二個層次是佛、道思想的出世，其中佛與道又不互相同。
道家式出世的代表人物有周伯通、小龍女；佛家式的出世，例子更加普遍，比如勸喻喬峰放棄報仇的智光大師，一舉而渡蕭遠山、慕容博兩人的無名老僧等等。
第三種“出世”，是與佛、道都不相同的浪漫思想，就是《倚天屠龍記》裡明教的信仰：“到頭這一身，難逃那一日。
受用了一朝，一朝便宜。
百歲光陰，七十者稀。
急急流年，滔滔逝水。
”小龍女與周伯通照徐複觀先生在《中國藝術精神》一書裡所說，道家的人生态度，其中就是“藝術地人生”，即是說，以藝術精神看人生。
藝術精神的要點是在于追求自然，追求個性的解放，發揮事物、個人的本質，在淋漓盡緻的發揮中體驗到快樂和達到美的境界。
這個人生态度，與儒家重仁義的人生态度最徹底的分别，是在于以儒家的人生态度，一舉一動都要顧及對社會的影響、發自做人的責任，但道家卻完全不講究“用”、“目的”、“責任”這些東西。
為藝術而藝術，為生活而生活，為存在而存在，無拘無束，就是道家“出世”的人生觀。
我從徐先生的解說中，看到一動一靜的兩個體現這種人生态度的方式，動的以“遊”為典型，而靜的典型就是柔美的形象。
在金庸的小說中，恰巧周伯通就代表了動的道家人生态度，而小龍女則代表了靜的一面。
周伯通視人世如一個大遊樂場，他陸上玩厭了就到海上遨遊，一個人雙手互搏也可以大玩特玩。
而小龍女不食人間煙火、不沾七情六欲的“豔極無雙”，就如莊子所說的姑射仙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
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
不食五谷，吸風飲露。
乘雲氣，禦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
” 徐先生解釋說，這是描寫“柔靜高深之美的精神的自由活動”。
熟讀金庸小說的讀者會記得，在《倚天屠龍記》卷首，金庸就引了一首丘處機所作的詞〈無俗念〉，說是贊譽小龍女的，其中就有“渾似姑射真人，天姿靈秀，意氣殊高潔”的字句。
《神雕俠侶》之中，周伯通與小龍女一見面便十分投合，但又全無瓜葛，因為他們是同一類極清淡的人。
但完全出世的人生觀，似乎無法成為金庸小說裡的一個主流思想。
它的作用，其實是烘托出“仁義為先”的入世人生觀。
楊過深戀小龍女，就如極入世的知識分子（如金庸），對放下一切社會責任而退隐，“且自逍遙沒人管”的無限向往。
慈悲為懷 《神雕俠侶》第三十回，小龍女初會一燈大師，楊過感覺到，小龍女與一燈相互知心，是自己與小龍女從來沒有的。
金庸是不是說，佛、道對人生的看法相近，反而是與入世的儒、墨人生态度格格不入？我認為不是。
一燈與小龍女心意相通之處，不過是在于看淡生死，但是他兩人看淡生死的因由是截然不同的。
小龍女是自幼受訓練，摒絕情欲，除了楊過之外，從來對一切事物都感情極淡；除了楊過，她沒有愛過、沒有恨過、沒有渴望過、沒有失望過。
一燈卻是在經曆過一切情欲愛恨之後，終于大徹大悟，從此看淡塵世一切、看淡生死。
這個分别太重要了。
一燈所代表的觀念是先入世而後出世的，引導他出世的道路是他對人世間痛苦的了解，因此他的出世人生觀之中，有很濃重的痛苦意識。
可以說，他的出世是極緻深情的出世。
這個出世人生觀的特質是慈悲心，驅使他去拯救在苦海及罪孽中沉淪而不自知的衆生。
慈悲心的另一種特質，就是舍己為人的精神：“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就是這種精神，這是小龍女或周伯通所代表的道家的出世人生觀所無的。
《天龍八部》第四十三回，在少林寺的藏經閣上，喬峰不忍百姓再受戰争蹂躏，斷然拒絕與慕容父子結盟，無名老僧便現身稱贊他“如此以天下蒼生為念，當真是菩薩心腸”。
其實，從金庸小說來看，以“出世”來形容佛家的人生觀也許完全錯誤，出世與入世的分别，應在于是不是認為一個人應“獨善其身”。
滔滔逝水 《倚天屠龍記》裡的“明教”，有異于金庸小說其他魔教的地方是，它不隻是一個幫會，而是在幫會組織之外更有一套精神信仰。
第十一回提到明教“食菜事魔”和裸葬的規矩，并且解釋裸葬的意義是每人出世時赤條條的來，離世時也當赤條條的去。
第二十回，明教教徒為死難者誦往生經文，盤膝而坐，雙手十指張開，舉在胸前，作火焰飛騰之狀，經文道：“焚我殘軀，熊熊聖火，生亦何歡，死亦何苦？為善除惡，惟光明故，喜樂悲愁，皆歸塵土。
憐我世人，憂患實多！憐我世人，憂患實多！” 第二十五回，金庸借楊逍解釋，明教原是在唐朝時從波斯傳入中國的“摩尼教”，就是因伸張教義“為善除惡”，變成往往與當權者作對，因而被朝廷禁得十分嚴厲，迫成地下組織，久而久之，便蒙上一層神秘色彩。
明教的人生觀既“入世”而又“出世”，其實準确一點，可說是有點基督教的ｏｔｈｅｒ－ｗｏｒｌｄｌｙ——“他世”意味。
就是說，這個塵世是虛幻短暫的，而且充滿痛苦和罪惡，我們在努力鏟除罪惡和不平之馀，必須謹記人間就是這樣的了，惟有到了另一個世界——“天堂”——才可以找到圓滿的快樂。
人世間是“涕泣之谷”，世人“憂患實多”，所以生亦何歡；度過死亡而至永生，所以死亦何苦。
在世上受苦的義人其實不應自怨，反而是沉迷在虛幻的喜樂悲愁中的人值得可憐。
不過，金庸的明教絕口不提另一個世界，當然也沒有“天堂”、沒有“永生”。
金庸把明教的人生觀建于極浪漫的詩的意念上。
與明教有關的還有一首曲兒和兩句詩，詩是波斯詩人峨默所造的，金庸讓來自波斯的金花婆婆黛绮絲教給殷離，由殷離在茫茫大海中凄迷地唱出來。
曲則沒有說明出處。
小昭在光明道中唱給無忌聽，殷離又繼續唱出來，金庸大概暗示都是韓夫人所教，但看内容，似乎更像中國詩人的曲子。
兩句詩是：“來如流水兮逝如風，不知何處來兮何所終！”曲就是前面引述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