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知無畏的王朔 蔣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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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過什麼“正規教育”，差不多都還是“無業遊民”。
這樣的女子，像《浮出海面》裡的“我”和于晶，《動物兇猛》裡的“我”和米蘭、于海蓓，《癡人》裡的“我”和那位自始至終不知姓名的女友等等。
所有“痞子”，一出場大體都一個味，最小的痞子是《看上去很美》裡的方槍槍，代表了王朔們的童年；後來這痞子慢慢長大，散見于他各個作品裡，經曆了少年期、青春期、青年期，目前可能正向着中年期奔呢。
現實社會裡的王朔，活到四十多歲的王朔，不就是這樣過來的嗎？從中你不是很能看出王朔們成長的身影嗎——這身子隻有年齡上的差異、職業上的不同，其他可有什麼明顯的區别？ 我看不出。
如此解讀後，我就可以這樣批評王朔：他的小說“情節重複”“選料不新鮮，什麼什麼都透着一股子擱壞了的哈喇味兒。
除了他，我沒見一個人敢這麼跟自己對付的，上一本怎麼寫，下一本還這麼寫，想必是用了心，寫小說能犯的臭全犯到了”。
（《我看金庸》） 我這樣批評王朔，他見了興許又不服，那就用他自個兒揭自己兼作辯護的話講： 我是寫自己的那類作家，俗稱不大氣，視野局限在個人一己之私的。
我也沒比誰多活一輩子，再寫，還是那筐人。
過去，寫得太零碎，僅僅是一些側面，也不免情勢所限，忽略了很多，誇張了一些，歪曲了大部分真相。
（《我的最大弱點：愛自己——而且知道自己》，《無知者無畏》第168-169頁。
） 從上面的話裡，我們能夠看得出，王朔對自己所做的一切全理解、原諒，他也希望得到别人理解、原諒，這是他的要求、标準，正當而合理；可對于金庸的“不足”——多處的“不足”又那樣想當然——他以另一套标準來要求，不予理解、原諒！ 對此，他或許并非故意，他的态度十分随便，他說過，他對金庸的批評，也是極其個人化的讀後感，無意于進行人身攻擊，“但我這人文風确有問題，一貫惡劣，寫出來就成了雜文”。
因而，“我說好說壞并不重要，本來是很随意的，沒想搞成跟學術争鳴似的一本正經的東西”。
（《文學報》1999年11月11日。
） 這是王朔一貫的風度、氣派。
他覺得寫雜文罵罵人是可以的，胡說也是允準的，而學術的規矩多，不好罵人，不好亂說。
因此，做“雜文”不像學術研究，不要講究，講究多了他就不知如何寫了，随意點好，隻有随意了，他才可以不負責任——在這事上他不想認真，就希望别人也不要對他認真。
在我們那個讓王朔看起來絕對不美的“傳統文化”裡，曾有一個條目，那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文化裡也有相近的内容，他們的說法叫做“你不願意别人怎樣對待你，你就不該怎樣對待别人”，或者叫“你願意别人怎樣對待你，你就該怎樣對待别人”。
這個條目被認為是全人類古來共信、不證自明的“金規則”，可以用來作為我們奠定全球倫理的基本原則。
（［美］斯威德勒：《全球倫理普世宣言》。
參見《東方》1995年第3期。
） 以此對照，王朔所犯的錯誤恰恰是這個。
他對于自己的過分理解、對于金庸的過分不理解，同樣是不道德的。
這種不道德，過去我隻在《聖經》裡見過，但人家是“上帝”，耶和華，至高無上，說一不二，有資格、有條件、有能力對别人用一種标準，對自己用另一種。
王朔是什麼呢？ 是人，平平凡凡的人！你的話語權有了，四處濫用，卻不能像“上帝”或者專政君王那樣，擁有壟斷所有話語的霸權。
沒有這樣的條件，就會有人站出來唱反調，罵罵王朔，讓你幹急。
