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知無畏的王朔 蔣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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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成的套話，三言兩語就開打，用密切的動作性場面使你忽略文字，或者說文字通通作廢，隻是一個臨摹畫面的作用”。
進而，他批評金庸的文字，說他的浙江話、廣東話都入不了文字，“老金大約也是無奈……隻好使死文字做文章，這就限制了他的語言資源，說是白話文，其實等同于文言文……一個作家，對漢語言文字毫無貢獻，還不如去做個排字工。
” 對這些，我真有點疏懶下來了，覺得它們不值得我來批駁。
可是不徹底批倒王朔的這些謬論，未來的作家也許會像王朔一樣，誤以為寫文章、玩語言真的不必讀書，隻要在大街上轉轉，回了家就可以信口胡來、信手胡寫。
所以，我這個從不說教的人，隻好硬了頭皮“說教”一次，負起讓王朔們極力反感的“教化民衆的大任”，扯個蛋出來，并且“非要把蛋扯個大原則出來”，叫他“最惡心”一次。
首先，作家是幹什麼的？他們的職責難道僅在于對漢語言要有點貢獻？沒貢獻就不行？作家貢獻的大小應以他們在語言上的成績來排定？ 這樣刨根追問下去，遠古那些發明漢語言的人也就成了最好的“作家”？發明第一個字的人，就成了最優秀的作家？ 其次，金庸生于浙江，在說廣東話的香港發展事業，他可能用過這兩地的方言，寫文章卻不然。
我沒見過山西人就得用山西話寫作，其他人同樣；去國外以後，他們當然更不會用方言寫作。
金庸的文字既不是浙江話、廣東話，也不是王朔所謂的文言文，而是十分地道地繼承了明清小說的精緻的白話文。
金庸自己也表示過，他的文字是經多年努力煉出來的。
那份清淡、古樸、典雅的書卷氣和幽默，活着的大陸文人誰與比肩？ 我看難人能比！ 死去的倒有幾個，一是老舍，一是錢鐘書，一是林語堂——再排下去，他王朔也不在其中。
為什麼？ 不讀書嘛。
況且，語言不過是人類抒寫性靈、思情的工具，越是成熟的語言，越不需要你對它們有什麼新的發明，而在于你如何将它們碼得好看。
在這方面王朔是過關的，金庸至少沒比他做得差。
所以，僅就語言的“工具性”論金庸、王朔二者的優劣，我們說他們各有所長，但語言不隻局限在工具層面上，它的主要功能在于達到認識、交流或娛樂之目的。
從這方面看，王朔和金庸的差距，俨然一個在地，一個在天！ 金庸是講是非、明事理的人，博古通今，讀他的書我們能夠正面性地提高自身對于曆史、人性、社會、文化的悟性，增強進取、奮争的信心與勇氣，心頭總是燃燒着一點理想的光火，它溫暖我們的靈魂，至情而率真，在苦難的人間世，活得更像個頂天立地的人。
王朔的文字給我們什麼呢？ 是灰色，是冷酷，是永遠沒有希望的荒原，是紛亂無序，是茫然無解，是為無聊而無聊的“幽默”、調侃，是玩“笑”喪志，是反理性、無是非、反道德、不信仰，是除了王朔處身的現世環境再無其他的狹隘的小天地！ 這樣的天才也就成了“負面”性的！ 學過數學的人全明白，二維空間的數軸分正、負兩極，正極上越遠者數值越大，負極上越遠者數值越小。
如果說從認識價值來看，金庸是“正極”意義上的天才的話，那麼王朔就是“負極”意義上的天才，後者的天才越是充分發揚，距離人類的正确方向越遠——這就是王朔們值得批評的意義所在！ 當然，金庸并非是不可批的，一旦文章發表，它就失去了其私有化身份，成為公共性資源，具有了公共性的認知價值，清理謬誤，留下真知也就是批評家們責無旁貸的責任，因此任何人的文章都是可批的。
我也已經對他和他的作品做過了批評，發表了，同時收進自己的書裡去了，這裡就沒必要把它們再說一次。