具體地說，王朔的小說裡到底犯了些什麼“臭”呢？ 他寫得不錯的《浮出海面》、《動物兇猛》等作品問題都已不少了，即使是那篇哄知識分子高興、也令我心頭激賞不已的小說《我是你爸爸》，往死了去摳，也不是不能懷疑：那個叫着齊懷遠的女人太“騷”，不大注意女同志的莊嚴形象，和那個男人馬林生進入情況太快。
做兒子的那位則顯得太成熟了，思想、觀念那麼複雜，“智商”之高，辯才之勝，真不像個孩子，起碼不像是肉身性的存在，而是特殊材料捏起來的。
至于《看上去很美》裡的“我”方槍槍，有時就更不像個兒童啦——這孩子心理、智力發育太快，而且從小就痞裡痞氣的，做缺德事比二流子還老練百倍，金庸筆下的人物韋小寶在兒童時期也沒有這副嘴臉。
何以見得這孩子早熟、發育太快？ 比如，這個保育院的幾歲小毛孩，對人們的“屁股”就曾發過這麼一段感想： 屁股多老實啊……那麼腼腆，不愛聲張，默默地為我們做好事：承擔我們的重量，排洩我們的肮髒；從有限的口糧中節省出那麼一大塊脂肪墊在下面，使我們身上有一處容許人打又不疼的地方，走到哪兒都像給自己帶着個沙發墊兒。
……我對屁股充滿歉意，覺得自己深深得罪了一個多麼善良忠厚又謙虛謹慎的好屁股。
我擡眼去看所有人的屁股，都嚴嚴實實包裹在結實的布片裡，或扁或鼓——這一定是好東西。
（《看上去很美》，第57-58頁。
1999年4月。
） 按理說，這種年齡的小毛孩思考問題達不到這樣的深度，怪有哲理意味，王朔生怕别人不知道這孩子聰明得過了頭，又特意補上一句：那時候我還不知道屁股除了這些好處以外，還有不少，“譬如：遇到地震給壓在房子底下多活幾天燃燒的能量”。
小說家王朔，為什麼會出現這些常識性的錯誤、違背人性發展之時序呢？ 我看理由隻有一個，這就是他太重視講話了，一陷進小說創作中，嘴皮子就閑不住，兼以過日子緊巴巴，不得不言語泛濫，湊字數賣錢，或者為講話而講話，賣弄他的無所不知。
若單就講話而論，王朔所說的那些話，還的确是表現了獨特的語言天賦，在這方面他多多少少也比較自負、不服旁人。
因此，當他的朋友對他說金庸小說的一大特長就在于文字上有一種“速度感”時，王朔不以為然，他說那怎麼能叫“速度感”（所謂速度感，我想它大概指的是金庸想象力豐富，人物像運動場上的裁判，一出來就是滿場上跑，一刻閑不住的。
）呢，它們“無一句不是
這樣的女子，像《浮出海面》裡的“我”和于晶，《動物兇猛》裡的“我”和米蘭、于海蓓，《癡人》裡的“我”和那位自始至終不知姓名的女友等等。
所有“痞子”，一出場大體都一個味，最小的痞子是《看上去很美》裡的方槍槍，代表了王朔們的童年；後來這痞子慢慢長大，散見于他各個作品裡，經曆了少年期、青春期、青年期，目前可能正向着中年期奔呢。
現實社會裡的王朔，活到四十多歲的王朔，不就是這樣過來的嗎？從中你不是很能看出王朔們成長的身影嗎——這身子隻有年齡上的差異、職業上的不同，其他可有什麼明顯的區别？ 我看不出。
如此解讀後，我就可以這樣批評王朔：他的小說“情節重複”“選料不新鮮，什麼什麼都透着一股子擱壞了的哈喇味兒。
除了他，我沒見一個人敢這麼跟自己對付的，上一本怎麼寫，下一本還這麼寫，想必是用了心，寫小說能犯的臭全犯到了”。
（《我看金庸》） 我這樣批評王朔，他見了興許又不服，那就用他自個兒揭自己兼作辯護的話講： 我是寫自己的那類作家，俗稱不大氣，視野局限在個人一己之私的。
我也沒比誰多活一輩子，再寫，還是那筐人。
過去，寫得太零碎，僅僅是一些側面，也不免情勢所限，忽略了很多，誇張了一些，歪曲了大部分真相。
（《我的最大弱點：愛自己——而且知道自己》，《無知者無畏》第168-169頁。
） 從上面的話裡，我們能夠看得出，王朔對自己所做的一切全理解、原諒，他也希望得到别人理解、原諒，這是他的要求、标準，正當而合理；可對于金庸的“不足”——多處的“不足”又那樣想當然——他以另一套标準來要求，不予理解、原諒！ 對此，他或許并非故意，他的态度十分随便，他說過，他對金庸的批評，也是極其個人化的讀後感，無意于進行人身攻擊，“但我這人文風确有問題，一貫惡劣，寫出來就成了雜文”。