至于金庸小說裡的“宣揚”暴力、濫殺無辜，隻要是智力正常的人，誰能将它們當真呢？ 金庸本人也不是沒有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告誡道：不必過于推崇武俠，武俠隻是小說的一種；年輕人要嚴肅緊張，個人風格不能像《笑傲江湖》裡的主人公令狐沖，一味追求“潇灑”，因為學生将來要服務社會。
“小學生看我的作品主要是看故事。
但最好不要看。
因為武俠小說是浪漫派的書，不真實。
小孩子尤其不要看《鹿鼎記》。
韋小寶太壞了。
”（《文學報》1999年12月。
） 所以，金庸小說的閱讀對象是有嚴格限制的，這個限制就是，你要有理智和心靈上的成熟，具備了明辨是非的能力。
我特意将這一點拿出來說，是因為金庸的小說确能迷惑許多青少年，其時他們各方面都沒有成型，悟性不到，認識偏頗，性情動搖不定，可以也經常把想象的世界當成了真實的人生，去反對秩序、反抗社會，有破壞而無建設。
我就遇到過一位高中女生，看過電視劇《鹿鼎記》以後，對韋小寶崇拜不已，聲稱自己想嫁給這個“壞蛋”。
這是受者的問題——受者的不足不能成為作者的不足。
做文章的人考慮的隻是作品本身，假定了讀者像自己一樣，也都是些正常的成年人。
起碼對于金庸來說是這樣。
如果面面俱到，什麼層次的閱讀、觀看對象都得考慮，那我們的作家，将寫不出一個字！ 因而，苛求一個幹實際工作的人，可以；苛求一個作家，許多時候行不通。
現實的實然，不可以推定做想象的當然、應然。
金庸的“不足”如此，王朔自己的許多小說何嘗不是如此？ 他的小說就“真”嗎？“過腦子”嗎？ 在這方面，他比金庸差多了！ 人家始終定位在娛樂上，王朔有時給知識分子罵急了，也會裝正經，寫一點不那麼商業化的東西，意在說明，不是我王朔寫不出，正經的我能寫，就是不屑，就是想裝壞，和你們知識分子搗蛋。
他允許自己胡來，對于金庸的遠不是胡來的創作，卻橫挑鼻子豎挑眼，從一個嬉皮笑臉的“痞子”，呱嗒一聲，将臉簾子落下，刹那間變作了正經，站到我們“知識分子”這邊，俨然成了個最大的“知識分子”，擔起批評别人、教化大衆的責任了！ 我不是說王朔不該批評，而是說你不搞批評則罷，搞批評就要定下标準，劃個道兒出來，一視同仁，不要左手拿着打人的棍子，狠狠地給别人一個悶棍，
進而，他批評金庸的文字，說他的浙江話、廣東話都入不了文字，“老金大約也是無奈……隻好使死文字做文章，這就限制了他的語言資源，說是白話文，其實等同于文言文……一個作家，對漢語言文字毫無貢獻，還不如去做個排字工。
” 對這些，我真有點疏懶下來了，覺得它們不值得我來批駁。
可是不徹底批倒王朔的這些謬論，未來的作家也許會像王朔一樣，誤以為寫文章、玩語言真的不必讀書，隻要在大街上轉轉，回了家就可以信口胡來、信手胡寫。
所以，我這個從不說教的人，隻好硬了頭皮“說教”一次，負起讓王朔們極力反感的“教化民衆的大任”，扯個蛋出來，并且“非要把蛋扯個大原則出來”，叫他“最惡心”一次。
首先，作家是幹什麼的？他們的職責難道僅在于對漢語言要有點貢獻？沒貢獻就不行？作家貢獻的大小應以他們在語言上的成績來排定？ 這樣刨根追問下去，遠古那些發明漢語言的人也就成了最好的“作家”？發明第一個字的人，就成了最優秀的作家？ 其次，金庸生于浙江，在說廣東話的香港發展事業，他可能用過這兩地的方言，寫文章卻不然。
我沒見過山西人就得用山西話寫作，其他人同樣；去國外以後，他們當然更不會用方言寫作。
金庸的文字既不是浙江話、廣東話，也不是王朔所謂的文言文，而是十分地道地繼承了明清小說的精緻的白話文。
金庸自己也表示過，他的文字是經多年努力煉出來的。
那份清淡、古樸、典雅的書卷氣和幽默，活着的大陸文人誰與比肩？ 我看難人能比！ 死去的倒有幾個，一是老舍，一是錢鐘書，一是林語堂——再排下去，他王朔也不在其中。
為什麼？ 不讀書嘛。
況且，語言不過是人類抒寫性靈、思情的工具，越是成熟的語言，越不需要你對它們有什麼新的發明，而在于你如何将它們碼得好看。