因而，“我說好說壞并不重要，本來是很随意的，沒想搞成跟學術争鳴似的一本正經的東西”。
（《文學報》1999年11月11日。
） 這是王朔一貫的風度、氣派。
他覺得寫雜文罵罵人是可以的，胡說也是允準的，而學術的規矩多，不好罵人，不好亂說。
因此，做“雜文”不像學術研究，不要講究，講究多了他就不知如何寫了，随意點好，隻有随意了，他才可以不負責任——在這事上他不想認真，就希望别人也不要對他認真。
在我們那個讓王朔看起來絕對不美的“傳統文化”裡，曾有一個條目，那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文化裡也有相近的内容，他們的說法叫做“你不願意别人怎樣對待你，你就不該怎樣對待别人”，或者叫“你願意别人怎樣對待你，你就該怎樣對待别人”。
這個條目被認為是全人類古來共信、不證自明的“金規則”，可以用來作為我們奠定全球倫理的基本原則。
（［美］斯威德勒：《全球倫理普世宣言》。
參見《東方》1995年第3期。
） 以此對照，王朔所犯的錯誤恰恰是這個。
他對于自己的過分理解、對于金庸的過分不理解，同樣是不道德的。
這種不道德，過去我隻在《聖經》裡見過，但人家是“上帝”，耶和華，至高無上，說一不二，有資格、有條件、有能力對别人用一種标準，對自己用另一種。
王朔是什麼呢？ 是人，平平凡凡的人！你的話語權有了，四處濫用，卻不能像“上帝”或者專政君王那樣，擁有壟斷所有話語的霸權。
沒有這樣的條件，就會有人站出來唱反調，罵罵王朔，讓你幹急。
具體地說，王朔的小說裡到底犯了些什麼“臭”呢？ 他寫得不錯的《浮出海面》、《動物兇猛》等作品問題都已不少了，即使是那篇哄知識分子高興、也令我心頭激賞不已的小說《我是你爸爸》，往死了去摳，也不是不能懷疑：那個叫着齊懷遠的女人太“騷”，不大注意女同志的莊嚴形象，和那個男人馬林生進入情況太快。
做兒子的那位則顯得太成熟了，思想、觀念那麼複雜，“智商”之高，辯才之勝，真不像個孩子，起碼不像是肉身性的存在，而是特殊材料捏起來的。
至于《看上去很美》裡的“我”方槍槍，有時就更不像個兒童啦——這孩子心理、智力發育太快，而且從小就痞裡痞氣的，做缺德事比二流子還老練百倍，金庸筆下的人物韋小寶在兒童時期也沒有這副嘴臉。
何以見得這孩子早熟、發育太快？ 比如，這個保育院的幾歲小毛孩，對人們的“屁股”就曾發過這麼一段感想： 屁股多老實啊……那麼腼腆，不愛聲張，默默地為我們做好事：承擔我們的重量，排洩我們的肮髒；從有限的口糧中節省出那麼一大塊脂肪墊在下面，使我們身上有一處容許人打又不疼的地方，走到哪兒都像給自己帶着個沙發墊兒。
……我對屁股充滿歉意，覺得自己深深得罪了一個多麼善良忠厚又謙虛謹慎的好屁股。
我擡眼去看所有人的屁股，都嚴嚴實實包裹在結實的布片裡，或扁或鼓——這一定是好東西。
（《看上去很美》，第57-58頁。
1999年4月。
） 按理說，這種年齡的小毛孩思考問題達不到這樣的深度，怪有哲理意味，王朔生怕别人不知道這孩子聰明得過了頭，又特意補上一句：那時候我還不知道屁股除了這些好處以外，還有不少，“譬如：遇到地震給壓在房子底下多活幾天燃燒的能量”。
小說家王朔，為什麼會出現這些常識性的錯誤、違背人性發展之時序呢？ 我看理由隻有一個，這就是他太重視講話了，一陷進小說創作中，嘴皮子就閑不住，兼以過日子緊巴巴，不得不言語泛濫，湊字數賣錢，或者為講話而講話，賣弄他的無所不知。
若單就講話而論，王朔所說的那些話，還的确是表現了獨特的語言天賦，在這方面他多多少少也比較自負、不服旁人。
因此，當他的朋友對他說金庸小說的一大特長就在于文字上有一種“速度感”時，王朔不以為然，他說那怎麼能叫“速度感”（所謂速度感，我想它大概指的是金庸想象力豐富，人物像運動場上的裁判，一出來就是滿場上跑，一刻閑不住的。
）呢，它們“無一句不是