在這方面王朔是過關的，金庸至少沒比他做得差。
所以，僅就語言的“工具性”論金庸、王朔二者的優劣，我們說他們各有所長，但語言不隻局限在工具層面上，它的主要功能在于達到認識、交流或娛樂之目的。
從這方面看，王朔和金庸的差距，俨然一個在地，一個在天！ 金庸是講是非、明事理的人，博古通今，讀他的書我們能夠正面性地提高自身對于曆史、人性、社會、文化的悟性，增強進取、奮争的信心與勇氣，心頭總是燃燒着一點理想的光火，它溫暖我們的靈魂，至情而率真，在苦難的人間世，活得更像個頂天立地的人。
王朔的文字給我們什麼呢？ 是灰色，是冷酷，是永遠沒有希望的荒原，是紛亂無序，是茫然無解，是為無聊而無聊的“幽默”、調侃，是玩“笑”喪志，是反理性、無是非、反道德、不信仰，是除了王朔處身的現世環境再無其他的狹隘的小天地！ 這樣的天才也就成了“負面”性的！ 學過數學的人全明白，二維空間的數軸分正、負兩極，正極上越遠者數值越大，負極上越遠者數值越小。
如果說從認識價值來看，金庸是“正極”意義上的天才的話，那麼王朔就是“負極”意義上的天才，後者的天才越是充分發揚，距離人類的正确方向越遠——這就是王朔們值得批評的意義所在！ 當然，金庸并非是不可批的，一旦文章發表，它就失去了其私有化身份，成為公共性資源，具有了公共性的認知價值，清理謬誤，留下真知也就是批評家們責無旁貸的責任，因此任何人的文章都是可批的。
我也已經對他和他的作品做過了批評，發表了，同時收進自己的書裡去了，這裡就沒必要把它們再說一次。
至于金庸小說裡的“宣揚”暴力、濫殺無辜，隻要是智力正常的人，誰能将它們當真呢？ 金庸本人也不是沒有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告誡道：不必過于推崇武俠，武俠隻是小說的一種；年輕人要嚴肅緊張，個人風格不能像《笑傲江湖》裡的主人公令狐沖，一味追求“潇灑”，因為學生将來要服務社會。
“小學生看我的作品主要是看故事。
但最好不要看。
因為武俠小說是浪漫派的書，不真實。
小孩子尤其不要看《鹿鼎記》。
韋小寶太壞了。
”（《文學報》1999年12月。
） 所以，金庸小說的閱讀對象是有嚴格限制的，這個限制就是，你要有理智和心靈上的成熟，具備了明辨是非的能力。
我特意将這一點拿出來說，是因為金庸的小說确能迷惑許多青少年，其時他們各方面都沒有成型，悟性不到，認識偏頗，性情動搖不定，可以也經常把想象的世界當成了真實的人生，去反對秩序、反抗社會，有破壞而無建設。
我就遇到過一位高中女生，看過電視劇《鹿鼎記》以後，對韋小寶崇拜不已，聲稱自己想嫁給這個“壞蛋”。
這是受者的問題——受者的不足不能成為作者的不足。
做文章的人考慮的隻是作品本身，假定了讀者像自己一樣，也都是些正常的成年人。
起碼對于金庸來說是這樣。
如果面面俱到，什麼層次的閱讀、觀看對象都得考慮，那我們的作家，将寫不出一個字！ 因而，苛求一個幹實際工作的人，可以；苛求一個作家，許多時候行不通。
現實的實然，不可以推定做想象的當然、應然。
金庸的“不足”如此，王朔自己的許多小說何嘗不是如此？ 他的小說就“真”嗎？“過腦子”嗎？ 在這方面，他比金庸差多了！ 人家始終定位在娛樂上，王朔有時給知識分子罵急了，也會裝正經，寫一點不那麼商業化的東西，意在說明，不是我王朔寫不出，正經的我能寫，就是不屑，就是想裝壞，和你們知識分子搗蛋。
他允許自己胡來，對于金庸的遠不是胡來的創作，卻橫挑鼻子豎挑眼，從一個嬉皮笑臉的“痞子”，呱嗒一聲，将臉簾子落下，刹那間變作了正經，站到我們“知識分子”這邊，俨然成了個最大的“知識分子”，擔起批評别人、教化大衆的責任了！ 我不是說王朔不該批評，而是說你不搞批評則罷，搞批評就要定下标準，劃個道兒出來，一視同仁，不要左手拿着打人的棍子，狠狠地給别人一個悶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